血战苏伊士（61）：后记（上）_风闻

在最后停火的时候，以军在戈兰高地不仅夺回全部失地，而且增加了500平方公里的新占领区。在西奈方向，埃军依然在运河东岸占领两条狭长的桥头堡，共约1200平方公里，但南段第三军团的桥头堡已经成为孤岛，部队被完全包围，只有4天的给养，仅缺乏淡水这一条就足以使部队崩溃。另一方面，西岸以军虽然只有德维斯瓦一条脐带，但牢固地控制了运河东岸约1600平方公里的地带，并且处在动可以进逼开罗、静可以困死第三军团的有利位置。第三军团已经彻底丧失防空导弹保护伞，第二军团的防空导弹保护伞也往后撤了。

以军估计，埃叙方面阵亡总数高达15000人，其中11000人为埃及方面；受伤人数约35000人，其中埃及方面25000人。以军抓获8000多战俘，其中大部分是埃及方面。埃叙方面共损失约2300辆坦克，其中约1000辆为埃及方面，还有500多门各式火炮。以军在两条战线上阵亡总数2222人，5596人受伤，301人被俘，其中232人被埃军俘虏。以军伤亡有一半来自装甲兵，其中包括大量军官。在整个战争期间，平均下来差不多所有以军坦克都在某一时候中弹，不过大部分在战争期间就修好了，继续战斗。尽管如此，还是有约400辆坦克被击毁，还损失了25门火炮。

战争结束时，以军在运河西岸有约400辆坦克，埃军大约250辆。不过埃叙方面的阿拉伯盟军正在迅速赶到，伊拉克部队已经赶到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部队则赶到埃及方向。苏联援助也在大量涌入，停火后不到1个月，运河西岸的埃军又恢复到1000辆坦克的实力；3个月后，埃军坦克数量甚至超过战前，仅伊斯玛利亚以南就部署了1500辆坦克。

以军也没有闲着。除了来自美国的紧急援助，新缴获的埃叙坦克马上补充进二线部队，送到后方修复的坦克也在开回前线。但装甲兵伤亡严重，急需通过速成训练培养新的坦克兵。以军一方面担心埃及方面正在秘密策划破坏停火，消灭西岸以军；另一方面也准备停火一旦打破，立刻进攻东岸被围的第三军团余部（第7师和第19师）。为此，阿丹师受命在11月2日率部返回东岸，随时准备扑向第三军团，预计在11月4-5日发动进攻。马根接管阿丹的阵地，另一支部队接管图维亚旅在运河东岸的阵地，并警戒从塔萨到渡口的通道。叙利亚防线已经消停了，以军现在有机动兵力可用了。沙龙师全部移师运河西岸，一旦停火被打破，沙龙终于有更多兵力可以进攻伊斯玛利亚了，或者直接向开罗进攻。

停火之后，阿丹不仅依然是师长，同时开始履行自己作为装甲兵司令的职责，尤其是如何在准战时条件下急训坦克兵。战斗随时可能再次爆发，没有时间系统集训，也不能从前线抽调人员和装备用于集训，只有在现有车组中掺沙子，以老带新，在前线就地培训。新坦克到达时，刚刚急训出来的新坦克兵有了“自己”的坦克，继续训练。有意思的是，这时新到前线新兵的很多是犹太教神学院的学生，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不需要服兵役，但现在是国家危急，他们也参军了。按照犹太教规定，安息日必须用来全身心崇拜祈祷，不能劳作。但前线局势依然不稳定，战斗随时可能爆发，一星期最好有八昼夜可以用来强化训练，安息日不能训练怎么行呢？还好，犹太教里也有规定，拯救生命高于安息日法则，现在是战争时期，可以例外。

停火后，巴列夫再次退役，回到工商部长的职位。戈南调任南西奈司令部，负责苏伊士湾和红海方向的防务。副总参谋长塔尔调来负责南方司令部。以军对一旦停火打破有三个选择：埃拉扎尔和阿丹提议在东岸消灭第三军团的第7师和第19师，东岸被围埃军不仅士气低下，而且缺水少弹，裸露在以色列空军的打击之下，还在背后受到西岸以军的隔河射击，可以较容易地歼灭，然后以军战线只有西岸的西翼面向开罗方向，大大缩短，下一步干什么都方便了；沙龙建议在西岸直捣开罗，这样对埃及的军政打击最直接，可能导致埃及投降，但也可能打成僵持，而且已经退缩到埃及内地的防空导弹继续成为威胁；塔尔建议维持战争最后阶段的现状，阿丹师回防运河西岸，准备埃军进攻。当然，政治层面的交易也在紧张进行，停火最后维持了下来。10月28日开始，以色列和埃及在萨拉格公路101公里处开始停火谈判。基辛格最后向萨达特呈交停火协议，萨达特同意了，梅厄也同意了，停火正式开始。停火协议规定埃军可以向东岸被围的第三军团运送基本的食品、药品和水。1974年1月18日，以色列和埃及最后签订了脱离接触协议，以军撤离到运河以东30公里处，东岸埃军的兵力和部署受到严格规定，两军之间由联合国维和部队负责隔离。以色列和埃及的“以土地换和平”进程以1978年9约17日签订的“戴维营协议”为顶峰，以军全面撤出西奈，埃及承认以色列，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换句话说，萨达特的战争目的最终得到实现，埃及人踏上运河东岸后，就再也没有离开，最后一直把埃及国旗插到西奈全境。

