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抗击新冠肺炎，中国政府表现如何？_风闻

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面对新冠疫情，中国行政系统是如何从上到下运转的？观学院邀请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樊鹏老师，他指出，这次疫情对现有的组织形式、制度形态来说，都是超负荷的。这是一次重大的制度风险，也是一次大考。那么，中国政府的答题能力如何？在这场艰巨的社会公共危机中，政府的制度优势又是如何转变成治理效能的？

谢谢大家有时间来听我做这样一个报告，这次讲座的主题是讨论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我想抗疫的成果最终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价。**所以今天的报告只能说是一次评论——怎么样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找到一些线索，理解一些事情，更好地认识我们的制度。

这次疫情的定性，我们把它推得再高都不为过。它是一次重大的制度风险，是一次超负荷的危机，它对于我们现有的整个制度形态、组织形式、资源储备、制度能力来讲，都是超负荷的。

这次疫情爆发后，起初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配合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些许的失误。一旦把力量集中后，全国范围内的全面部署、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大局基本上是形成了的。地方治理中间确实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不少经验教训。

总的评价，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值得一提：

**第一，**我们基本采取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战略。这个战略就是传统防疫方法，加上了党和政府的积极干预，利用了我们现在国家储备和能力优势。传统办法是封城，为前线做贡献。总的干预策略，我觉得也是处理的比较得当的。中央及时出手，确定了一个立足于地区的特点。还有疫情防控的总形式，把武汉跟湖北作为一个主战场，其他省份采取所谓的分类指导，然后严守几道防线。目前，疫情还没结束，但积极向好的态势确实在逐步拓展。

**第二，**各方面总体上还算比较高效，也是一次整体性危机的演练。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党政军群的高效协同。**除了党政军群的体制内各机构的协同外，对于新技术企业的群体参与，都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演练。**如果光从国家这一块来看，我们动用的力量极大。2月29号，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披露国家派出精锐医疗力量达到了42000多人。

**第三，各方面基本没有顾此失彼。**总书记提出疫情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事件，而是涉及全方位的工作。社会的影响面巨大，关涉到物资保障、工业、生产、民生、社会治安等等领域。我弟弟是做物流的，整个运行期间，他的国际贸易往来没有停止。

另外还有国际交往层面，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和国际物资的供应仓，我们还要承担着稳定国际经济形势的责任，各方面总体上没有顾此失彼。武汉前几天曝出来，外地滞留在武汉的人员，没有得到比较好的关照，变成了乞丐。但武汉市民政系统很快启动了救助，而且发布了救助指南。

**第四，**我们也要有信心，**把危机当成一次契机。**总书记说要化危为机，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写了一篇文章，说疫情发生在我国应急管理的转型期，我们可能有很多问题做得不到位，因为还在转型。另一方面，这次危机对于应急管理体制，对于我们国家应对重大风险的能力提升，也是一次不错的契机。

下面我来讲基本的观察视角，会分****三个出发点：

**第一，**对于政府来说，全世界范围内，政府都不是上帝。因为任何的决策、应对都需要时间成本、信息成本、资源成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这次跟2003年非典比，情况更复杂，包括爆发的时间点，武汉特殊的地理位置，春运大流动等等。另外，我们的公共舆情波涛汹涌，在信息革命条件下，我一点也不觉得政府所拥有的信息和知识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下，决策当局的信息流不见得更加高效完备，所以都需要一点成本。

**第二，**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危机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社科院还好一点，还要搞研究，但大部分人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对中国政府来说，对中央来说，没有停下来，没有任何一件工作停下来。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危机没有改变中国政府运行的基本任务，它需要均衡，需要兼顾。**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中央政府、各地政府也不能只管疫情，仍然需要十个手指弹钢琴，**不能顾此失彼。所以在各个环节，包括疫情早期、爆发初期，到最后总要反复地考量各种因素。

疫情出来后，上海的张文宏教授也讲，**如果我们再不能有序恢复生产，可能将来死掉的人甚至比我们这一次牺牲的人还多。**为什么？因为整个社会的运行需要各方面配套。这次公共卫生事件的所有压力，基本上都集中在党和政府，他们要处理各种疫情的问题，还要处理各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防止次生灾害。

