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是如何被美国逼下台的_风闻

摘自林一《外国政要生活秘闻》（台海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997年11月1日清晨，加利依依不舍地告别纽约，乘机返回自己的祖国，正式结束了在联合国的工作，走进退休政治家的行列。

隐忍了两年之后，加利决定不再忍了，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让人给撵下台的。

1999年，已经77岁的加利著书立说，把他从1992年1月至1996年12月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的事全部抖落出来，锋芒直指克林顿和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

“当美国不实质性参与联合国工作时，例如在莫桑比克，联合国的行动就取得了成功；而一旦美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而又逃避艰难的决策时，行动通常以悲剧性和可怕的结局收场。如在波黑、索马里和卢旺达，联合国的权力就被美国滥用并成为美国的替罪羊。”

“奥尔布赖特在劝说其他国家遵从美国意旨时从来不好好利用外交努力，而是大段大段地进行演讲或引用自己的著作，她显然认为只要说清楚这是美国的政策，就足够得到别人的支持了。美国不认为有进行外交的需要，有强权就足够了。”

更让加利耿耿于怀的是美国的苦苦相逼，1996年11月至12月，在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首轮投票中，联合国15个理事国中的14个投了加利的赞成票，只有美国是反对票，可加利还是被挤下台，由加纳的安南顶替了他的位置。

加利在《在“玻璃房子”里的五年》一书中对此经过作了如下披露：

1995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正式对我说，我的任期届满后，美国不支持我继续连任。1995年5月15日，我前往莫斯科出席独联体首脑会议，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当时我并没有向他透露任何情况，但他却向我表示，俄罗斯将全力支持我继续担任秘书长一职。我对他说，俄罗斯过早的表态会招致美国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相反的结果。为此，我请求他不要公开发表俄罗斯的立场。但第二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午宴上发表讲话时，不仅强调支持我，还举起手中的酒杯，预祝我能够连任。宴会结束后普里马科夫对我解释说，“我不可能左右总统”。

美国报纸开始对我大肆攻击，指责我使联合国在索马里陷入困境，谴责我阻止美国对波黑的战争罪犯进行轰炸；还攻击我扩大秘书长在联合国的权限，对美国改革联合国的努力设置障碍，甚至美国在联合国中威望下降、美国国会拒绝支付联合国的会费都说成是我造成的，由我负责。

后来，一位在美国政府中有影响的人士给我打电话说，克里斯托弗想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将我的任期延长一年。我拒绝了。我说：“将我的任期延长一年的做法是美国的恩赐，但我不会接受美国的小费。”

我不清楚克林顿为何要我放弃职务，但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是美国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戈尔在竞选总统时表示：“如果我当选总统，将保证美国军队不在联合国秘书长领导下执行任务。”他的表态在美国选民中得到了热烈欢迎。没过多久，克里斯托弗打电话给我，一再要我离职。我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我：克里斯托弗在电话中谈了些什么？为遵守对克里斯托弗的承诺，我只好说是有关伊拉克石油换食品的问题。

当然，我也考虑到，保持沉默对我有利，可以继续完成已开始的联合国机构改革计划。

就在美国挖空心思阻挠我连任的时候，一些国家领导人却对我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在开罗，穆巴拉克总统给我打电话说：“你的前任都工作两届，你为何不行？”同时还告诉我，他已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亲笔信，表明了埃及支持我连任的立场，并与南非总统曼德拉通了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曼德拉也明确表示：“你一定要连任成功，整个非洲都支持你。”

1995年6月11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到日内瓦出席一个国际会议。在一次午宴上，我被安排在他旁边就坐。他当时强调，他反对任何折衷方案，希望我在秘书长职位上再工作5年。

1995年6月17日晚，我开始对瑞士进行正式访问。其间，克里斯托弗再次与我通电话。当时我要求与他就这一问题在晚些时候进行私人会谈，但克里斯托弗蛮横地说：“我要你在24小时内作出回答。”我强调，穆巴拉克总统已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亲笔信，希望克林顿同意我连任，同时我再一次要求与他进行私人会晤。但克里斯托弗拒绝了。他当时的讲话口气和方式令我非常难受。还没有过24小时，克里斯托弗又打来两次电话，催问我的决定。我对他说，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坚持连任。他说：“很好，我们将撤销对你延长一年任期的建议。”

《纽约时报》的一位女记者打电话跟我说，时报记者曾采访过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负责人。该负责人指出，美国将使用否决权反对任何试图让加利继续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方案，并强调这是“不可更改的决定”。得到这一消息后，我决定干脆向报界公布我将自己提名竞选连任秘书长。

1995年6月20日，我在波恩会见了科尔总理，当时他对美国的表态感到吃惊，并表示将支持我，但要在背后悄悄地进行。在伦敦，我拜会了英国首相梅杰。他打着外交腔，对我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对美国的做法表示异议，但对我的连任问题没有表态。