塔尔的南线总指挥干得不长，因为与达杨和埃拉扎尔就一旦停火打破后以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有原则分歧，就任一个多月就在12月被撤换，阿丹接任南线总指挥。战争结束后，阿丹受到埃拉扎尔的挽留，继续留任装甲兵司令一年。原定的继任曼德勒已经在战斗中阵亡，装甲兵在战斗中受到重创，急需重建，阿丹原来就对装甲兵业务熟谙，现在又获得了海量的新鲜战斗经验，正是重建装甲兵的理想人选。战后调查战争责任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把以色列受到突然袭击的最大责任怪罪到埃拉扎尔，埃拉扎尔只能黯淡离任，时任驻美国武官摩德凯·古尔回国接任总参谋长。古尔是六天战争期间冲进耶路撒冷的英雄，古尔在指挥电台里高喊“圣殿山已经在我们手中”的声音已经成为犹太人的共同记忆。在十月战争期间，古尔成功地组织了来自美国的紧急空运，也躲过了战后以色列公众对军政领导层一锅端的不信任，成为理想的总参谋长人选。古尔离任之后，阿丹调任驻美武官。阿丹在2012年9月28日去世，终年86岁。

沙龙在十月战争中屡屡违抗命令，打乱指挥链，自行其是，要不是达杨保下来，巴列夫和埃拉扎尔已经把沙龙撤换了。阿丹和沙龙在战后都不说话，这至今在以色列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沙龙当然是有功的，但功过参半这个事实被沙龙为自己营造的英雄形象掩盖了。沙龙或许是以色列将军中最像巴顿或者隆美尔的：“你们只管往前冲，后勤自然会跟上来的”，但这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巴顿有美国强大得不可思议的后勤体系的支援，隆美尔在北非的沙漠里屡次吃后勤没有跟上来的苦头而不得不停止进攻，甚至被打回突尼斯，否则也没有蒙哥马利的事了。作为指挥官，沙龙从不以体恤部下出名，反而是经常训斥部下。沙龙还喜欢操纵上司。在军中，常以既成事实逼迫上司按他的主意办。离开军队后，沙龙的这个习惯带到了政界。在黎巴嫩战争中，沙龙试图操纵贝京，贝京愤怒地对沙龙吼道：“别忘了，这是不是听你的，是听我的！”当埃坦坚持总参谋长的职责时，沙龙在以色列国防部内部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小组，试图过一把“超级总参谋长”的瘾，绕过总参直接插手军事指挥事务，自然遭到埃坦的坚决反对。这个小组在沙龙离任后解散了。沙龙从来不是帅，最多只是将。这当然和他没有得到机会有关，但和他的个性和在军中的声誉关系更大。总参谋长不光要是杰出的战术家，更要是杰出的组织家和粘合剂。不能把将士们拧成一股绳的将军就不是当帅的料。沙龙在停火期间就再次退役，参选议员。1977年，他向利库德党高层建议，由他取代贝京参加大选，没有被采纳。接下来他又想挤进左翼的工党和中间派的民主改革运动党，也被拒绝了。于是沙龙自拉党派，还在大选中赢得两个席位。不过大选一过，他就把自己的新党派和利库德党合并了，自己在贝京政府里捞着一个农业部长当当。

作为农业部长，沙龙大力推动犹太人垦殖运动，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大建犹太人定居点。1981年贝京第二次当选，沙龙担任国防部长。但沙龙的好战连美国总统里根都看不过去，他在日记里写道：沙龙“好像巴不得打一场战争”。好战的沙龙得到了他的战争，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里，以军一路打到贝鲁特，最终迫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离开黎巴嫩。但萨布拉和夏提拉难民营的大屠杀给沙龙换来了“贝鲁特屠夫”的恶名。大屠杀的直接罪魁是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民兵，但控制战场的以军逃脱不了干系，作为国防部长，沙龙负有直接的政治责任。在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之下，沙龙最终改任不管部长。沙龙依然觊觎利库德党领袖的宝座。1990年2月，时任总理和利库德党领袖伊扎克·沙米尔在公开讲话时，沙龙竟然一把夺过话筒，质问“谁才致力于扫除恐怖主义？”妄图夺权。内坦亚胡第一次当总理期间，沙龙当过基建部长和外交部长，但直到内坦亚胡对阵巴拉克竞选失败，沙龙才当上利库德党的领袖。