最后一点是什么？

我们政治学上，有一个术语讲Muddling through（泥泞前行）决策，考虑到信息和时间成本，所有决策实际上是一个过程。同样，处理危机的时候，政府很难在一个时间点或在一个平面上把所有问题都处理完。

不管是决策还是处理，一系列的问题，都只能是兼顾。这边顾一下，那边出了问题在那边顾一下，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问题出来后，**你要解决，是需要一定的资源、一定的条件的。**也就说尤其是处理这种整体性，危机和超负荷的挑战，没有绝对的高效率。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薛澜教授在他前几天的文章里说，武汉一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马上向中央请求大部队的增援，就不至于后来大量的感染者聚集在医院，这实际上是给交叉感染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他说等到后来确定了应收尽收，之后增援才大规模过来。

我不是特别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一开始大部队过来，可能连医院也没有……大概不能做这种回溯性推定。**任何一个决策决策的进步，都是过往经验的贡献，以资源储备、有限调整，甚至牺牲为代价的。**所以看似是缓步往前走，是因为各方面的医院资源储备好了。这实在没办法，因为现实世界的决策不是打游戏，设定程序就启动了。

下面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六个方面给大家展开。

现在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

这次在很多环节上都涉及到中央和专业管理，即政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问题。很多层面也涉及到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或者说是中央统筹与地区统筹之间的关系。这里边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总结。

**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什么？**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们在面临一系列重大的风险与考验的时候，实际上一定要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需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需要发挥地方信息的优势，和守土有责、因地制宜的双向优势，也要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发挥专业化的治理、专业化知识信息的优势。

但我们这次在疫情防控的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出现了问题，在强化统筹和专业管理间，在强化集中统筹和疫情防控的许多重要领域，关键环节的分布式管理和临机的决策间，**确实暴露了一些矛盾冲突、甚至是权责配置的问题。**前期信息披露的时候，有一些经验主义的错误，一度贻误时机。还有因为依法报备、层层授权等一些原因，确实贻误了时机。

疫情爆发后，在湖北一些重点疫情防控的地带，有些资源的配置过度讲究，集中审批，物资发放方面出现了问题，需求方又拿不到资源，出现了这样的结构性矛盾。

但咱们还是要客观地来认识这个事件。在任何的管理体系中，包括国家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它的资源、信息和交易都是分布部署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机械的。它是一个各方面的反应和总体的职责任务之间，实际上要有一定的成本。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另外的基本点。很难讲马上就启动战时模式。可能在一个地方是可以的，比如浙江、广东，它们启动的比较早。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刨开了来看，成绩和教训要分头来总结，不应该顾此失彼。

那么我先讲优势，对中国的强大制度怎么理解？我们有一些问题，后期得到了及时的纠正，不可以忘掉最大的隐藏主体，就是**中国巨大的制度优势——集中统筹。**集中统筹是克服各方面信息不对称，调动全国四面八方各系统高效协同，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关键。

疫情爆发后，在关键时间点、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上有一点点晚，但不算太晚。中央加强了对疫情防控的顶层部署，而且通过集中统筹的安排，解决了一系列问题。这次我们提到集中，提到统一，提到国家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几个主体大家一定要清楚。

一个是我们的最高决策者，一个是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综合的研究部署。再往下就是中央的指导组，是下派到地方的。再往下就是国务院应对这次肺炎疫情，联防联控的工作机制。这是一个多部委的协调工作机制平台。

**第一，****全国范围内的防御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由中央统筹安排的。**中央第一时间做的事，就是综合研判，及时制定疫情防控的总体目标、战略策略。第一时间把湖北和武汉作为全国的主战场，把其他省份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来做。另外我们中央层面决定全国延迟，开学错峰出行，这一系列的举措，大家不要小看，实际上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统筹安排，系统性的风险会在第一个层面上就出现，各地方各地区就会六神无主。

第二**，损有余而补不足。**整个疫情防控期间，针对北京、浙江、广东这些人口的流动大省，及针对湖北以及周边省市救助，实际上，中央制定了特别指导和支持力度，从1月23号开始，也就是春节前中央就已经指示了财政部，第一时间给湖北下拨了10亿资金，支持湖北省开展防控相关工作。这个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第三**，人事布局和监督激励机制，**这个也是中央在做的。总书记在23号那天讲话中也提到，针对重点疫情地区出现了一些严重的情况，中央是正视出现的问题的。随后及时督促整改，整个制度激励、机制干净、担当，是必要的。谁也不能否认干部牺牲很大，这一次考验干部，但基本的制度架构、人事布局，中央洞若观火，一直在跟进。包括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领导班子作出的重要调整，根据形势的需要走马换将。这些是根据形势需要，该做什么就及时出手。