7国集团首脑会议结束后，路透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科尔都暗示要支持加利继续连任”。希拉克说，他本人和欧盟都高度评价加利的工作。科尔对记者发表讲话说：“联合国历任秘书长都是任两届。”加拿大总理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个人的看法，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加利出色地履行了他的职责。为此，我荣幸地再次推选他担任秘书长。”

与此同时，奥尔布赖特开始对非洲国家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不邀请我出席在喀麦隆召开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因此，1995年7月初，我刚抵达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几个小时，就感到气氛异常，到处都能看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美国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做非洲国家的工作，就连我任命的处理布隆迪事务的私人代表也被美国拉了过去。美国国务卿在喀麦隆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美国支持除加利以外的任何非洲人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在24小时内，我会见了众多非洲国家的政府首脑。莫桑比克、多哥、赞比亚、阿尔及利亚。刚果等国首脑均表示支持我，但同时也强调，面对唯一超级大国的反对，我的反抗是无力的。我对他们说，为维护联合国的独立，我没有别的选择。当时与会各国首脑到一个大厅就此事举行非正式协商，我如小学生一样在我自己的房里等待结果。

过了一会儿，我的助手急急忙忙来见我说，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曼德拉从大厅里走出来，和我紧紧拥抱，并要我陪他一起进入会议大厅。巴解主席阿拉法特也在大会发言中表示，阿拉伯世界一致支持我连任。此时我听到美国代表团一名成员说：“阿拉法特在胡说什么？”

美国在喀麦隆遭到了失败，为挽回面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非洲的支持只是一种形式而已。非统组织负责人萨利姆立即反驳说，“非统组织的决定是集体作出的，加利是代表非洲的候选人，这一决定是在明知会引起安理会一成员国不满的情况下作出的。”又过了不久，中国和俄罗斯也先后发表了支持我连任的声明，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这以后，美国又玩出了新花样，动摇非洲国家对我的支持，1995年7月22日，美国一位政府官员发表讲话说，“如果非洲国家继续支持加利，美国将收回支持非洲人担任秘书长的承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人甚至威胁说，联合国的任何工作人员如果帮助加利竞选，美国将对其进行调查。1995年7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对联合国负责人进行威胁的消息。我的不合作使美国对我的反对达到了疯狂程度。

正在这时，我又有了一个新机会。穆巴拉克总统访问华盛顿，并于1995年7月31日与克林顿总统进行了会谈，其中涉及我的连任问题。1995年7月31日晚我飞抵华盛顿与穆巴拉克见面，他紧紧地和我拥抱说：“你消瘦多了。”

穆巴拉克告诉我，他与克林顿在白宫院子里散步时，克林顿曾问到：“我们将如何对待加利？”穆巴拉克回答：“在阿拉伯世界，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都把加利看做是一位出色的受民众尊敬的人物，美国反对埃及人连任联合国秘书长，这是个政治问题，涉及到埃及的民族尊严。此前，任何一位秘书长都是连任两届，为什么加利就不行呢？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克林顿沉默不语。穆巴拉克又接着说：“加利是一位出色的秘书长，当然，他的独立性似乎有点过头。”穆巴拉克对我说，从当时的印象判断，克林顿好像也并非坚决反对我。鉴此，我当时认为，美国大选结束后，我的噩梦也将随之结束。

我想邀请奥尔布赖特共进晚餐，以便与她单独谈谈。但联合国的朋友均表示反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邀请她吃饭，她会认为我害怕了，将要屈服。但我还是向她发出了邀请。在餐桌上我对她说，尽管美国政府和你本人讲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但我对克林顿和你并没有任何仇恨。她表示，对白宫和国务院迫使我离开联合国的做法感到很气愤。她还问道：“你预计结果会如何？”我回答：“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交给联合国决定吧。”她突然问道：“你为什么不愿体面地放弃现在的职务呢？”我回答说：“我怎么能那样做呢？”

第二天，我被告知，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强大压力下，吉布提外交部长已决定取消对我的支持。事后我得知，美国已敦促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在大会发言中不要提我的名字，更不要赞扬我。

随后克里斯托弗开始了他的非洲之行。访问期间他多次强调，“关于克林顿总统大选连任后将撤销反对加利连任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美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他在非洲法语国家的活动招致法国的极大不满。法国外长发表电视讲话说：“如果美国将它的秘书长人选强加于联合国的话，法国将使用否决权。”南非总统曼德拉也发表谈话，“我们不会支持美国的立场。”他甚至告诉克里斯托弗，“加利是我的义子。”结果，克里斯托弗的非洲之行以失败告终。