2000年9月28日，沙龙一行人在1000多名武装警察的护卫下，蓄意挑衅地登上圣殿山，激发巴勒斯坦人的第二次大暴动，有意毒化正在关键时刻的戴维营和谈，间接导致巴拉克政府的垮台。2001年2月，沙龙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以色列总理。作为总理，沙龙不顾奥斯陆协议，下令把坦克顶到阿拉法特的家门前，直到阿拉法特离奇死亡。沙龙尽管好战，但是并不糊涂。在极力推动犹太人蚕食阿拉伯人土地几十年后，沙龙来了一个180度转弯，从加沙单方面后撤。2004年8月，9480名犹太移民被从加沙的21个定居点强迫迁出。2005年9月11日，以军从加沙全部撤出。沙龙的“以土地换和平”实际上是孤立主义政策，但还是遭到党内的强烈反对，内坦亚胡差点把沙龙拉下马，一些犹太教拉比则祭出一个古老的咒语，希望死亡天使要掉沙龙的老命。事实上，沙龙的“以土地换和平”相当于政治上的巴列夫防线，希望用消极的隔离和威慑强加只对以色列单方面有利的和平，不能根本解决中东和平问题。

2005年11月21日，沙龙辞去利库德党领袖职务，解散议会，另组前进党，内坦亚胡继任利库德党的领袖。2005年11月18日，沙龙心脏病突发；2006年1月4日，沙龙脑溢血突发，昏迷不醒，副总理奥尔默特接任。在几次抢救和手术无效后，沙龙进入植物人状态。一辈子悍勇、好胜的沙龙落得这个结局，真是人生无常。8年后的2014年1月14日，一直没有脱离植物人状态的沙龙去世，终年86岁。

巴列夫的名字不幸地与巴列夫防线连在了一起，尽管这根本不是传统意义的防线，战争开始时戈南对防线和哨所的错误决策使巴列夫背了黑锅。巴列夫出任南线总指挥之后，给南方司令部混乱的指挥秩序带来了沉着和效率，西奈和渡河作战是他军事生涯的最高成就，甚至超过出任总参谋长。战争之后，巴列夫再次退役，回到工商部长的职位，以后担任过工党秘书长、公安部长和驻俄罗斯大使。巴列夫在1994年5约7日在特拉维夫去世，终年70岁。

戈南在1974年退出军界。战后，负责调查战争责任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认定戈南不胜任，建议撤销所有军内职务。戈南认为这都是达杨的无能，不是他的错，甚至考虑过冲进达杨的办公室一枪崩了这个大嘴独眼的家伙。虽然后来以色列撤销了对戈南的指控，戈南还是充满愤怒地离开了以色列，到中非淘钻石去了。据说他要赚足够的钱，然后回到以色列要求重新调查，为自己平反。但他此后一辈子也没有回过以色列，而是1991年9月31日死在去欧洲的旅途上，终年61岁。

阿格纳拉特委员会洗清了达杨的责任，但达杨陷入深刻的悲哀。十月战争彻底打碎了他心中以色列不可战胜的信念。1977年利库德党的贝京当选，达杨虽然出身工党，但出任贝京的外交部长，亲自参与大力推动“戴维营协议”草案。但贝京认为巴勒斯坦土地是以色列内政问题，达杨认为应该包括在和平进程中，两人发生巨大分歧，贝京没有让他参加实际谈判。达杨在1981年10月16日心脏病爆发后突然去世，终年66岁。