**第四，****高强度的科研攻关。**大家不要以为这种东西可以靠分布式管理解决。当然我一开始还抱有幻想，觉得疫情出现后，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实验室在拿到中国的病毒基因序列后，开展科学研究竞争，有利于早点研发疫苗。但我后来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了解，中央出手、国家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在病毒的溯源、传播的机理、医疗的救治、药物的筛选、疫苗的研发各个环节，不能没有中央。这些数据如果没有中央的严厉的要求，没有人会把信息跟同行共享，而且需要巨大的资源保障。

**第****五，医疗力量和重要物资国家统一调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疫情开始初期，有些地方开始疯抢物资。应该到湖北的物资，武汉拿不到。最后是中央来出手干预，重要物资实行全国的统一调度，建立了交通运输的绿色通道。大家也知道云南大理，由于他们在物资方面的一些不正确的举动受到了惩罚。

后期先后组织了29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力量，调派了将近330多支医疗队，42000明医护人员，另外还有19个省份的对口支援，控制疫情的次生灾害。疫情爆发之后，在经济生产、舆情引导、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等各方面，是没有时间顾此失彼的。**这种事出来实际上不是增强了中央的权力，而是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为什么？因为各个地方会强化自治，强化自利倾向。广大农村大家也都看到，甚至都把路堵上，不让外面的进来。实际上是把交通线路物资的渠道给堵住了，非常麻烦。中央及时的出手，对这些过头的行为加以纠正。我们还是要正视这一点，不能厚此失彼。

但是确实宏观制度层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我刚才提到了，在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上，我们有一系列的教训来总结。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前期直报系统和信息化，体系作用发挥的是不够的。非典之后，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钱，建了一套疫情报告的信息系统，但确实没完全达到效果。本应该及时发布的信息，实际上因为层层上报，增加了成本。另外应该共享的数据受制于一个信息的孤岛，极大地增加了各方面的信息成本。这一次我们国家的重要人物，**比如钟南山院士也都提出来，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觉得可能这一类的机构，起初确实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但钟南山讲的意思是说专业机构的规格还是应该要高一点。因为现在跟其他国家比，我们国家专业机构的规格，确实是不足够的。

另一方面从专业的视角来讲，也不能完全是规格的问题，还是要相对独立，要更加集合，专业力量要强。还要有比较好的国际合作和透明度。

最后，很多人可能会忽视能力建设的问题，这点很重要。我5年前参加过一个小型沙龙，是当时贵州疾控中心的朋友，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份报告，发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他讲县一级的疾控人员，相对闲杂人员多，专业人员少。贵州省的县级单位专业人员的配置只有13个人，跟其他行政部门比，地位确实也偏低，甚至CDC管不了医院。这里面确实有一些需要检讨。我觉得可能需要公共卫生专家给予更多意见，但我也要提醒大家，不要绝对化。**中国还是要探索一个比较符合中国特色的体系。**我觉得预警专业功能要强化，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政治上负总责的还是党和政府。

**另外一个就是在处理央地关系方面。**我们在灾害救助的前期确实是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我认为物资供应的结构性失衡、一些地方应对不力、部分的资源配置、重大的决定等，需要层层报批审核一系列的复杂流程。过度中心化的决策，其实阻碍了资源配置和救援的高效实现。我们这次要吸收教训，在这些重大的危机中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集中的确认反馈才执行。在某些重要的环节、某些重要的领域，过度中心化的这种决策机制，或者过长的决策链条，并不有利于疫情的防控或危机的处置，反而会推高决策成本，贻误救援的时机。

而且还容易出现权责交叉、职责脱节。这种情况下，一个高度中心化的决策，在某些方面要让位于分布式的管理、临机决策。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跟历史上一些好的经验学习。**因为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在重要的事情上收放自如。**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你还是要放。中央决策者或者中央权力和他的地方代理人之间能够更好的形成共识。哪些任务我们要干什么，分头来做，地方不能完全靠命令来实现，应该有一些基本共识。地方决策者可以在权责一致的情况下分头行动，对围绕总体利益能够形成判断能够分步实施。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这方面还是要科学化一点，要围绕政治科学的关系，或者围绕央地关系、政府层级间关系，做一些科学的研究，甚至是做一些试点。病毒研究、信息发布、疫情应对、物资供应、后勤保障，这些社会稳定、国家团结方面，到底哪些方面交给地方、中央来做。跟10年、20年前比，今天的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可能需要综合研究、系统的谋划一下，对顶层的思考再加深一下。

