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川：防范中国发生大规模金融风险的对策与建议_风闻

1**、中央及中央政府的干部选拨培养机制，不但要从“块块”中选拔，还要让候选者到“条条”上工作历练****。此为中长期国家经济与金融稳定之至要。**此项涉及中组部人才培养的调整。从县地市省（简称：块块）选到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往往缺少在部委行会（简称：条条）工作的经验。目前，通观中央领导人多从“块块”干起来的，“条条”干起来的没有，只能任用领导人自己信任的人，而这个人是否受到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是否有经济与金融的实战经验，尤其是本土工作的经验，这比有什么学位更重要。老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就是实干出来的，懂“块块”，也懂金融，他在对解放区的电报中，常常指示经济与金融工作要怎么做。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行鲁西币等，他都有专门的电报，指示新币发行的注意事项，非常具体。

【“毛泽东同志曾对晋察冀边区发行货币工作作出指示：

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三、边区的纸币应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有适当的对外贸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六、在抗日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下跌。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亦会跌落，问题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的比价。

鲁西银行初期的‘鲁西币’发行，就是依照上述原则执行。”[1]】

陈云同志也没有什么学位，商务印书馆会计出身，领导过中央特科的财务工作，从此对经济与金融工作的实际操作很有经验，成为党内不可多得的经济与金融帅才。共产党为什么能赢？其中一条，各解放区要自己“全副武装”，解决粮饷兵员武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只发电报，不给枪，不给粮，更给不了多少钱，一切要靠自己来发展壮大，因此，领导干部通常也要懂块块和条条的工作，要一把抓。干部队伍就是这样练出来的。现在，很多中共老干部的回忆录出版了，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与传承。

例如，《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谈判期间及将近签订协议之前，中国有很充分的理由以汇率为核心武器，将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到1:7.5以下，一是出口下降过速，贸易赤字连续多月出现，二是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企业打击很大，三是人民币利率下调，四是美国经济整体向好，美元加息并升值，用汇率工具制衡美国加征关税，增加在中美谈判中的筹码。

2**、防止央行显性与隐性独立，是党管金融的根本政策****。**这个问题从2005年7月21日第一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十五年来，这一问题对中央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又难以把控的问题。汇率的波动幅度越大，越接近西方的浮动汇率机制，中央对金融的掌控能力就越弱，除非中央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懂经济与金融相关性的政治局常委会，而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陈云之后无后人。在中央政治局里的金融行内人选悬空之际，在汇率问题上做手脚，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3**、牢牢掌握各个交易所的规则制订权与修订权，可根据特殊与紧急情况进行交易规则的变更，这是国家主权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与税率、利率、汇率同属于国家财政、金融的主权一样，交易所的规则制订权，也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近十年来，中国已关注并力图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但对交易所的规则制订权，以及如何在危机等紧急状态下利用好交易规则，尚处空白。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各交易所可根据需要行使该项主权。例如，在2015年外资空头做空上证指数，上海证券交易所可直接提高交易保证金、将交易时长T+0修改为T+1、下达禁空令等。中国不需要象美国一样，在交易所搞流氓手段，用拉闸停电的方式阻断交易，只须保留随时可变更交易规则的制订权。这一招的作用，对投资者是保护，对投机者是阻吓，对国家是主权，是金融保障经济安全的基础措施之一。

应当汲取2015年股灾的教训。其中的负面经验是：第一，没有第一时间利用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修订权，及时管控好做空投机者的砸盘。第二，中央政府以行政命令下达给各国有上市企业护盘，各国有券商也要出资百亿参与护盘行动，原计划三个月后资金解封，后因市场行情难稳定，一跌再跌，解封令一延再延，令整个金融市场，从银行体系到各券商、基金公司，长期面临资金紧缺，国民经济的上游水源几近枯竭；第三，国家队的组建仓促，水平低；第四，平准基金组建太迟，股灾来了才动手，临时抱佛脚，佛也很为难。金融大灾来临，上述四项措施要综合使用，当以交易所的规则变更为首选，尽可能将危机化解在交易所的可控范围，其它措施配套推展，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行最大的护盘。正面经验是：公安部门直接介入，展开深入调查，产生了强大的阻哧作用，令不少境外炒家赢利而不敢到自己的银行帐户取钱、转帐，封存的炒家资金进入国库。