由于以色列差点阴沟翻船，在战争中受到重大伤亡，埃拉扎尔作为总参谋长，受到阿格拉纳特委员会格外严厉的指责，委员会的报告把以军对形势的误判和缺乏战争准备的主要责任堆到埃拉扎尔的头上，建议撤销埃拉扎尔的总参谋长职务。埃拉扎尔对报告非常不满，指出委员会不应该将政治领导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对局势和战备的判断不是总参谋长一个人能决定的。他也指出自己在战争期间的正确决策，尤其是战争以胜利告终。关于埃拉扎尔的战争责任，一方面，他在战前也陷入“以色列不可战胜”和“阿拉伯国家不敢进攻以色列”的误区。作为以军最高军事长官，他可能不一定对误判局势负政治责任，但还是要负主要军事责任。另一方面，开战之初，他是保持冷静的少数高级将领之一，既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盲动、作出不切实际的决定。戈兰高地在经历最初的各自为战的死守之后，首先转败为胜。西奈战线比较复杂，埃拉扎尔保持了扎实的战略，首先确保战线不致崩溃，然后确保反攻后继有力。埃拉扎尔没有掉入“以军一出现在埃军后方，埃军就将全面崩溃”的经验主义陷阱，更不把以色列的国运建立在豪赌之上。埃军在开战之初的优秀表现已经证明埃军不可低估，老经验未必准确，与其将战略建立在敌人的心理崩溃上，不如将战略建立在粉碎敌人的能力上。以军战前对局势的误判正是由于对埃军心理的误判。事后诸葛亮不算，在国运攸关的时候，埃拉扎尔作出的是正确的战略选择。但面对公众的愤怒和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指责，他还是怒而辞职了。埃拉扎尔在卸任前，按以军惯例，到前线作最后的视察，也向官兵告别。北方司令部司令埃坦陪同老上级，在帐篷里度过尴尬的时刻，前线官兵依然对十月战争初期以军遭到几乎灭顶的突然袭击的指挥责任耿耿于怀。在赫蒙山顶，叙军一枚迫击炮弹落在离埃坦和埃拉扎尔一米远的雪地里，竟然没有爆炸。埃拉扎尔一定希望这发炮弹把他炸得粉身碎骨，那他至少是死在战场上。1976年4月15日，埃拉扎尔在地中海里游泳时，心脏病突发死了，终年51岁。一般认为，埃拉扎尔是心碎而死。以色列民众对阿格拉纳特委员会把梅厄和达杨开脱得一干二净十分不满，他们两人后来也在公众压力下辞职了。

在埃及方面，沙兹利在战争一结束时，就被解除军职，发配到伦敦去当大使。1978年“戴维营协议”签订后，沙兹利公开反对，被迫流亡。萨达特把战争失败归罪到他头上，1974年2月，萨达特在埃及议会表彰埃及军队对于战争的贡献时，沙兹利、瓦希勒（第三军团司令）、马蒙（第二军团司令）不在场，颁发勋章的时候也没有他们的名字。沙兹利为了以正视听，写了《跨过苏伊士运河》一书。因为没有事先得到埃及国防部许可，而且被控泄露军事机密，沙兹利受到军事法庭缺席审判，被判有罪，有期徒刑3年。1992年，沙兹利主动回到埃及，蹲了3年监狱。出狱后，沙兹利留在埃及，2011年2月10日去世，终年89岁。

伊斯梅尔在1974年12月26日因为癌症晚期去世，终年57岁。

萨达特没有在十月战争中实现自己的政治设计。战争打消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凸显了阿拉伯国家军事解决的局限。但十月战争间接地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战争把埃及和以色列都打得没有了脾气，埃及决定放弃军事解决，以色列则难说在没有战争教训的情况下是否会放下身架平和地归还西奈。萨达特在签订“戴维营协议”后，受到西方的一片盛赞，与贝京共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在与西方全面改善关系的同时，埃及在政治上全面去苏联化，因此也失去了苏联对埃军装备的技术支持。这也是中国与埃及军事技术合作的高峰，中国不仅提供了埃及急需的技术支持，也从埃军装备接触了苏联军事技术水平。但萨达特在阿拉伯世界里受到广泛谴责，包括埃及国内的反对。1981年10月6日，在埃及庆祝十月战争纪念日的阅兵典礼上，卡利德·伊斯兰波利中尉率领几个人，在车辆从萨达特面前通过时跳下，一面丢手榴弹，一面冲到检阅台前，把一梭子子弹统统打到萨达特身上，萨达特当即身亡，终年63岁。同时身亡的还有另外11人，包括古巴大使、一位阿曼将军、科普特基督教[1]大主教和埃及审计署署长，另有28人受伤，包括副总统穆巴拉克、爱尔兰国防部长和4名美军联络官。伊斯兰波利当场被捕，受到军法审判，在1982年4月15日被处决。有意思的是，卡利德的弟弟绍乌齐在1995年6月22日试图刺杀接任萨达特担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行动选择在穆巴拉克访问埃塞俄比亚的时候，绍乌齐带几个人在首都亚的斯亚贝机场进城的路上伏击，子弹把穆巴拉克的警卫车打得稀烂，但穆巴拉克的司机临危不乱，调头跑了，刺杀未遂。绍乌齐后来隐藏在伊朗，2011年5月“阿拉伯之春”后被引渡回埃及，受到军法审判，但在2012年2月以健康原因释放，这还是穆尔西尚未被军事政变推翻的时候。

[1] 科普特教派是独立于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原生的埃及基督教派，据传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使徒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