**第二个方面，地方治理体系的运行。**这次大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确实还是应该多多从制度上、从能够改善的那些角度考虑，不要做一些过多的道德风险的假设，因为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一次，浙江、广东、河南、四川、海南，做的非常不错，尤其是浙江、广东。而武汉等重点疫情地区确实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武汉初期实际掌握一手的资源和人才，而且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物资储备的中心。大家知道全国前10名的大型综合医院，武汉就有两家。全国红外测温仪的研发前三在武汉，有1000家生物医药公司，还有我们的中建三局，甚至全国唯一一个高级的病毒研究所也在那儿。应该说资源储备不错的，但最后疫情爆发初期，地方治理从政治学上来讲，出现一定程度的紊乱。在整合资源、统一调度、分层诊疗、属地协调等方面，一度出现了指挥适当、应对无序，甚至效能不足的问题。地方治理的失灵，各级机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力量分散，这些问题还是有的。有的地方提出来，在治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六神无主。这就跟我们打牌一样，不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步调。我刚才提到超负荷危机的挑战，起初确实面临的是一个临床之危，封城之危。**随着时间推移，它几乎压垮体制，整个的制度、机构、人员的所有承载力都在进行集中的冲击，**甚至瓦解了一些系统功能。

我刚才也提到，整个在管理体系中，人才资源布局实际上是分散部署的，很难形成制度合力。时间成本、信息成本，我们的官僚系统、行政系统，第一时间反映的是有限授权。**守土有责就是我第一反应——我这个地方不能出问题，**我是公安，我不管你别的。我先管着社会不要失序，所以第一反应都是本职权范围内，不能出问题。所以这就造成有可能在没有设定统一目标的情况下，各个系统只对他自己那块负责，比较欠缺总体性的责任相互磨合。尤其是现在大家也都清楚，在问责制下，遇到这种不确定性时，各方的反应会比较激烈。

过去遇到事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相互协商，相互让渡资源，相互补台。但这次一定程度上暴露出的是各自为政的问题。各个方面为了避责，也有可能会选择一些刚性手段，矫枉过正。这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地方权威。**但我们总体还是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权力相对集中到了这个地方，尤其是中央在后期走马换将后，各职权相对的统一到了省和市一级层面。这是中央及时的干预、监督、支援、支持的结果。

**第二个方面，相对比较及时灵活地调整防控策略。**走马换人之后，湖北和武汉都尽快对防控指挥部的构成进行了重组。对社区的管控方式，也进行了升级。另外，地方在救援的过程中，总体上是一个资源保障的持续递进、生产性激励机制。各方的目标，逐步地聚拢，制度执行力跟治理能力，应该说是得到了逐步的增强。我们还要看到这次为什么早期出现这么多问题。说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我们各级各类机构的职责调整和权责关系的调整，还没完全到位。我们的各级各类机构和干部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还应该要重点再研究。

另外，我们实际上要能够保证地方在重大的问题上相互让步，相互补台。地方能够担责的要担起来，不能说这个事情大家都围绕着大局来，最后跟我本系统的职责相互违背，我要被问责，这个是不行的。一旦重大的问题出来，**只要我所有的事情朝着总目标来，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权力、资源给你补台。小问题要服从大局，**这个就是危机的特殊性质决定的。

第二**，协商共治。**在特殊时候不能厚此薄彼，权力的运用要注重均衡性，要能够往大局上统一。还有一个，严管厚爱。总书记在12月15号提出，对整个干部的担当、忠诚、干净这样一个问题。在疫情防控中后期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要关心爱护，一方面是严格监督。该督察督察，该问责问责，大刀阔斧，该关爱该激励的，火线提拔，两只手都硬起来实起来。

**第三，社会力量的参与。**过去机构改革比较强调党政军群高效协同，这次给我们一次很深刻的教训：**处理重大危机，只靠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不行，还要联动广泛的市场社会，**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治理系统。任何危机的防范不能只有充裕的人力，除了党政军群体制内，还应该有更高效的组织形式，更充裕的社会运力物资的保障。