此外，交易所的规则和执行，应根据危机的程度和早、中、晚的特点，建立不同级别的应急或应危机制。金融市场的早、中、晚期与常规的认识不同，它十分快速，交易对手及手段、方式、策略变幻莫测。

1）初级时，可能就要使用交易所规则中的霹雳手段----直接祭出煞手锏，如对衍生交易（尤其是上证、深证各类指数交易）延时资金交割、禁止转仓、大比例上调交易保证金等，如，可视内外环境，**直接宣布上调保证金比例达****100%**或更高，我方旨在用投机者的钱打击投机者，**以其人之力还治其人之身。**上述措施可在任何交易时间中立即公布，即时启动。至交易截止时即时，还可通过结算发现新问题，如交易方的资金投放量、入市商代码、委托人、单边或双边交易实况回溯等 ，再研究和判断对次日开盘的影响力，决定是否启动更高级别的应急步骤；

2）中级应急或应危阶段，是在初级阶段上的加码，通过交易所的前一天大数据分析，找到恶意投机者及其委托的入市通道，发布交易所公告，如停止已确知的恶意投机者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码和全称、注册地址、代理券商等进入交易市场，但为防止他们联手进入其他市场，上交所、深交所、国内各期货市场应同步发送该公告。如发现该恶意投机者在货币、证券、债券、黄金、粮食、石油等不同交易市场上，均有期货、期指、现货等大宗整笔或分散交易，即可判断该恶意投机者有战略性布局，应实施指令性关闭局部或全部即时结算系统，防止资金直接外逃，或借壳外逃。

1997年美国索罗斯的老虎基金与量子基金联手，在香港从事金融各市场立体交叉交易，战略性狙击回归后的香港市场。虽在中央政府的10亿美元的公开背书支持下，港府组织了一场非常完美的反狙击战，但动手晚了，金融与经济损失惨重，地产暴跌，不少人烧炭自杀，整体经济再经2003年非典一疫，直到中央政府透过签署CEPA协定，放开自由行等综合行政措施，至2004年后才复苏。1997年回归初期，香港金融市场75%为本地券商，外资为25%； 至2005年，这一比例完全颠倒，以至于2008年港府组织救市的机构都找不到了。过度金融开放的代价，就是在危机时刻，政府连自己的同路人都无力搭救。

3）最高应急或应危阶段，可下达禁空令，关闭市场中有决定性作用的交易品类，或全部停市等等，若非如此，很难防控危机从金融向经济各实体领域扩散。最高级别的应急或应危机制的启动，应由交易所的主管部门----中国证监会主持，汇同一行三会协同并决策。一行三会的共同决策，就必须同步运作，资金的外逃，可能走银行系统，也可能走保险体系，还可能走贸易公司空壳帐号，这与金融的行业特点有关，与卫生防疫与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等到病理结果检测出来再决策。

4**）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以各市场结算为基础的交易结算中心。**交易结算中心具有追踪、统计、稽核、审查、反洗钱的综合功能。现在，国内的交易市场的结算体系，是附着在各个交易所的结算机构。在金融开放后，这不利于应对善长交叉互市、穿插套利、立体运作的外资的追踪、统计、稽核、审查、反洗钱的综合功能，甚至可能利用各交易所的结算漏洞，隐蔽地、变幻莫测、重复性地交叉套利、逃税、洗钱，甚至用中国市场赚的钱支持在华的反政府组织和境外的分裂势力。如果把深交所、上交所的股市结算、河南的郑交所、广东的南交所、天津的文交所、上海的黄金、石油、国债、未来的人民币离岸等各交易所的结算，统筹在一个交易结算中心，各银行作为托管机构，与一个结算中心打交道，这就有利于中国各相关机构（包括公安、国安等）在危机时集中、统一应对。该交结结算中心，可以全名为“中国人民交易结算中心”，由中国证券监管委员会直辖，公有制性质。

