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新冠疫情（上）_风闻

年初畅想2020年时，我们可能会想到东京奥运、美国大选、中国的火星首秀和全面脱贫等。但谁能想到一例不明肺炎会发展成全球瘟疫继而引发世界动荡呢。截止3月18日，内地新增确诊13例，其中湖北1例、境外输入病例12例，内地首次无疑似病例。虽然外部风险巨大，但可以说在国内，这场“战疫”已胜利在望。这个时间点复盘一些东西我想要比当时处于风暴之中的歇斯底里要好得多。

道歉论合理性?

疫情发展初期网上弥漫着一股“道歉论”气息。他们认为疫情从武汉传播出去，中国要为此向全世界道歉。以下两位是这类人的代表。

之后病毒起源的中美之争，又让道歉论再一次出现在公共的视野里。就连大统领都在推特上都指责新冠病毒是中国病毒。显然美国疫情的发展、股市的暴跌，让其没有吹牛的资本。这时候转移一下国内矛盾也十分符合川普的一贯作风。

那么到底我们需不需要道歉呢？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要了解这次的新冠疫情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因为如果是天灾，那么该道歉的是上帝。那如果是人祸，谁闯得祸谁来道歉确实有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过去瘟疫一直以来就被视为是一种天灾。如早期中国史料《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这说明当时人们认为瘟疫的发生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这跟洪水，干旱本质上并无什么不同。于此类似，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被认为是神对世人的惩罚，是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恶魔。但在现代人类对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因为科学的发展，人类发现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才是瘟疫的元凶。随后人类更是发现和发明了抗生素和疫苗等抵御瘟疫的武器。这时候诸如肺结核、鼠疫和天花等顽疾也都从“极端危险”的一栏被移至容易治愈的“小病”。这使得大多数人认识到瘟疫是可控的，我们拥有足够的手段去对付它。基于对瘟疫的可控自信，使得很多人对于瘟疫看法从过去的天灾转向人祸，因为它是人为疏忽导致的。但要清楚得认识到，微生物出现在地球上早于人类几十亿年。在生物界的种类和数量也远超人类的想象。地球上谁更有“发言权”还犹未可知。

所以我的看法是瘟疫本质属性是天灾当然夹杂着些许人祸。那么既然有人祸，我们是否要向世界道歉呢？从国家、民族层面，道歉论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假如中国真是瘟疫的起源地。我们因防控不利没有第一时间消灭它，让其在世界传播，需道歉。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随着疫情发展，不管哪个国家，只要你发生了瘟疫就必须要向世界道歉。因为你疫情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你防控措施不到位导致的。而且你疫情爆发后你自己又会成为疫情源头，传播给世界。因此你如果认同道歉论的话，那么所有存在疫情的国家都需要道歉。这种相互道歉有意义吗？如果你说，我们只指责最初的传播者。那么，只要病毒不是人为制造的，你就只能责怪上帝，因为源头在他那，这是他老人家安排的。

所以道歉论的合理性是基于个人的。比如疫情期间，有些官员应对不利、有些民众破坏规则。这需要他们的道歉。那些混淆概念，把国家、民族拟人化搬出道歉论的人是十分无知的。

我们要做的不是道歉，相互指责而是通过彼此帮助，相互合作共同消灭这个敌人。而每一个在这场全球战疫中付出努力和贡献的人和国家都应该被感谢。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所说，世界要向武汉人民的付出而表示感谢。

为什么会失误？

这次疫情全球爆发最大的原因是新冠病毒本身的狡猾和强大。但中国作为已知最早的疫情爆发地，我们前期确实存在应对失误。那么初期应对不利是因为什么呢？

首先初期的应对不利的原因不会是西方所谓的中国什么没有“自由民主”体制。假设他们说的在理，那么以“自由民主”标榜的西方现在就不会爆发疫情了。其次有人指出这是中国疾控体系反应过慢导致的。中国CDC不像美国CDC那样，它只是执行部门没有一定行政权。这实际上有一些道理，但并绝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美国在2009年应对H1N1流感时也不会导致全球大流行，同理如今美国也不会爆发新冠疫情。连川普都特意发推特,狠批美国CDC。

我记得去年高福院士在科大讲座时就特意提到中国疾控体系。他个人是对其引以为傲的。确实，自非典后中国CDC在应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都又不错的表现。而大家可能没注意的是，就在新冠肺炎爆发的前一个多月，内蒙古发生一场鼠疫（黑死病）。2019年11月12日北京发现两例内蒙古籍的输入病例，随后在内蒙古陆续发现一些鼠疫病例。但在政府和疾控中心的努力下到12月23日最后一名患者就出院了，成功把疫情扼杀在摇篮里。可见中国防疫体系并非像一些人说得那样不堪。

