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 | 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_风闻

摘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在学科结构中属于同一个二级专业,这其中反映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首先应当跨过一个理念的门坎,即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确认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概括和总结,而不是研究客观的社会历史。厘清这种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大有利于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研究。如20世纪80年代中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即得益于此。这里,需要防止像西方某些史学流派那样割断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批判那种取消历史理论研究的说法。在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应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与史学理论研究共同的任务,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探索,大有学术开拓、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作者简介：乔治忠，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文章原刊：《史学理论研究》 2020年第1期

当前,在历史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分类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共同组成一个二级学科。这是随机拼凑还是反映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值得史学界同仁认真思考。笔者认为:厘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乃是史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一个既重要、又迫切的问题。

一、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道理念的门坎

新中国建立后,十分重视历史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所有的历史研究工作,因而在研讨历史理论问题上,主要取向是如何理解与贯彻唯物史观。20世纪60年代之前,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未分畛域,学术界也不太重视史学史学科,因此谈不上思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有何种关系。1961年,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重新得到重视,教育部委任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先生与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先生,分别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和中国近代史学史教材。各个学术单位和诸多学者也热烈地讨论了史学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学术宗旨等理念问题。但当时,连“史学理论”这个概念也很少出现,因而仍不会思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存在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活跃,“史学思想”、“史学理论”这一类词语大量出现于论著之中,但词语的内涵却是将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对于历史学的认识)混在一起的。同时,在“史学理论”这个概念的运用上,也是包含着历史理论在内,甚或主要谈论的是历史观念问题。反之,在论述“历史观”、“历史理论”、“历史哲学”标题下的文章,却罕有将对于历史学的认识囊括其中。这种反差显现出概念、范畴的含混、不成熟和非标准的状况。

混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概念,是以混淆“历史”与“史学”为起点,这大部分要归因西方史学影响中的消极因素。“历史”与“史学”概念上浑沌难分,初因西方语言上的缺陷加之中文翻译的未臻确切,后又缺乏认真辨析。这一现象早有学者提出批评,如著名法律史专家杨鸿烈指出:“中外学者们都很随便的把‘历史’与‘史学’混为一谈。”1延及现代西方史学的一些流派,则有着故意混淆概念以授其欺之倾向。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有“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他阐释所谓“真”历史,是“历史包容的事实引起历史学家精神的震颤”2,于是“根据我的精神需要重构它们”,惟经过了“重构”,才能够成为“真历史”,它是与“现在生活的兴趣相联系”3,而且还必须是“思想的生活的兴趣”4。按照一般的、正常的通行概念,以精神和思想“重构”历史,应当属于一种历史认识或一种历史撰述,但克罗齐混淆了历史与历史认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模糊的表述中隐藏着清晰的目的,就是要挤去历史客观性的存在空间。

上述杨鸿烈的著述虽然提出要分辨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但其论断也落入了误区。他将“历史”定义为“历史是一种很客观而有系统的、叙述人类在过去所有的行动的记录”5,而“史学”则说成是研究历史的理论及方法6。这都应归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还是没有人类社会之客观史事的位置。杨鸿烈的论点,是参考了大量西方史家的观点而得出的,可见西方现代主观主义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不

明明白白地厘清历史与史学二者的区分,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西方一些史学流派的错误观念,导致消解或忽略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夸大史家思想认识、主观意志在历史学上的作用。克罗齐所谓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偏颇命题,都由此产生。我们史学界不少学者赞许过上述命题,均属于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忘记了史学乃是对于客观历史的能动反映,忘记了史学不等于历史也不能取代历 史。

