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不想委屈自己（上）_风闻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何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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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东北锦州，日寇投降不久，“满洲国”也随之烟消云散。

在锦州义县电话局工作的石磊，跟着共产党的军官跑了。

石磊的名字看起来像是男的，其实却是个小姑娘。她是民风彪悍的锡伯人，祖上据说是清朝的显贵，但传到父亲这辈，财产已经被挥霍光了。她靠着母亲和姨妈帮人纳鞋底赚的微薄收入，勉强读到了高中，才得以进入电话局这个好单位。

尽管端的是伪满政府的饭碗，石磊却深受高中一位姓李的地下党老师影响，满怀革命热情。共产党的军队一到，她马上就投了军。

等母亲迈着小脚追来，石磊早就跟着部队跑没了踪影。老太太找了女儿一年，都没找到，以为女儿死了，只好独自回到义县。

没想到，不久后，石磊带着姑爷，坐着骡车回到了村子。

姑爷姓王，正是当年她投军时招兵的军官。

王姑爷的名字不可考，我们暂且叫他“老王”（日后很多文章说是叫王辉，是王震的部下，但何加盐未查到可信出处。老王曾经工作过的郑州铁路局倒是有过两位叫王辉的领导，一位在61年担任郑州铁道学院书记，另一位在1976年担任郑州铁路局第三书记，这两位也不知是否同一个人。据何加盐查证，后一位王辉后来当到河南省委书记和武汉军区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其经历与王石所叙述的父亲出生地、工作履历和去世时间都不相符，应该不是王石之父）。

老王是安徽金寨人，加入了红四方面军，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在东北遇到石磊，俩人很快组成革命家庭。解放后，夫妻双双被分到铁路系统，先后辗转柳州、广州、衡阳、北京，最后在郑州落脚。

这一路，他们先后生了8个孩子。其中第三个是长子，最为金贵，独享了父母两姓的结合，得名“王石”。

老王在解放初期是处级领导，到郑州已是1959年，估计级别在厅局级上下。家里住的是专供领导干部的联排别墅，花园里种满了花。有次学校开会，班主任还向王石家借花布置会场，以至于同学以为王石家是养花的，由此可见花之多，进而可见花园之大，进而可见老王的级别不低。

石磊也官居郑州火车站副站长，虽然不如老王，但也是油水极多、位置重要的肥差。作为锡伯人，她的性格极其强势，在家一言九鼎，老王和8个孩子，都对她服服帖帖。

在这位“虎妈”的培养下，王石从小胆子很大。小伙伴一起去偷瓜，被瓜农发现，别人一哄而散，王石能沉住气藏在瓜蔓底下，耐心等瓜农走开，再摘一堆香瓜回去分小朋友，于是被拥立为“孩子王”。13岁时，王石就敢带着弟弟妹妹，从郑州一路倒火车到东北义县找姥姥。

文革时，石磊因曾在伪满电话局工作的经历，被打为“走资派”和“日本特务”，老王也被下放“五七”干校。

这种遭遇对一个家庭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不仅当事人要经历诸多折磨，连子女的入学、招工、参军，都要受家庭出身的牵连。

不过，对王石来说，反而是“乐趣无穷”的时代。没了学上，也不能参军和招工，他悠哉游哉地在全国各地串联，上到东北、下到西南，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1968年，石磊恢复了工作，这意味着组织上已经对她审查清楚，王石的家庭出身也就没有了问题，他顺利通过了政审，加入了部队大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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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对部队的生活满怀憧憬。他和父母，都认为自己会一辈子在部队度过。