最后会不会是有人所说的“吹哨人”的问题呢？这实际上犯了一个简单思维和上帝视角看问题的错误。很多人幻想如果当时“吹哨人”没有被训诫的话，政府就会早点出手，防疫工作也不会弄得如此被动。他们认为哨声传遍社会，那么社会就会重视，政府就会行动了。那么我不仅要问了，你们还记得那位美国的“吹哨人”吗？他提前近一个月提醒美国，美国不是依然麻痹大意吗？无数华裔充当“吹哨人”然而美国社会有警觉吗？中国整个国家为世界吹哨一两个月，那最后又有多少国家重视了呢？因此只要执政者决策逻辑上不认同事情的严重性，你纵有再多的“吹哨人”也无济于事。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民意汹涌，媒体沸腾的时候武汉执政者还会轻视疫情了呢？我们把时间线梳理一下，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发现有4名病人肺部有异样，且该肺部感染与其他肺炎不同，怀疑该疾病是传染病。其中一人来自华南海鲜市场。27日张向医院汇报。医院又将情况汇报给武汉市江汉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12月31日，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了这次疫情第一场发布会，期间确认华南海鲜市场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并表示已有27例病例中有7例重症，另20例“稳定可控”。同日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抵达武汉。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从向区级疾控中心上报问题到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抵达武汉前后花4天时间，可以说疾控中心的反应速度是可以接受的。**1月1日武汉政府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被关闭。之后武汉政府认为了切断源头，可以高枕无忧了。接着一系列骚操作就出现了，包括训诫8人散播谣言、百步亭万人宴和湖北省春节团拜会等。**1月8****日，不明肺炎病原体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可以看出从不明肺炎上报到疾控中心到确定其病因，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这也应该是人类发现确诊未知传染性疾病病因最快的一次。**同日国家卫健委派武汉第二批专家到达武汉。在2月26日《财新》的专访中，一名专家组成员透露“每到一个地方，就问有没有医务人员感染。”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武汉方面）“根本不合作”。曾光在3月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1月8日，他接到国家卫健委电话，让他第二天一早去武汉。1月9日，他在武汉待了一天。“他们（湖北省和武汉市）说（患者）病情比较轻，跟季节性肺炎差不多，几百个密切接触者没有一个发病的。说得很轻松”。1月10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ICU临时隔离病房全部收满。“病房都住满了，市里还没有动静，我们急了，多次向市卫健委，后来向省卫健委继续汇报。”部分医生质疑疑似标准严苛，但市卫健委专家反过来要求中南医院要谨慎申报检测，控制检测名额，表示“你们报太多了”。1月14日，武汉卫健委官方网站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中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1月18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第三批高级别专家组。袁国勇在3月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表示，“我们在武汉到访的地方可能都是‘示范单位’，我们问他们（武汉卫健委、武汉疾控中心、武汉当地医院以及湖北卫健委等）什么，他们就答什么，似乎已准备好。不过钟南山就异常尖锐，他追问了好几次‘究竟还有没有’，‘究竟还有没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们讲的这么多个案’”？1月20日钟南山在央视明确表示新冠肺炎具有人传人特性。至此政府和全社会才真正重视起来，三天后武汉一个千万人口级的城市正式宣布封城。

把时间线梳理清楚后，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诊断标准过于严苛。根据财新网对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的采访，早期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诊断标准是“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全基因组测序，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全基因组测序”；1月18日中国国家卫健委调整了诊断标准，“确诊病人的数量就急剧增加了”。下图也是很直观的反应该问题。

这个诊断标准严格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我们根据后来的回溯研究可以知道，华南海鲜市场实际上并不是发源地。也就是当时很多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人并不符合待检测标准，这导致了遗漏他们。再加上，那时候RNA检测试剂盒还没有下发到武汉各检测机构，确诊还要做全基因组测序。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就这个早期的诊断标准来看，医护人员即便有发烧，咳嗽也大概率不会被确诊，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也没有能力去做全基因组测序。因此我们看到李文亮医生1月12日就出现高度疑似症状并住院直到2月1日才正式确诊。你要说政府瞒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并没瞒报，因为确诊人数确实很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临近春节一年即将收官，谁想把事情搞大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名专家组成员询问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人传人证据啊”。这时当地官员拿着一叠厚厚的数据说，“您看，从数据上还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既然疾控部门没有证据显示人传人，你如果作为决策者会真正重视起来吗？于是8名吹哨人因“造谣”被训诫，万家宴依然照常进行。