在中国古代,早已明确了史学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例如,南朝刘宋政权于元嘉年间,“上留意艺文,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7与“史学”的概念相对应,以“事实”一词来表述客观的历史。如西晋的地理学家裴秀批评一些地理书籍“不合事实,于义无取”8;北宋史学家范祖禹批评“后之为史者,务褒贬而忘事实,失其职矣”9。此处的“为史者”指从事史学活动的人,“事实”即史实,这就将史学与客观史事区分开来。因此,按照中国传统概念体系和思路,本不容易混淆史学与客观历史的区别,但近代从国外引入“历史”的概念,固然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于学术表述,却不经意间也造成“历史”中附入了“史学”的意蕴。许多近代的高等学校纷纷建立了“历史系”,其中就隐含着史学与历史两个概念的含混。只有北京大学定名称为“史学系”,显示了词语使用得准确和明晰,但由于没有做理论上的申述,其影响十分有限。

在思想认识上,厘清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在概念上的不同,认清它们在研究对象和学术属性上的区别,才可能探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这是研究者需要迈过的第一道门坎。缺少这一步,就不能在此项学术理念问题上登堂入室。南开大学教授杨翼骧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末,就在中国史学史课程中将“历史观点”与“史学思想”并列而区别之,其论述今存于《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一书。10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课程中,仍坚持这个见解并且详细论述,强调历史观是对于社会历史本身的看法,而史学思想乃是对于史学的认识。当历史观点形成系统,即为历史理论;“史学思想”之系统化、抽象化,即为史学理论。区分“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

1986年底,陈启能先生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认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究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11。瞿林东先生对此很快做出响应,更细致地论述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领域”。这种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观点,如实地反映了历史学学术的构成及分野,对于二者的研究都十分有益,也能够更好地探索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之间的关系。从学理上讲清了这个关键的问题,迈过史学理念上的这一道门坎,后续的研究导向是否得宜,还须特别地加以注意。

二、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后续探讨

厘清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对象的不同,对于学术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但也可能步入误区。根据学术界随后的理论探讨取向,大致呈现出四种情况:

第一,史学理论研究开拓了新的探索空间,这是因为历史学科内基本理念的进一步明晰,有助于对史学理论的认知结构做出更完善的探索,从而集中力量解决学术上最迫切最艰难的问题。典型的实例就是历史认识论成为理论界、史学界研讨的热点,提出不少具有参考价值或激发论辩的观点,从正反两方面推进史学理论的研究。许多关注史学理论建设的学者,投入历史认识论的学术研究。1987年,在四川举行了专门研讨历史认识论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会上不同学术见解之间进行了热烈的论辩。12此后,史学界对于历史认识论继续争鸣与研讨,各抒己见。除大量论文发表于报章、期刊之外,还出版了多种专题著述,也推动了各个大学“史学概论”课程的改进与教材的编写,形成一定的兴盛局面。由于历史认识论是一新开拓的论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难以很快取得共识。这是十分正常的,这表明有关认识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整合。例如关于历史认识主体性的探讨、关于什么是“历史事实”的讨论,既是开展历史认识论研究所促成的新议题,也蕴含着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影响,颇具理论思维的启发作用。当然会出现一些偏颇议论,但学术界对错讹观点的拨正订讹,也很有成效。这可以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13一书和《对当前历史观念两个问题的分析》、《论历史事实的概念及其理论误区——关于重建客观史学理论基础的反思》14等论文中,略有体验。

第二,历史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这里包含史学理论研究对于历史理论研究的促进作用。例如关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论辩,本身属于史学理论的问题,但无可避免地涉及历史发展规律之有无的历史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观主义史学流派的影响,学术界产生了否定历史学能够成为科学的思潮,并且将历史学归入与文学作品类同的人文学科。许多学者对此种挑战也予以回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例如庞卓恒先生在文章中认为,“那些被认为能够否定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的结论,都不过是出于对唯物史观所说的历史必然性或历史规律的误解或曲解”,从而指出“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是科学”,15这种历史科学的品格会不断地升华。刘泽华、乔治忠《论历史研究的抽象性认识》虽然是讨论历史认识论的文章,但是,在讨论“必然性抽象”之时,文章指出,“历史必然性抽象认识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历史规律。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便会顺理成章地承认历史学是一门成体系的科学;透过大量的历史偶然性得出对历史规律的抽象性认识,是历史科学的关键性任务”。文章首次提出“对历史必然性的抽象,必须结合于社会系统及其层次的分析”,较小、较弱的社会系统在“历史上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发展趋势被打断、发展程序被改变的现象。”16这些符合唯物史观的观点,都是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得出,可见厘清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对历史理论的研究也具备很明显的促进作用。