怀着这种豪迈心情，他来到空军三团，成为一名光荣的汽车兵，在徐州进行新兵训练和学习卡车驾驶。

但进入部队第一天，他就感觉，来错地方了。

天性向往无拘无束的王石，无法忍受早请示、晚汇报的日子。开会时，别人“忆苦思甜”，而他从小生活优越，无苦可忆，只好通过搞怪来博取战友们一笑。

要说苦，对当时17岁的王石来说，过一种自己不喜欢的生活，才是真的苦。训练营的隔壁是航校，他每天看着飞机起落，无比羡慕。

但文革时期，全中国又有几个人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呢？王石也只能压抑着自己。

好在，新兵营很快就结束，王石被分到空九军汽车营一连，在新疆运石油，每天奔驰于茫茫无际的戈壁滩。

也许是由于家里有关系，也许是由于王石表现很优异，他第一年就入了党，当了班长。在训练和干活时，虽然他比不过那些吃苦耐劳的农村兵，但是有一股折磨自己的狠劲。比赛割麦子，从小养尊处优的王石，哪里比得过那些农村兵，割不久就觉得腰都要断了，他会跪在麦地里，爬着也要完成任务。

但是，他的调皮捣蛋，显然和部队格格不入。排长来做报告，把“兢兢业业”念成“克克业业”，王石会当众挖苦：“排长，不是克克业业，应该是克克克克业业”。

有一回，部队请一位农村妇女做报告。这位女同志讲了应该如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王石嗤之以鼻。而报告结束后，女同志被请去吃小灶，王石等战士只能在大食堂吃粗菜糙米。王石感到愤愤不平，直到30多年后向人讲起，依然“余怒未消”。（见《王石这个人》，周桦，中信出版社，2006）

在如此种种之下，王石越待越压抑，5年之后，他终于决定逃离。

1973年，王石写信告诉石磊，说要复员。石磊以为王石犯了错误，要被部队开除，急忙奔上火车，花了三天三夜，赶到空九军汽车营。

区指导员告诉石磊，王石没犯错误，是自己要走。如果他不走的话，准备给他提干。

石磊苦口婆心地劝王石留下，直到深夜。但这一回，王石没有听母亲的话，他铁了心非走不可。

石磊怎么都挡不住，最后也只好随了他。

好在以家里的背景，安排一个复员的工作还是没问题的。很快，王石就脱下军装，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修锅炉去了。

当时，王石本来还有另一个选择。作为汽车兵，他可以到政府部门去开车。那年头，司机工作非常吃香，而且政府小车班的司机，改行当公务员的也不少。

但是王石选择当一名干重体力活的工人（这个工作的辛苦程度，从国家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看出来：解放军战士才45斤，他们是49斤）。原因是，这样就可以被推荐上大学——作为干部子弟，他能了解到的信息，以及享有的人脉，自然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好得多。

果不其然，第二年，王石就弄到了厂里唯一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上了当时铁道部五所重点高校之一的兰州铁道学院。

从进工厂到上大学，王石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不得不感叹，王石真的是非常努（mìng）力（hǎo）啊。

由于在铁路水电段的工作经历，王石在大学被分配到给排水专业。他对这个专业毫无兴趣，上学的时候，主要精力放在看课外书、学英语和学政治经济学上面。

三年以后，王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工作。

这一年，王石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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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大地，春天潮湿、夏天酷暑、蛇虫遍地、蚊蝇肆虐，在铁路沿线的户外工作，非常辛苦。

对这个工作，王石难言满意，只不过是苦熬罢了。在深圳笋岗北站30多人的工棚里，工友们兴奋地看着香港电视，王石独自用蚊帐隔出一方天地，看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1978年，一位女孩走进了王石的生活。有一回，王石在工地上被石头划破了一个小口子，女孩还特地跑到他的宿舍，来给他敷药。

这个被王石称作“小江”的女孩，全名王江穗，出生于革命家庭。上学时，因父亲文革期间被迫害入狱，也经历过不少磨难。不过，文革结束后，父亲王宁已经复出，成为主管广东省政法工作的省领导。