大家知道起初的时候，因为封城，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市场化、社会化的渠道封锁。这个没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只能这样。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广泛动用一系列社会力量。但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一开始针对红十字会事件，舆情非常的汹涌。因为物资的配置问题，它的组织效能和公信力受到质疑。**红十字会这类社会救援团体，到底在他们的权力规范方面，是不是必然地存在一些道德风险？**这可能有一定的争议。我们也不要太武断的下判断，但类似的机构在人力的配备、信息化的管理以及组织的运行和效率方面，应对这种大型的公共危机，可能确实缺少一些必备的能力。

**这次我觉得给我们一个重大的经验是什么？**应对危机，中央、地方和社会三大主体，都没有忽略外围的资源和运力。地方、全国、各个省市基本上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充分地把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慈善组织，甚至志愿者、社工动员起来。

深圳就做得非常好。深圳第一时间利用社工、志愿者服务团队的专业优势，直接投入到疫情防控的一线。当然这取决于深圳有非常强的专业防控能力。另外一个层面，在防控的关键时刻，民政部联合了国家卫健委，发布公告，积极动员本地社会组织、参与疫情的防控，同时他们还有针对散布虚假消息的社会组织。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社会层面。**中国在册的有86万社会组织，这86万社会组织还存在一系列能力的欠缺。人才队伍各个方面还不是很成熟，但总的来说，他们参与公共危机的意愿、能力都非常的强烈。这次他们在分布式汲取资源和点对点资源方面，显示出来非常强大的组织优势。为什么这么讲？大家也看到了，这次疫情防控中有一些表现非常突出。在抖音上，韩红的基金会，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明星的粉丝团分布式地提供医疗物资。我在无锡慈善基金会的朋友，他们在无锡寻找了300个家庭，点对点来陪伴疫情中失去至亲的人，对这些家庭进行关怀。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这一次社会领域的参与不是完美的。**我的导师王绍光教授也提出，我们不能天然地假设公民社会是完美无缺的，它起到的是互补作用。从这一次来看，里边也有一些问题。各个地区，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参与的效能还不是很均衡。这个问题我们也能够感觉到有些地方还是不错，发挥的功能比较好。但另一方面，在社会资源的供应、远程支援或一些环节的有效对接方面，还是有些问题的。

尤其封城之后，政府对救援渠道相对比较垄断。这种情况下，整个的社会运行的空间比较受限，各方面要审批审核，将来可能还是要很好的研究这个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够把社会系统或社会救济体系从国家救援体系的壁垒更好的打通，这个还是有空间的。未来的方向我觉得我们是毫无质疑，应对这种危机管理的巨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府机构一定得是要放弃一种想法：自己拥有最完好的信息、最高效率的组织。这个想法要谦卑一点，增强一点理性的专业主义。

**除了社会组织之外，还有大型的新技术公司，**这也是社会里一种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我自己觉得起初还是整体有序的参与，各方面社会组织专业力量还是有的，尤其深圳这些地方。另外浙江大量的技术化储备，这些专业组织的介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第四，技术公司的参与。**技术公司这次跟过去相比，是大范围的参与疫情防控。因为技术公司在整个的大数据管理、远程诊疗、分布式管理、物资保障等各个方面，发挥了很主要的作用。他利用自己数据管理的技术优势、科技算法，甚至远程呈现，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全国人的线上生活方面。我们获取权威信息的入口，搜狗、百度都提供了服务，科大讯飞也参与向全国省市地区提供智能输入的终端服务。阿里在病毒的全基因检测方面出了不少力，当然它也有很多物资的支援。京东、菜鸟实际上支撑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广泛调动运力，我们的顺丰应该说是重要的物资运输的生产线。另外阿里健康也有一个在线诊疗的呈现，百度、美团对用户的实时扒取、整合、分析，这些都非常关键。腾讯、字节跳动也都向全国开放了他们的办公软件。

23号开启一级响应的浙江、广东这两个地区，尤其是广东的深圳，是顶尖技术公司技术储备资源最多的地区，难道这是偶然吗？河南也发布得比较早，大家不要小看河南，河南对技术公司非常重视。这次河南第一时间就用了一个技术公司，采用的是国内比较早采用的个人生物信息采集系统。