第三,西方现代主观主义的史学也意识到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但却用“思辨的”历史哲学指代历史理论,用“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指代史学理论。这种概念模糊、蹩脚,便于在混淆概念、迷乱视线中消解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甚至放逐对历史事实、历史规律的研讨,进而取消整个历史哲学。所谓“历史哲学由思辨向分析的转移”的命题,就是要摈弃对于历史理论的关注。史学界不少学者盲目信从其中的种种说法,并且接受其蹩脚的词语和概念,因而陷入误区,很值得警惕。厘清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区分,决不是割断二者的密切关系,更不能以后者取代前者。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社会价值观上总是具有一致性,二者都应当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这既是基本的原则也是根本的研究方法。

史学理论研究要防止割断和消解历史理论而走向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措施之一是,在历史认识论的探讨中,应充分重视抽象性认识的研究,这是历史认识论理念的最高层次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李杰先生的文章指出:“抽象认识的取消也就意味着规律性认识的取消。”17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仅仅有笔者与刘泽华先生合写的《论历史研究的抽象性认识》一文发表于1988年第11期《红旗》杂志,而且在各种史学论文索引、目录中,也大多皆将之漏略,此为迄今历史认识论研究的较大缺失。

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之后,还需要探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这是第四种研讨方向,但至今尚未正式开展,亟须引起关注。对此,我们留待下文论述。

三、史学史应是当今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

区分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及学科属性,使深入探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间关系具备了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指导下,结合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研究而创立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当然也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原则,而其基础就应当是立足于对历史学长期发展状况的研究。换言之,史学理论的基础,乃是系统性史学史研究的可靠成果。

史学理论所要概括的对象是所有的史学发展状态,即中国史学史与外国史学史的总和。追溯源流,世界上不是所有地区、所有民族都会原发性产生历史学;原发性产生历史学,并且能够持续发展者,只有两支,即中国的传统史学,以及古希腊、古罗马发源的西方史学。“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8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拥有最富饶的资源,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成就也比其他国家更为深入,史学理论研究决不可对占有世界史学史半边天的中国史学史熟视无睹。

在中国,系统的史学理论著述出现于史学史学科建立之前。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即为体系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但《史通》之所以能够撰成,一是刘知幾投身于多次纂修书史的实际活动,二是因为他多年以来对历代史籍的研读和批评,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因而《史通》全书充满对于史籍批评的语句,甚至使后人往往将之误会为史学批评著作。这就是说,当时虽然没有正式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但刘知幾本人进行了相当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同样是在进行纂修方志的实践以及研究和批评各种史籍的基础上,提出许多史学理论性的创见。时至近现代,史学遗产积累极其丰富,不能苛求每一位史学理论的研究者都全面地研究史学史,而中国史学史学科、外国史学史学科也已形成了可观的具体成果与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自然应当将史学史学科论列的可靠知识作为总结概括的素材和发论立言的基础,19使史学理论研究的论断不脱离历史学发展进程的实际状况。

如前所述,西方自古代就缺乏明晰的、有所区别的历史与史学概念。属于史学理论性质的专著产生得极晚,但散篇论述不乏涌现。古罗马时期学者卢奇安(Loucianos约125—约192)的《论撰史》一文,即为相当精彩的史学理论论述。文章指出:“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至于美不美,那是无关宏旨的。”20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论述史家撰史必须遵循如实叙述的原则,反对和讥讽那些随意发挥、大肆夸张、失实的所谓史著。文章反复引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著名史家的事例。作者特别推重修昔底德,认为“修昔底德是我们崇高的典范”,21同时也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许许多多记述失实的史家。由此可见,作者对以往古希腊、古罗马的史学进行过精细的阅读和研究,其主张绝非无根之谈。