王石和王江穗很快就走到一起。1980年，两人结了婚。

也是这一年，王石通过招聘，进入了广东省外经委工作，一下子从铁路工人，变成人人羡慕的机关干部。

新的工作让王石非常兴奋。他的工作地点从酷热的铁路转移到清凉的高级宾馆，打交道的对象也从满身汗臭的工友，变成西装革履的外商。

用王石的话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课题，一切都是那么刺激新鲜！”（见《道路与梦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1981年，王石所在的处购置了两台铃木摩托，王石因也分到一台。他时常驰骋于广州新落成的环市路，感觉“阵阵颤动的快感袭上心头”。（出处同上）

但刺激新鲜的感觉没持续多久，王石又再次感到了厌倦。他觉得机关单位的生活让他压抑无比。

1982年的某天，王石和领导一起接待外商，他使出浑身解数来活跃宴会气氛。外商心情愉悦，对王石夸奖不已。

王石以为自己的表现很出色，心里颇为得意。没想到，科长却把他数落了一通，说他把主任、处长的风头都给抢了。

王石的热情被一盆冷水兜头浇灭。从此以后，他对工作不再上心，只用10%的精力应付，剩下90%用来上夜校学英语、骑摩托车兜风、打乒乓球等。

到了年底，领导在年终总结会上夸奖王石变稳重成熟了，说是要重点培养。

此时，王石的职位是副科长。有领导的欣赏，加上家庭的背景，王石在机关里的进步指日可待。但是，王石分析认为，自己最多做到副局，能不能成局、再往上都不确定。（见《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王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他想象着自己一眼能看到头、连怎么开追悼会、放什么哀乐都一清二楚的未来，不禁不寒而栗——这绝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王石联系了广州远洋公司，准备去当海员——虽然他已经成了家，有了一个女儿，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对自由的向往。

这是1982年底，王石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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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深圳皇岗村的村长庄顺福和老婆来广州，看望王石的岳父——王宁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的广东还有省委第一书记，由任仲夷担任，所以省委书记并不是一把手），兼省特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宁以前曾在皇岗村蹲点，住在庄顺福家，所以两家人有往来。王石1978年在铁路工作时，还曾去庄顺福家吃饭，当时他的印象中，庄顺福家又穷又土。

没想到，5年过去，再次见到的庄顺福夫妇，显得阔绰又时髦，让王石刮目相看。

庄顺福讲起深圳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让王石心里豁然开朗——我何不去深圳闯荡？

深圳改革开放老照片

有一个牛逼的家庭背景，好处是可以随时切换自己的人生路径。王石立马放弃了当海员的想法，并很快就办妥了一切手续，拿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走进了深圳特区经济发展公司（简称深特发）贸易部。

深特发是由政府部门改制而来，是个亦官亦商的机构，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贸易部当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业务，但是可以给政策、给批文、拿地皮，赚钱的门路就靠内部人员各显神通。

王石的工作关系还在省外经委，只是作为外派人员到深特发开展业务，赚的钱由外经委和深特发五五分成。他的同事都是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来自北京医药局、有的来自第七机械工业部，和他一起从广州到深圳去报道一位姓张的同事，其父也是省里的高层领导。

王石考察了一圈，放弃了当时最畅销的台湾折叠伞和日本味精，决定做饲料生意。当时，他偶然步入蛇口码头，发现这里存着很多玉米，再一打听，这些玉米都是从美国、泰国、中国东北等地，经香港转口运到深圳。

王石很奇怪地问饲料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为什么不直接从东北运到深圳？”

对方回答：“解决不了运输。”

王石一听有谱，作为铁路子弟，铁路运输他最熟。如果走海路的话，他和远洋公司关系也不错（后来海运实际由广州海运局解决，不过也很快被王石搞定）。

他立马回到公司，申请成立了饲料贸易组，自任组长。经过一番上下联络，王石很快搞来了30吨玉米，一下子赚了39000块钱。

在80年代初，这笔钱不是小数。而此时，距离王石到深圳，才不过一个多月而已。更重要的是，买家是固定的、货源已经找好、运输线路已经打通，生意前景是看得见的诱人。

王石把饲料贸易组扩充到7人，大量进货。看着笋岗北站热火朝天的搬运玉米状况，王石心里兴奋不已，有时兴头上来，也跟着搬货的农民工一起扛大包，不明就里的工友问：你一个城里人，随便做点什么不成，不用和我们一起扛麻袋啊。