我长期以来都觉得新技术公司介入公共服务是政治领域的现象级事件。它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很巨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技术公司凭借新型的技术形态，以及比较高效率的组织形式，正全面介入公共治理、公共危机的防控。这也标志着将来更多的公共行为将跟新技术企业深度的捆绑。如果你脱离了新技术公司的支持、政府的重大部署，你想得到非常高效的落实，可能会非常难。

**社会的重大救治和知识运营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融合新技术力量更高，组织形式开展公共治理一次实践、一次演练非常重要。未来政府的组织形式我觉得也会加速的变革，行政管理的形式都会加速变革。

我们的主要决策者显然意识到这一点。2月29日在《求是》杂志上，总书记发布一个重要文章，健全国家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文章里就提出来，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他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数据来发挥支撑作用，在疫情监测、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方面。所以我觉得未来方向非常显著，中心管理体系是个主流，未来各方面关系国计民生的这些数据，可能会逐步由封闭走向开放。

完全中心化决策可能会像技术公司更加的开放。政府想谋求大规模快速行动能力，如果缺乏技术公司支持可能会比较难。大家知道信息收集和低级别的传送，现在最厉害的就是百度。新浪行业大规模运营能力，数据叠加的能力是阿里、腾讯。强大的高技术的行政能力，将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强化。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分布式管理，这些技术公司的能力会空前加强。**另一方面我也想提醒大家的是务必要防范这个东西，**十九大报告里有一句话，要建立健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参与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我们今天可能对它的利用、协同是不够的，但我们的监管也是不够的。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未来新技术公司可能会全面透过它数字化管理能力，重塑社会的基础设施。**这样大量的数据分享，数字化基础设施，要处理重大的危机和复杂性的社会治理问题，我们都将依赖于技术公司的数字基础设施，不再完全依赖于我们的高速公路、电信、传统的基础设施。

大家一定要清楚整个社会的功能主体和新型的社会稳定器，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次我们的疫情防控，发挥传统的家庭、单位的功能。我们每天现在都填报表，甚至填好几个，这都是守土有责的表现。可是大家清楚吗？这些效率都是很低的，新型的社会稳定器和政府的协同助手，我们不应该忽略他们。但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加强数据保护和市场监管。

**第五****个方面，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基层社区治理体系，**这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疫情爆发以来，社区是一线力量。从湖北看得很清楚，社区处理不好的话，堆积的问题很多。一旦风险延伸出来，你要以几倍的成本来补偿。如果第一时间防控好、分诊治疗好、处理好，那么就会极大的降低。我们讲了很久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这一次看来在大考面前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反思精神。

我看了一个报道，武汉有2000多个社区，街道干部、社区居委会、公安、物业，加上下沉到社区的3万多党员、职工，整个摊到每一个社区只有10来个人。**10来个人是什么意思？你要对10万人的社区全面排查，**大家想想难度。这次疫情的防控，应该说是一种高度自治的状态，各个地方都会强化比较多的资质。甚至我们一个领导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高度自治的时机。一个市长可以发布战时动员力，一个街道办主任一个村长可以实施戒严。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需要社区更好地把他们的行为行动统一到上面，统一到要维持好地方法治秩序，实际上都有一系列的风险考验。社区实际上是做出来了极大的牺牲，或者说是付出。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同与中央提出来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样一个政治要求相比，与我们日益频发的重大社会风险挑战和艰巨性的治理任务相比，我们现在的社区治理系统还有很多问题——

首先是基层的动员能力。我们前期做过很多工作，推行网格化管理等创新模式。但总的来说，遇到超负荷危机的时候，还是两三个人，七八杆枪，少部分人来管理事务。**要怎么样摆脱小马拉大车这种局面？**我觉得还是要探索一条路出来。基层党组织为中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调动组织群众、尤其是调动专业力量的介入，我觉得还是要向深圳、杭州等地学习。

**第二，高效率的组织形式和技术要下沉到社区，**我们过去讲高效率的组织形式，都是往上走，处理社会比较顶层的问题。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基层引入专业组织。引入高层及技术要素下到基层来适应重大风险，可能国家还是要投入一定的资源，探索出一条路子。