如果对比先于新冠肺炎一个月的鼠疫，你就会更加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鼠疫属于甲类传染病。对于这种有规可循的传染病，当地政府和疾控部门很快就把疫情控制住了以至于等到了疫情结束时全国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曾有疫情发生过。但新冠肺炎是未知的，没有具体的应对经验。其1月20日才被列为乙类传染病。如果真要按照科学严谨的原则，诊断标准肯定会被严格设定。而当地政府和疾控中心就以这种脱离实际的诊断方案为依据去统计确诊人数并分析、制定应对策略，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说这次政府初期应对不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技术性问题。那就是对于未知传染病的诊断标准过严，脱离实际。当然这个技术性问题背后是着有深层次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地政府和疾控部门的教条主义和懒政怠政。他们把诊断病人当做是一场任务，认为交差就行。**理论与实践相分离，主观与客观相脱离，轻视实践，轻视感性认识，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毛主席很早就批判过这种行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但很遗憾，人类还是在不断犯着相同的错误。技术性问题容易解决，但背后的教条主义和懒政怠政则需要我们党和政府花大力气去克服。

建立体制自信和破除体制神话

从钟南山院士在央视上明确表示新冠肺炎具有人传人特性。实际上，中国的疫情形势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政府表现虽然有一些瑕疵，但总体是值得赞许的。这时候中国体制的优势也真正凸显出来。

首先是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我们对比欧洲就很可以很好的看出这一点。意大利疫情发展至今没有一个欧盟成员国向意大利提供急需的物资。基本上意大利是在单打独斗。欧洲人可能不知道唇亡齿寒是什么意思。这导致的意大利医疗体系瘫痪，死亡率高达6%，实际上也间接导致整个欧洲的疫情大流行。反观中国，面对湖北医疗人员、物资不足的问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团队、物资支援湖北。截至2月25日，全国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人数（含解放军医疗队伍）已超过3.8万人。各类物资更是从全国各地不断涌入湖北。面对医疗场地不足问题。以中建集团为核心的中国力量仅花10天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几天时间内武汉市就把一批体育场馆、会展中心等改造为方舱医院，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了床位不足的问题。正是“一根筷子易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才让湖北的医疗体系不至于崩溃从而有能力抗击疫情。

其二是中国高效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不论城市、农村几乎中国所有地区在几天时间全部被动员组织起来共同抗疫。这个时候真得只有中国和外国的区别了。也难怪很多外国人开玩笑的说，你还说你们中国要和平崛起，这看看你们的战争动员能力。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效率主要取决于组织系统能力和组织个体能力。党的统一领导，多部门协调，基层网格化、智能化管理都体现了组织系统能力。而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则决定了中国强大组织个体能力。“我没病为啥要限制我的自由”这大多数西方民众看法。这时你会发现法国总统呼吁大家不要出门但黄马甲运动依旧。意大利封城后，民众该干嘛干嘛，照常出门。反观中国民众，除极少数外，大多数民众都严格遵循政府的防疫政策。我们还看到了甘于奉献的医生、警察、外卖小哥、公益厨师、爱心司机和社区工作者等一大批最美的逆行者。西方那种自由主义，如果你扒开来看是极度自私的而且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没有自由。极强的组织系统能力加上优秀的组织个体能力早就了中国无与伦比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第三是中国强大工业能力。这次疫情恰逢春节，很多工厂停工。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口罩等医用物资缺乏。但在政府和企业努力下，仅仅不到一个月时间，全国口罩日产量较与疫情爆发前实现12倍的增长（截止3月3日数据）。这是你会发现除了之前的生产口罩企业外以前生产纸尿布、空调、手机和汽车的企业都纷纷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生产线改造生产口罩甚至有些企业还用上战斗机的技术。我们知道医用口罩核心原料是熔喷布。在原料短期的情况下，以上海石化为例，他们充分发挥聚丙烯产能、技术、团队以及产业链优势，立即启动紧急技术攻关，仅用12天成功研发转产口罩熔喷布专用料。可以看到从上游原料到下游产品，中国的全产业链能力无与伦比。