1995年11月5日，美国大选开始，克林顿再次当选。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内，我一直安慰自己，克林顿重新当选后，对我的攻击将会结束。对此，我将要做些什么呢？1995年11月17日，我与奥尔布赖特进行了私人谈话。她一直坚持要我放弃秘书长一职，并承诺将为我建立一个专门机构。由于我曾发表过有关国际恐怖问题的讲话，她说，如果我愿意，这个机构就叫反恐怖机构。她还强调说，将给我一个头衔，任“联合国名誉秘书长”。后来我才得知，克林顿此前已将这一设想通报给法国总统希拉克。美国人简直把我当傻子。他们没有料到，我将维护我的原则：联合国的完整，秘书长的独立性。当时我一言未发，只是淡淡一笑。奥尔布赖特没能兜售出任何东西，扫兴离去。

第三天，安理会15个成员国就我的问题进行表决，14个代表都支持我。这是美国始料未及的，特别是英国立场的变化更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在美国代表的坚持下，正式表决被迫推迟。但第二天情况仍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奥尔布赖特与克里斯托弗紧急联系，克里斯托弗指示可使用否决权。结果是，14票支持我连任，1票反对，美国使用了否决权。第二天，有人在秘书处大楼里贴了一张小字报，并引用了奥尔布赖特讲的一句话：“联合国只能按美国的意志行事”。美国政府向其所有驻外使馆下达了指示，命令他们说服各国政府反对我。

1995年12月，由于美国坚持反对我出任秘书长，特别是鼓励加纳带头公开兜售美国提议的由安南代替我的选择后，非洲国家的立场开始动摇。担任非统组织主席的喀麦隆总统向成员国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鉴于美国使用了否决权，非统组织首脑会议的决议不可能有任何成果”，为此，“建议非洲国家提出除加利以外的另外合适候选人。”

这时，奥尔布赖特对我的攻击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她公开发表谈话说，美国已经“掌握他的某些历史问题的证据”。奥尔布赖特的做法反而更激发了我坚持自己立场的决心。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考虑我的离职演说。1995年12月4日，安理会现任主席福勒齐与我用法语谈论了秘书长人选问题。后来福勒齐主席宣布，他已决定对我的提名问题“挂”起来了，“挂”起来一词，在法语中是暂时停止的意思。但美国新闻舆论却报道说，我放弃了对自己的提名。福勒齐主席随后向我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要再就我的连任问题进行表决，但他没有说出新的候选人名单。

奥尔布赖特立即发表谈话说，这是美国实现其目的的好兆头。我的新闻发言人对我说，“安理会主席是故意那样做，所以美国当局高兴得不得了。”我迅速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强调说，有关对我的提名问题“挂”起来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仍是秘书长候选人。就在这时，克林顿提名奥尔布赖特为国务卿。我面前摆着三种选择：静等安理会的“死刑判决”；宣布失败，自己“自杀”；继续战斗，这等于是要安理会将我杀死。但我还是做了第三种选择。

埃及常驻联合国大使对我说，安理会对奥尔布赖特的提升感到震惊。开始有不少人敦促我在联大会议开始前“体面撤退”。加纳总统罗林斯发出了一封信，信中强调，推举安南将会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很显然，他的这种做法是美国授意的。安理会于12月10日就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进行表决，尽管我仍是候选人，但却不见我的名字。选举结果是安南得的票数最多，且没有常任理事国否决。

1995年12月12日，安理会进行了一次非正式选举，结果是14票支持安南，1票反对，法国要使用否决权。但后来法国立场发生了变化，希拉克总统指示其代表团不要孤军作战。12月13日，安理会和联大同时做出决议，对我进行了赞扬，并对新任秘书长进行了正式任命。

我在联大发表离职演说的第二天，奥尔布赖特接受了与我共进晚餐的邀请。见面后，我对她说：“你看，近半年来你发动的战斗都使你消瘦到什么程度了！”她回答说：“是的，我的体重确实减了几公斤”。随后她很不礼貌地说，“你昨天的讲话简直可恶极了”。我说，“可恶？可我的讲话得到了几分钟的鼓掌欢迎”。她还是一再重复说，“太可恶了，太可恶了”。于是我改变了话题，我说，“现在你担任了国务卿，也实现了将我驱逐出联合国的目的，你推选的人也取我而代之，那么，作为朋友，你告诉我，美国反对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她笑笑说，“从一开始，如果你提出要超期任职，美国对你是支持的”。我反驳说，“你的信息是错误的。你的决定有没有个人的成分？”她回答说，“没有，总统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

奥尔布赖特曾说过，“我将让加利相信我是他的朋友，然后我再打断他的双腿。”她果然说到做到，而且做得非常完美。

（注：联合国改选秘书长和克林顿连任都在1996年，文章中所述1995年似乎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