统一的交易结算中心，在危机时，作用特别突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透过量子和老虎基金做空香港，从英国在香港上市的汇丰、长实、和黄怡和太古集团借券，联手美国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斯坦利（大摩）、JP摩根（小摩）高盛瑞士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巴等八大外资金融机构的通道，进入金市期市股市汇市，交叉立体交易，最早发现问题的，他们之间的相互往还的珠丝马迹，就是从香港交易结算中心发现的。最后，香港金融管理局也是从交易所的数据和该局的联系汇率兑换窗口，统计出索罗斯狙击资金的问题和亏损量。

5**）大危机来临时，初、中、高级别的应急或应危机制必须同时启动，不留死角，统一交易结算中心密切配合。原则是：宁可打错，不可放过。在大数据分析十分有效果的今天，只要分析与研判人员功力十足，反复核查，打错的概率很小。**。

4**、在法律层面，对金融犯罪嫌疑人及其机构，实行有罪推定****。**美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对金融犯罪实施有罪推定，特别是对参与金融交易市场的投资者，更是如此。这是由于金融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在互联网兴起后，网络罪证很容易被删除、销毁、伪造等，因此，法律上的有罪推定原则非常适用与普遍适用于金融监管、民法、刑法、银行法等。这是一条维护国家金融与经济安全基本的法律原则。受洗脑的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与法律自由主义者是坚决反对这一条的，以维护人权的名义，反对有罪推定原则的合理性与适用范围。中国与西方接轨，为什么不接这一条，一是意识形态西化，二是学西方，却没学到看家本领，不知道西方对外人权无限化，对内的人权有限化，也是双重标准，特别是在金融领域。香港东亚银行主席、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李国宝案[2]，甚可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有罪推定是如何操作的，其中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

5**、保持汇率政策与本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一体联动性****。**汇率是一种金融核武器，与军事的核武器不同，汇率是常规性金融核武器，可与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联动使用，服务于国家的对外贸易、对外政策、对内拉动投资的需要。汇率是本国货币的对外价格，对不同国家的汇率可以不同，这就起到一种双边经贸关系的调节器和稳定器的作用。汇率是国家金融主权可操作的工具，是国家金融主权的一部分，不能轻易弃之不用，也不能用之过多过猛，但该出手时就出手，打金融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综合立体的卫国战争。中美关系，是大国博弈，必须金融出手，汇率先行。可是，中国人民能看到的是对美方谈判有利的人民币汇率波动。

正常的大国贸易谈判，汇率可根据需要，先贬到非合理水平，谈到合理水平，这样对自己有利，可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

6**、监管不是万能的，金融开放要有度，不能没有金融长城，底线不能设得太低****。**金融监管权是国家金融主权的核心组成部分，但不要忘记，金融监管永远落后于金融实践，这是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在网络化的时代，金融监管必须是在金融开放的底线上进行，底线不能太低，更不能没有。底线不是底裤，底线如果等同底裤，就不用谈金融安全了。

7**、要遏制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强化基础的、传统的、银行间直接可操作的金融工具****。**在股市，除上证指数、基金指数、商品期货等衍生产品外，中国金融美国化的趋势越来越猛。国债债券指数、期货、掉期，地方政府债券的指数、期货、掉期、坏帐打包再证券化等，也相继推出。影子银行还推出了不少两融债券的再融资、期货、掉期等，衍生品与衍生品的再衍生品等纷纷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准而出笼，非法的更不计其数。这非常类似美国2008年前两房债券----房利美与房地美的再证券化。这样打着金融深改招牌的所谓金融创新，不仅毫无新意，是在美国金融失败上的拾人牙慧，而且只会深刻铬下中国复制美国的金融失败，完成中国金融再失败的足迹。对十四亿中国人民来说，这样的失败，会阻碍中国发展的进程至少十年，甚至更长。美国人玩剩的东西，正在成为中国经济自由主义者的心头好，值得高度警惕。