王石淡淡一笑，也不作答，心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见《道路与梦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除了把玉米卖给饲料厂以外，王石还帮饲料厂卖货，为了解决运输问题，王石派手下去给笋岗北站货运主任送礼，想要两个车皮，结果礼没送出去。

王石自己又亲自跑到主任办公室去送，被主任笑吟吟地拒绝了。主任说：不用送礼，别说两个车皮，10个我都给你。

看见王石迷惑不解的表情，主任解释说，他是因为看到王石和农民工一起扛大包，觉得这年轻人不错，想帮一把。

据王石日后写道，他悟出一个道理：金钱不是万能的，其买不来尊重和荣誉，而姚主任诉求的是后者。（见《道路与梦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此后，王石将无数次向外界讲述这个故事，并说，从此，他确立了“绝不行贿”的经营底线。

不过，考虑到深特发的地位以及王石的家庭背景，难免不让人们对这件事情产生另外的解读。姚主任对王石诉求的，可能的确不是两条烟，但除了尊重和荣誉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就不是外人所能知道的了。

​4

到深圳三个月后，王石已经赚了40多万，几乎成了一棵“摇钱树”。

但是，8月的一场风波，让王石骤然跌入深谷。

当时，香港的一些报纸扬言，鸡饲料里有致癌物。一时之间，香港人闻鸡变色。而王石玉米的主要买家，正是养鸡户的上游产业——饲料厂。没人吃鸡了，自然也没人买饲料。

于是，4000吨新到的玉米，被积压在笋岗北站，无人问津。8月的深圳，一天一场雨，很快，玉米就发霉、发酵，或者发芽。

更惨的是，笋岗北站本来就是深圳重要的货运通道，王石的玉米把整个火车站都给占领了，导致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的粮食和煤炭都没法进站。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挥部勒令：货主必须三日内把玉米清走，否则没收货品并重罚。

王石找到指挥部领导家里说情，但是如此严重的情况，领导也毫无办法。

王石又连夜找皇岗村的庄顺福，让他组织了当地养鱼的老板，低价拍卖玉米。进价一千多一顿的玉米，被王石四百块一顿就卖掉。但就算是这样，忙活了一天，也才卖掉十分之一。

好在，“笋岗北站有便宜玉米卖”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第二天，一家养牛场找上门来，把剩下的玉米一扫而光。

“破坏运输秩序”的问题被解决了，但是，这一单生意也血本无归，不仅之前赚的40万全部赔光，还倒贴了70万。

王石郁闷得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连自杀的心都有。

王江穗听到消息，赶紧过来照顾王石。

在这之前，她见王石都累得瘦了十几斤，就心疼得要辞职过来照顾他，好不容易被王石劝止。这一次出了这么大事，可想而知她有多么难受。

她给王石做了素汤面，收拾了房间，然后安慰说：“做生意有赚有赔，即便挣不到钱，大不了再回到从前的日子，有什么好难过的！"（见《王石:婚姻如登山,脚踏实地最重要》，原载《妇女生活》2012年第2期）

在王江穗的鼓励之下，王石又振作了精神，重新燃起了斗志。

王石一家/图源：《山色不厌远——解读万科背后的王石》，原载《中国企业家》杂志，1998年7月，作者刘青

如果换成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敢再去碰玉米贸易了。可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买了机票，直飞东北，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把其库存的1.5万吨玉米，全部买下。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到天津、青岛，如法炮制，最后一共定了3万多吨的货。

