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大陆防疫下的真实心声_风闻

一月底我回到北京之后和大部分人一样，在隔离期间一边吃外卖吃得膘肥体壮，一边刷新闻刷得血压高升。那时在我身边的台湾圈子中，回到中国大陆的算少，一些人隔着海峡担忧地问，要带什么东西回北京啊？泡面要不要多带？

“不用、不用，咖啡奶茶麻辣烫随你选！”这话在一个月前我就不知道吼过多少次了。

一月底到三月的这段日子常跟一位也在北京的台湾朋友交换心情，我俩在北京都是差不多的模式──不看脸书也少看微博，“看到有认识的一个台湾同学在骂台商是生物武器，吓死”他苦笑。这阵子脸书把大陆(连同台商)骂的惨，微博把台湾人也骂的惨，我们这种玻璃心的和平派就默默退出舆论场。

但是我在二月时还是下载了微博的APP，不但朋友圈发的比往常多，且紧跟舆论热点：二月初对湖北官僚体系的愤怒、凤凰和财新等部分媒体内容的整改、李文亮医生、乃至于比较近期的“官员要民众感恩”、“发哨人”一文屡遭删除等事件。疫情至今少出门，晚上抱着手机刷微博，时而咳声叹气、时而义愤填膺。

疫情这些日子我发现身边的台湾朋友也是如此，以往只发吃喝玩乐朋友圈的人，开始痛批官僚害人。有一个也在两岸圈混的大陆友人偷偷问我，这次你们台湾人跟着义愤填膺做什么？

阴险一点的猜测，是冷嘲热讽、是藉机挑事、是以此声称“台湾民主”之优势──这一说套在对大陆反感、意识形态较浓的人身上是说得通的。但是对在这里生活多年的台湾群体而言不太准确，毕竟这批人许多长年累月地受到大陆同事的言论洗礼，就算不甚认同，了解的也多、想法也更丰富些。

为什么此次疫情大陆发生的一些现象会让我少见得义愤填膺呢？这可以分两个层面去说。其一，我，身为一个被大陆朋友洗脑数年的台湾人，还是会在一些敏感时刻反射性地跳起来，质问“凭什么啊”──这个敏感时刻，往往就是文章遭大规模删除、或是谁因为骂政府而如何如何之时。

其二就是，疫情之下发生的一些现象，确实加深了一些台湾朋友“幸好台湾没有这样”这种“两岸果然不同”的分隔感，但是毕竟食衣住行、生涯规划都在对岸，就算嘴上平时不承认，对于这里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大代入感和共鸣感。

以下，就分两大点来阐述一下心情吧。

台湾人看大陆：言论自由之辩。

这一次疫情先在大陆内部扩散，而后是海外，所以在疫情前期，因为瞒报、因为吹哨人事件，大陆舆论也有很大一部分在质疑媒体管控(和言论管控)方面。那时和身边的大陆朋友聊天，他们对此也非常义愤填膺，认为这种专家不敢言、媒体不敢言的现象非常严重。

但语毕，都会跟我强调，“许多事情有两面性，你看一下方舱医院多快建好”、“也不能因此断定疫情严重是体制之过”。

跟大陆朋友交往过程挺有趣，当跟大家讨论起“控管”这类话题时，许多人会先跟我说，“我们有自己的舆情和环境，就是这样，没办法啊”，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许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每个体制都有自己的毛病，台湾也是”。

**我常笑着回应，知道知道，许多事情要“辩证地看”。**因为我是台湾人，跟大陆朋友讨论这种话题，很容易对方就会产生“你凭什么否定我的体制？台湾这几年还不是如何如何”的保护心理。

在当下的氛围，当我跟台湾朋友或大陆朋友讨论“言论自由”时，究竟在想什么？首先得強調，批评言论管控，与“否定大陆体制”完全不能画上等号。

近年台湾非常害怕对岸崛起后，自己的生活方式会被改变──意即，台湾青年其实并不相信大陆的体制会改变，做好了**“对岸体制不变，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长期面对它”**之准备。台湾年轻一代，对大陆的“政治抗拒”，是出于“害怕大陆会改变台湾体制”。

在此情况下，远渡重洋到对岸打拼的台湾人，在大陆碰到的一些工作机遇，是过去没有想到的。同样地，若碰到这类“官僚瞒报”、“吹哨人”删文之事件，这种事情完全符合台湾社会对大陆“管制”的想象，那就会产生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