第四是中国的唯物主义教育和世俗化社会传统。瘟疫爆发后你会发现很多国家的“人类迷惑行为”大赏。印度人喝牛尿，烧纸人抗疫。日本僧人洗冷水澡，念经祈福抗疫。韩国人高呼哈利路亚，室外病毒不会传染。伊朗舔圣墙接收病毒，免去灾害。就连美国总统都邀一些宗教人员在白宫祈福，天佑美国。你可以说这是文化但正如国际歌中所唱的那样“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相较而言，中国民众狂抢双黄连的不理智行为不知道比他们高到哪里去了。中国人普遍不信邪，相信科学。虽然中国人的务实和理性仍有待提高但若进行国际比较的话还是十分优秀的。

最后就是我们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停摆一个千万人口级的城市是需要多大的政治决断？我想至今也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这么大决断力。我们对新冠肺炎病人的检测、治疗费用全免。而号称最在乎人权，全球实力第一的美国直到3月14日才承诺检测免费。而这些措施背后逻辑就是我们有一个视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为第一位的执政党。

以前我们总是幻想、塑造一个西方的体制神话，即西方政府是选民民主选举出来，政府更重视选民所以政府会拼命为选民解决问题以换得选票并且在这个过程受民众、媒体监督避免官僚。但我们发现这只仅是理论而已。实际在西方很多国家，选票并不一定要靠辛苦的为人民服务而换取。他们可以通过操作媒体、制造意识形态对立和丑化竞争对手等更为轻松直接的方式获得政权。当然每个国家有其具体国情，有些民主体制也确实可以很好的运行下去。但这次疫情中很多西方政府隐瞒真相，漠视人民利益比比皆是，有些国家官员的官僚主义更是触目惊心。中国以惨痛代价为世界提供一两个月窗口期。然而大多数西方国家不为所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不影响经济，多次将新冠比作流感，隐瞒误导民众，直至美国股市大跌这才改口。更有甚者，面对疫情直接放弃抵抗。英国首相要让轻症患者待在家里不做治疗等到全英国60%的人都感染后利用所谓“群体免疫”来到达阻断疫情的效果。我们知道现在新冠肺炎全球死亡率为3.4%，就算英国医疗条件发达，他们把死亡率控制到1%。那就意味着全英国有60多万人要因此丧命。这简直是反人类行为。要是中国政府说要实行这样的计划，那还不被民众骂死。当然这里聊一个题外话。中国有一群很奇怪的人。他们自认是社会的良心，民族的脊梁。他们总会无情批判中国的落后和黑暗。但国外出了问题时他们总会十分理性分析其合理性，我不反感揭示社会不公，体制漏洞但做人不要双标。比如下面这位公知，疫情发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批评。其实这我也是赞同的。但面对英国这种“投降政策”时他又十分理性地分析其合理性。合着就是中国做啥，啥都是错。外国做啥，啥都有理？不过17日英国首相在遭受一片质疑声之后，已经改口称，每个人都要停止与他人进行“非必要接触”，英国必须像战时政府一样行动。不知道这位公知又会找到什么刁钻的角度去分析其合理性。

 其实这样的人很多。我们可以再欣赏一例。

 

这位看到有人称赞火神山，十分不爽。直指发达国家才不会等到疫情发生才建造隔离医院呢。意大利疫情发生后，意大利的拉齐奥地区开始在各地的医院前建造临时充气帐篷。2月26日，第一个帐篷区在罗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附近落成。美国疫情发生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于3月15日开始在彭德尔顿基地第13区附近搭建临时营地，这些营地主要被作为隔离区。他这是要把意大利，美国都踢出发达国家之列吗？还是说人家辛辛苦苦建造的隔离区，规格达不到他所谓的隔离医院标准？

 看到有人认为美国流感可能掺杂新冠病毒从而可能是美国传播的。他又大呼，这怎么可能！直指对方低估美国的医学水平和政府透明度。甚至狂例flag。可3月11日，美国CDC主任雷德菲尔德在美国国会说，美国流感病毒死亡人数中有新冠肺炎死亡者。他这是要宣传中   国医学水平和政府透明度远高于美国？

更加诡异的是，2月7日他说新冠病毒太狡猾。3月4日他又跟风美国新冠病毒低风险的说法。3月16日他又说新冠病毒是百年一遇。

这帮人看问题往往已经预设了结论和立场，论证部分基本都是根据结论反推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本来略带褒义的词汇就是被这帮人一步步污名化的。社会需要批评但大家遇到这种人可千万别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