8、中美第二阶段经贸谈判、世卫组织的最新决定、国际禁运，警惕对手落井下石。中美第二阶段经贸谈判，美方必将因中国面临新型冠状肺炎而出现大规模经济下滑之际，大敲竹杠。党中央与中央政府应当明白，外资永远不是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解放军。第一，中国经济金融必须依靠中国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制造业，包括前一阶段被一些地方政府当成垃圾的、低端的、落后的制造业，却又是关涉国计民生的企业，被逼迁往国外，如制衣等。这次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大范围内，从城市到乡村，最简单的口罩也脱销了，就是一个经典的惩罚。深圳居民跑到香港抢购口罩，上海、广州、武汉居民在国营医药店前，不顾严寒，排长龙买口罩，不少地方私营药店坐地起价，说明中国以产业升级为名，驱逐实体制造业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第二，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为何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连最基础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医用防护服和眼罩也要进口，这原本是中国响当当的出口创汇产品！整个广东省，仅剩两家口罩生产商，加班加点也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强烈需求，国储、省储、军储均无法应付医用需求，遑论普通百姓。第三，外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根据香港无线电视2020年1月30日晚18:30分报道，不少国家已经对香港及中国境内实施口罩、医用防护服等急需物资的禁运。

2020年1月31日北京时间凌晨，世界卫生组织投票，决定将中国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构成，不建议对中国采取旅行和贸易限制。但美、加、英、意、法、德等已经对中国采取停止一切航运措施[3]，美国各航空公司于美国时间2月2日全部对华停航，美国海关禁止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通关。未来，中国经济的外封锁将延续一段时间，国家必须积极应对。

如何让这些基础的制造业回归，如何协调绿水青山与国家必备的制造业之关系，如何将高科技的污染治理与制造业的排污问题结合，是当务之急。如做不到，中国在谈判前就将处于下峰。（另文撰述关于省际合作与区域合作保留制造业的措施。）

注释：

[1] 方广胜主编：《从军人到银行家----纪念方皋同志诞辰百年》，中国联合文化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第58页。

“1940年10月1日，鲁西军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鲁西币的发行工作，作出了明确决议：金额300万元，200万投资生产，100万元充作军费（至明年6月底止）。

从速准备基金，打击敌人破坏阴谋：一.物资基金（发动群众献金活动，购买粮食等）；二.利用法币作A.基金（停止法币在市面与鲁西票平衡流通）。B.整理小票地方杂钞，统计各种票的数量。”----同上

[2] 李国宝，1939年3月13日在英国伦敦出生，祖籍中国广东鹤山，是香港的望族「李氏家族」的成员之一，现任香港东亚银行主席，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已辞)，香港立法会金融界代表议员，香港大学副校监。李国宝早年获英国颁发OBE勋衔。2001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金紫荆星章。2005年6月，他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册封为爵士（Knight Bachelor）以确认他对英国教育界的贡献，但同年10月他为加入香港行政会议而放弃英国国籍，正统上非英国公民，不再使用「爵士」的专称，但仍为英国的「荣誉爵士」（Honourary knight）。

2007年5月，美国证监会指控：怀疑李国宝可能在纽约至上海的航班上，向其友梁启雄泄露了澳洲新闻集团将收购美国道琼斯的股份。后者通过女儿女婿梁家安、王勤竞大量收购道琼斯股票，并获暴利。李国宝是道琼斯董事会成员，他一直否认控罪。2008年2月6日被迫与美国证监会签定和解协议，同意交纳810万美元（约合6318万港元）罚款，但在和解协议中明确表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涉嫌内幕交易的指控”。

[3] 仅2020年1月29日，上述国家的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停飞所有通往中国的航线。当天，继美联航（American Airlines）、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后，德国汉莎（Lufthansa Group）、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也宣布取消旗下航空公司飞往中国内地的航班。世界各地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暂停或减少来华航班。

2020年2月3日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