比如，若你问我，“你在大陆写文章时，会不会觉得不自由？”

“会啊。在台湾写文章，只怕会被网民骂；在大陆写，主要怕会被删文。”我会这样回答。

若台湾创作环境自由，为何不留在台湾？那我会回答“因为市场大，想写给更多人看，而且内容相关行业工资比较高”。

那为什么大陆内容创作者机会比较多、工资比较好？我会说，废话，经济因素。

那为何台湾经济差了这么久、官员还无解方？不是很自由、注重民意？我会回答，“体制不同啊，台湾四年就得选一次，官员都搞选举去了。而且大陆政府也比较雷厉风行啊。”

这与此次疫情，我对大陆防疫的看法，乃至于对吹哨人事件及媒体管控的心态是一样的。某些官员要民众感恩、急于宣传正能量的丧事喜办，“发哨人”一文不断被删除，这些让我感受到大陆朋友的深深无奈，我跟一位朋友说“台湾官员再无能，也不敢这么傲慢地面对老百姓”。

我和身边的台湾朋友会因为李文亮医生而熬夜刷微博，会接力转发“发哨人”一文，但我俩私下讲起在北京感受的防疫狀況时，也会说“其实北京做的还可以了。”

“对啊，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不抢物资、不恐慌，物流也很畅通，疑似病例都可以去医院检测，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恩，因为体制吧，一方面能管控谣言，一方面比较雷厉风行。”

批评，与“颠覆体制”、“全盘否定政府”完全是两回事。大陆一些舆论让我比较难以理解的就是，很容易把“批评政府”上升为“难不成你要变中东”？

更有甚者，官员看见一点批评，就认为“今天批评，明天就会上街，再后天领导看到了怎么办”，所以很多事一删了事。这种很强烈的维稳心态，都是我到大陆之后较不习惯的。

至于“言论自由”这种需要辩证的哲学问题，就个人经历而言，不太会用“没有言论自由”这样的词，我更喜欢说，在言论管制这一块，大陆百姓与政府部门，是在拔河。

有些时刻，舆情反应大了，可以看到中央灭火，也可以看到一些态度上的转弯。且自从微信公众号普及之后，常可以看到各种“出乎预料”的文章和民意出现，舆论场也更五花八门。

官僚管制思维依旧，但互联网造成舆论场的百花齐放是客观事实，不可全然无管制也是事实，箇中尺度如何定？舆论场，中央，相互拉扯下，并不是“无自由”一词可以解释清楚。

我只能说未来是持久的拔河比赛，好多时候，希望真实的声音可以赢吧。身为一个平头老百姓，也只能不断转发，期望看到一点改变。

疫情下的“同仇敌忾”之心

身為一個久居大陸的台灣人，很多时候生活在这里，为一些事情生气，其实分不太清，究竟是“为身边的大陆朋友生气”，还是跟其他大陆人一样，觉得“怎么能这样，能不能好好改进”。

或许自诩外人，但长久生活下来，“内外”的界线也会逐渐模糊。

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朋友，这阵子我身边的人发出批评、接力转发、给“方方日记”点赞，从朋友圈那些文字中其实根本分不清哪些是台湾北漂发的、哪些是大陆朋友发的。

界线都是人画的，碰到事情的反应、会有的情绪，在我看来大同小异。

老百姓啊，就想质问政府“为什么情况都这样了，还没有人给一个交代”──这是跨越海峡的人之常情，跟是哪种体制根本无关。

最近因为疫情关系赋闲在家，偶尔看看研究生时期同学的朋友圈，他们中的许多都已经结婚生子，我不是个善于跟同学维系感情的人，所以如今跟北大的同学们基本仅有“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君子之交。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那时刚来北京不久，跟同学偶然之间聊起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很讶异地发现大陆同学竟然对他评价负面，我激动地说“他成功让苏联民主化，支持选举和言论自由，是个了不起的人耶”──噢，那时该同学用“你这个傻孩子”的慈爱眼神看着我。

那时我跟同学教育不一样、立场不一样，常常大喊“你们好奇怪噢”。但是正因为受到许多友善的对待，才让我在今日的两岸关系冷冻之下，还是情愿相信所谓的“爱与和平”吧。能看见一次次舆情事件被重视，能与经济崛起后的大陆小青年分享看法，能开公众号写些“看这篇会不会踩线”的文章，这都是我十年前想象不到的冒险。

他乡亦是我乡，祈愿都好──批评与赞扬皆源于此，希望这份心往后也不会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