第三**，基层的高度自治状态下，怎么维持好法治秩序的问题，**这次的教训必须吸取。有一些自治和分布式管理中间权力监督和民主监督缺位，脱离法治轨道。我觉得可能要疫情过后加大立法，使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文明得到一个基本的尊重保护。

在基层治理体系在法制上，再一个就是社区专业防护的必备和应急物资的储备问题。疾控是个技术工作，尤其是在武汉这些地方，你说社区确实来了几十个人，但是很多人是不具备专业防控知识。我们也不要求说像医生那样，具备充足的知识，但基本的专业疾控知识薄弱和防控技术的欠缺，实际上是使得开始第一道防线有压力或失控的重要原因。未来可能基层社会治理，还是要有一点人力资源的储备。是不是可以在社区增加一些专门的公共卫生人才的岗位编制。这一点值得考虑。

​**最后一个方面，有序地复工复产。**这次中央的判断和时机把握非常好。为什么2月15号的前后，中央就已经作出决定，我们不能够让全国都处在一个一刀切的状态。因为疫情的严重程度有区别，党和国家的平稳发展，需要十个手指头弹钢琴，均衡统筹。这种情况下，中央一开始就提出来了，要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全面健康建设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

中央在这方面是具备国际性经验的。在这么重大的一个事情面前，我们阵脚没有乱，还很科学地处理疫情和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我觉得这里边有几个经验：

**第一，一定要当好形势的判断官。**中央判断疫情非常重要，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权益。**但经济生产是基础，同样关系重大。**疫情的物资保障要靠经济生产，民生保障要靠经济生产，社会稳定要靠经济生产，全面建成小康要靠经济生产。国际层面的对外开放和保持世界、经济的形势稳定，中国也有一份责任。所以全球生产链的健康完整，中国承担着巨大的责任。

**第二，全社会的信心观。**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中央这一次为了两手抓，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按风险等级分类施治，因地制宜，制定防控策略。所以我们知道按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提出来要全面、尽快、逐步来抓好社会信心。

**第三，科学管理观。**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企业要开工，比如在一个开发区，你企业有生产责任，但问题是我要生产、复工过程中出现了疫情的爆发怎么办？这个开发区的党委书记就要负政治责任，你想想那你容易开工吗？这样就出现一些问题。四川企业复工，到处都盖章，盖了一张纸的章。这个不要把它想得那么坏，实际上是各个部门落实责任的一个体现，我要给你盖个章落实一下，你就没有问题。但最后就会把中央政策给曲解，耽误复工复产的效率。所以我讲科学有效管理，实际上是不够科学有效。但中央很快就提出来一系列的方针来改变这个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要担责，要有担当。

另外中央提出来，要科学有效的管理。我们自己工作的地方也是在一个国企，随着中央两次会议开完，我们楼下原来没有公用车的，这几天全部都开满了。为什么？大型国企的这些老总都上班，他们上班，他们敢担当，底下各层级都开始了。原来政治要求跟属地管理越来越严，复工就有一定的矛盾，但后来已经有一定的调整，而且强调创新管理智慧守则，我觉得做得不错。

**还有一个，打好政策的组合拳。**我们去观察这一段时间，就发现中央精准的在做一些事情，在货币财政政策上、对复产企业号召全国都要加强支持。对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的支持，另外对于疫情严重地区的专项贷款，各大银行现在都开始启动。我觉得这个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在，尤其是看得见的手在做事。

**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很多人意识不到，这是中国很大的一个制度优势。为什么？因为疫情改变了很多政策运行的条件。过去出台的条件现在不管用，总书记在讲话里边就提出来了，说你原来扶贫对不对，现在新扶贫又增加了疫情致贫的问题。就业是不是要根据形势来调整？针对大学生的就业，现在正好赶上这个节骨眼，积累一大堆人，那么很快就推动研究生扩招，这就是精准的。

根据疫情的因地制宜，我们不能够用原来的要求、原来的办法。**疫情改变了条件，我们政策就要跟进。**在国际贸易方面，为了防止投资者信心下降，山东就做得很好。重大项目的落地，召开了一个重点外贸投资项目集中签约，签了66个外商投资项目，继续加大开放力度。

这次总的来说，大家要客观公平地看大局。成绩是斐然的，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来看问题，我觉得这次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时节，出了这样一个事情，全国人民蒙受了很大的考验。**但我们也要知道，这是化危为机的一次实验。**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增加一点忧患意识、危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