但是,检视西方现代、后现代诸多的史学理论流派,他们或者从某种哲学观念推衍发挥,或是借助修辞学等手段创建特别术语以及新奇命题,缺乏确切的史事依据,充分展现了主观主义色彩。这些“史学理论家”绝大多数从未参与过历史研究,对于西方史学史也只是略知皮毛,对于中国史学史则全然不解,依赖于观念上的推演而构建理论。当然,从哲学上进行的推衍也可能提出一些值得参考的问题,但整体上势如虚风飘雾,没有根基。加之他们的哲学思想也不正确,故谬说充斥。例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历史学自古及今的发展已经将中西历史演化的大骨干、大框架、大事件基本清理明晰,遗留的难题仅占少数,而且是在进一步破解之中。但后现代史学流派却肆口否认历史学研究已然揭示了的历史真实性,一概用所谓主观“书写”、一时“文本”的概念予以抹杀。这种议论,违背了一般读史人的常识,罔顾史学史上的事实,十分武断。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也需要建立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不能仅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推衍,否则难以解决史学理论上的某些难题。例如,关于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检验标准,不少著述直接套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之唯一标准”原理,但又说不明白,结果在“社会实践”之外,又补上一两个诸如“史料”、社会“活化石”等检验标准,这就突破了真理检验标准的“唯一”性,庞杂而自乱阵脚,不能回击西方史学流派所谓历史认识无可检验的诘难。从中国史学史揭示的史学发展过程考察,自古以来史家群体在史学活动中考订、研讨、论辩,将历史发展主线、社会构架、诸多大事等多所厘清并且反复做了检验。其中至今还查不清、有争议问题,仍在探索,随时有成功的结论呈现;即使有难以达成共识的回答,也无伤大体。

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史学界共同进行的历史学学术实践,是检验历史认识的唯一标准。22

以具体的实践来检验具体的认识,不照搬一般化哲理性“社会实践”的概念,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还具有学术宗旨汇合而一的内在联系。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是史学史学科的一大研究任务,这使史学史研究提高到理论层次;史学理论的研究任务之一,也要求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因此,探索史学发展规律,应当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过程,由此更加显示出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史学史是对历来史学发展的写实性、评议性总结,史学理论是对历来史学发展的高度抽象性的概括,在唯物辩证法的视野中具有天然的联系,史学史研究成为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二者又有学术宗旨的契合性。将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结合一起的探索,必将会打开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具有史学史探讨和史学理论创新的广阔前景。

注释

1杨鸿烈:《史学通论》第一章《绪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

2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6页。

4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第25页。

5杨鸿烈:《史学通论》第一章《绪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6页。

6杨鸿烈:《史学通论》第一章《绪论》,第30页。

7《南史》卷75《雷次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68页。

8《晋书》卷35《裴秀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39页。

9范祖禹《唐鉴》卷6《太宗四》,《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5页。

10杨翼骧:《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11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

12参见史岩:《1987年(第四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综述》,《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6期。

13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李杰:《对当前历史观念两个问题的分析》,《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卓立:《论历史事实的概念及其理论误区——关于重建客观史学理论基础的反思》,《史学月刊》2014年第5期。

15庞卓恒:《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庞卓恒等:《唯物史观及其指引的历史学的科学品格》,《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16刘泽华、乔治忠:《论历史研究的抽象性认识》,《红旗》杂志1988年第11期。

17李杰:《对当前历史观念两个问题的分析》,《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23页。

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19这里所说的“史学史学科”的内容,应当按梁启超所云,包括“最近史学的趋势”。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史的做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20卢奇安:《论撰史》,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21卢奇安:《论撰史》,载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204页。

22关于这个历史认识的检验标准,笔者曾在大学史学概论课程中多次讲述,这里暂不展开,有待撰写专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