其实，王石根本就已经没了买玉米的资金，他和对方说好，货到之后100天再付款。对方接受了。

王石赌的是：不相信香港人从此不再吃鸡。但此举风险非常大，因为谁也不知道，“毒饲料”风波什么时候能过去。如果货到以后，还是没人吃鸡，那他就真得自杀了。

玉米从各港口出发，直奔深圳，王石的心也一天天被揪起来，他每天都紧盯着新闻，盼望着香港人重新吃鸡的好消息，但是，一天天过去，他等来的，只有失望。

第一批7000吨的货还有几天就要到深圳了，王石还是没能等到期盼的消息。他只好转为祈祷，让台风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把那艘货船打沉。

在船即将进港的最后时刻，香港报纸终于登出了辟谣消息：原来的报道有误，鸡饲料无毒！（由此看来，香港记者虽然 “跑得快”，但是“报道出偏差”，其来有自。）

一时之间，王石的玉米成了各大饲料厂疯抢的“香饽饽”。王石一举扭转战局，不仅弥补了前面的亏空，还赚了300多万。

玉米生意这么好做，换成一般人，估计会一直做下去。而王石却出人意料地及时收手。果不其然，由于他赚钱太猛，很多其他贸易公司也纷纷效仿，市场上玉米很快供过于求，价格大跌，后来者全都亏本。

如果说，王石此前的道路，难免有靠父母和裙带之嫌，那么在“玉米战役”，他的眼光、魄力和坚毅，也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不然，我们无以解释，为什么高干子弟成千上万，如王石这般成功的却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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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王石加入了深特发新组建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很快，中心经理因和王石吵架，被气走了。领导让王石担任法人代表和经理。

此时，王石编制还在省外经委，而外经委的主管领导认为，王石不宜担任新单位的法人和经理，让他回省里上班。

这意味着，王石必须面临一个抉择：是保留省经委的身份，还是就此完全辞职，担任新单位的法人和经理。

对王石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选择。深圳一年，早已让他看到了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又岂会在意体制内一个副科长的职位？

他按照当初合同约定，向省经委上交了100万利润（虽然赚了300多万，但深特发与省经委结算时，系按照200万的数字结清。扣税以后，省经委实收85万），旋即走马上任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理。

展销中心主要销售摄像机和办公器材，这些都是当时国内急缺的物资。王石有早先在外经委时期就认识的港商刘元生等保证货源，生意都是现成的。唯一的考验，就是如何调剂外汇。

而以王石的背景和手段，这些自然是小菜一碟。很快，展销中心的生意就做得风声水起，利润率平均达到200%，有时甚至高达400%。

不过，风险也随之而来。

1985年，王石两次接受组织审查。

一次是展销中心被卷入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那是全国当年几大逃汇案之一。王石被叫去询问。事后查明，他所负责的1000万美金未查出问题，另外3000万他不是负责人。

另一次是有人举报王石在香港有巨额存款和数处房产，王石被深圳市纪委调查。王石表现得非常硬气，他对着奉命来检查的人咆哮：“我王石本人就是棵摇钱树！我犯不着去做偷偷摸摸的违法勾当！”（见《王石这个人》，周桦，中信出版社，2006；《道路与梦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王石和深特发之间，也产生了诸多矛盾，玩起了“老鼠和老猫的游戏”。上级安排王石去党校学习，实际上是调虎离山，好接管展销中心，但王石抗命不去。后来，上级干脆直接撤销了王石的经理职位，另行任命他人。王石也不为所动，照常上班。后来，新任命的人也终究没有露头，事情不了了之。

王石能这么硬气，不得不说和他的性格之强硬和业绩之突出有关。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和组织对着干，还什么事都没有，就颇耐人寻味了。

但再牛逼哄哄的王石，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随着深圳贸易公司蜂拥而起，展销中心的业务陷入价格大战，利润一落千丈。而国家的外汇政策又发生变化，更是雪上加霜。最后，王石不得不收缩业务，裁员20%。

在所有这些风波中，只有裁员，被王石认为是“创业以来最不愿看到的一幕” （见《道路与梦想》，王石，中信出版社，2014）。

当然，苦中也不是没有乐。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王石的腰包也逐渐鼓起来。1986年，他出差日本，特地买了一台洗衣机，在王江穗过生日的当天送到家里，把妻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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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的生意越做越大，和深特发的摩擦也越来越深。以他的性格，早就不能容忍自己管理的公司上面还有一个“婆婆”在指手画脚。而且，虽然他顶住了上次的撤职，但组织上如果真要认真执行，他还是随时可能会被一纸调令调离。

岳父大人虽然位高权重，毕竟已经六十多岁。纵然别人要动王石会有所忌讳，但是又还能管得多久？

如果不能解决和深特发的关系，王石的头顶，将一直高悬着一柄随时可以斩下来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1986年10月，机会终于来了：深圳市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王石一看其中条款，如获至宝，立马召集人马，开始研究股改。

在当时，股改是全新课题，加上还存在的意识形态争论，王石的前面有可能是地雷阵，也可能是万丈深渊，但他没有退路——要想获得自由，必须付出代价。

王石用铁腕平息了公司内部的种种震荡和阻力，硬推着公司往股改的方向走。到1988年，他终于走到了万里长征最后一步，和深圳市朱副市长谈股改条件。

最后谈定，国家占60%，管理层和职工占40%。

王石的目的就是股改，占多少比例他都不在乎。实际上在他心里，哪怕是国家占90%，他也愿意。

但是，作为深特发下属企业，这个股改方案，还必须得深特发批准才行。而王石对深特发的藐视到了什么程度呢：还是朱副市长的提醒下，他才想起要给深特发也递交一份申请。

而深特发的反应，自然是异常激烈。公司副总带着人到市府办请愿，强烈反对股改。

一切被迫中止。

深特发的新任老总把王石叫到办公室，说道：“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但王石岂是凡人。他直接找到市委书记和副书记求援，两位领导都表态支持他。最后，由副书记出面给深特发做工作。

股改面临的所有阻碍，至此全部摆平。

1988年11月，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正式获得深圳市政府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的股份制公司改名为“万科”。12月28日，万科正式公开发行股票。

王石正式从一位国企下属公司经理，变为一家股份公司的老总。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股改方案，职工持有的40%股份中，10%可以为私人所有。以王石的地位和贡献，这里面他可以分得最大的一份。

但王石放弃了个人持股，将自己定位为职业经理人，靠拿工资获得报酬。

这些放弃的股份，日后将值人民币上百亿元。

王石日后多次对放弃股份的行为做了解释。按他所述，主要原因有四条：第一是他自信就凭自己的能力也能管理公司，不需要股东身份的加持；第二是他翻遍家谱，发现王家上溯二三十辈都是农民，没有出过地主或资本家，他认为自己也没这个命；第三是他认为如果有太多钱，他可能会把控不住而干坏事；第四，他认为名和利只能得一样，二者之间，他更愿意选名。

也许王石说的都是实话，也许他还有其他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但无论如何，选择当职业经理人而不是成为老板，让他日后少了很多风险和羁绊。

他的好朋友冯仑对这点无比羡慕。说，王石不当老板，“使他摆脱了原罪，也使他所有的人生、公司都跟别人不一样。”

王石的选择，的确是极其独特。在历史上，我想到一个相似的例子：曾国藩打太平天国，麾下猛将如云，权倾朝野，李次清等属下曾暗示他，“鼎之轻重，似可问焉？”但曾国藩不为所动，坚持当臣子（职业经理人），而不是皇帝（老板）。日后，对比曾氏本人及其家族的名声、命运，以及清朝皇室后裔的悲惨遭遇，我们不得不说，曾国藩懂得取舍。

看看与王石同时期或稍后股改，选择当老板的那些企业家，日后入狱的入狱、出逃的出逃，善终的没有几个，我们也不得不说，王石很懂得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