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会超过08年吗？_风闻

疫情袭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显然是第一位的，它比什么都重要。但另一方面，疫情终将过去，经济则是永恒。

首先，复工复产是取得“战疫”最终胜利的物质保障。此外，也是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正面临换挡，经济结构正在深度转型之中。唯有对抗疫情冲击，加快经济复苏才能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空间和时间。

2019年，我国GDP达到99.086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1%，符合6%~6.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范围来看，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意味着我国稳居全球经济“老二”的位置。同时，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了三分之一。

但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刻不容缓，疫情固然会一定程度影响改革和调整的速度，但不会扭转趋势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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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宽松“大竞赛”？

观察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外部约束正成为愈发关键的变量，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当地时间2020年3月3日，美联储宣布紧急降息50个基点，这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联储最大规模的紧急降息。

美联储表示，目前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劲，但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渐演进，所以决定下调联邦基金利率50个基点至1%~1.25%。此外，美联储正在密切观察疫情进展及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并将利用合适的政策工具来支持经济增长。

在美联储降息之后，阿联酋、沙特、加拿大以及中国香港金管局和澳门金管局宣布降息50个基点。而在美联储降息之前，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央行已率先决定降息。

此外，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另外几个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如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印度央行也面临很大的降息压力。换句话说，**全球大范围的降息已经在路上，**各个经济体的央行将开展一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最大规模的“放水竞赛”。

某种意义上讲，“放水竞赛”是在所难免的，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或者说堂皇的托词。

实际上，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除了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各国的经济并未真正从10多年前的那场信贷泡沫中如期恢复。一些问题根深蒂固的经济体，甚至正在变得更糟。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人敢贸然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

因为，美联储的动向始终是各国货币政策最大的外部约束。在美联储不断退出QE，政策从紧的情况下，那些实体经济虚弱，金融体系脆弱的经济体如果采取过度的宽松，必将是金融体系的灾难。本币几乎崩溃，最后只能向美国示好的土耳其，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然而这一次，美联储降息了，而且幅度如此之大，达到50个基点（0.5%）。于是，各国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机会。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着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完全跟随着美联储降息。但不可否认，美联储的突然宽松的确也给了中国货币当局更大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实际上，在2017年启动的金融去杠杆大潮褪去之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正逐渐进入一种新的微妙平衡：一方面，既要对经济进行必要的、适度的刺激；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给外界释放过度的货币宽松信号。因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和国内资产的价格这两者始终都约束着货币当局的一举一动，而前者的信号意义更加被看重。

疫情暴发后，央行多次展开逆回购操作向金融机构释放资金，规模最大一次2月3日和4日，两天累计投放流动性1.7万亿元，之后，千亿级逆回购也发生多次。在此期间，人民币离岸和在岸价格都一度双双“破七”，并且次数不止一次。

显然，在疫情暴发之后，适度的刺激正变得愈发必要。但是，政策也必须讲求策略，特别是要尽量降低市场包括国际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某些过度反应。因为，相对稳定的外汇和金融市场的预期，事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固和改革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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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刺激与成本

202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英国《金融时报》刊发署名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会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高质量增长基本面。同一天，陈雨露又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是短期的、有限的，中国金融体系应对风险具有极强的韧性。

可以看出，货币当局的两次发声重点，并非是谈因为应对疫情要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整，而是在强调疫情影响有限，不会对中国金融体系有过度影响。换个角度解读，即是货币当局再给国内外投资者吃下一颗“定心丸”，表明货币政策不会对疫情出现过度反应，依然稳健。

但稳健并不代表不灵活。三天之后的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举行发布会上，陈雨露提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字，即“稳健的”货币政策将“更加灵活适度”，并提出一系列针对实体经济的扶持政策。

扶持措施主要指向了中小微企业，比如通过加大中小微企业金融专项债券的发行力度，激励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还有对中小微企业贷款逾期方面的宽松处理，以及对制造业、外贸以及对春耕备耕和生猪生产产业链上的中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等。可以预见，这些措施对中小微企业来说，还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货币政策并不是实体经济对疫情的“免疫特效药”。疫情暴发后，服务业一下子成为了困难行业，以餐饮为例，很多知名企业都面临现金流的问题。它们缺乏足够现金储备，疫情一旦暴发，门店停业，生意冷淡，现金流出现断裂。于是，很多企业负责人开始通过传媒向国家叫苦。

显然，叫苦是有用的。首先，在经济转型、疫情当前的时点，银行也必须运营，因为必须放出贷款，银行才有利润，信贷经理才有高额提成。此外，在一些银行业人士看来，当“帮扶企业”成为一种大范围“政治正确”，那么不良贷款自然有人兜底，或者在监管上会有所松动。于是，一部分“叫苦”的企业很快就等来了国有银行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

不过，有人喊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企业家曹德旺。他提出企业家要自救，不要出了问题就等政府和国有银行来帮。是不是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本来就不足？企业家要靠人救，但那些财富不如企业家的普通人同样遭遇了疫情，他们怎么办？

曹德旺还认为，很多行业本身产能过剩，面临的困难并不一定就是疫情造成的，只是疫情让问题更加突出而已。如果不管具体情况，继续依靠贷款来救企业，以前积累的问题会继续积累下去。不过，对于小微企业，曹德旺则认为应该大力救助，他说政府应该直接取消小微企业的交税资格，放水养鱼。

作为一名以“耿直”出名，并且热衷慈善实业的企业家，曹德旺的话一直都代表着“少数派”，但“少数”未必就不是对的。作为一位全球性的制造业企业家，曹德旺很清楚：适度的救助和刺激是必须的，但过度就有问题。因为任何救助和刺激，都一定是会产生成本，而这个成本最终会找人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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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改革不能少

“四万亿”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过度的刺激背后，除了遗留下低效率的产能和走高的资产价格之外，更加深远的影响可能是货币纪律的松弛。除了金融危机期间的“四万亿”，2015年股灾之后，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也留下了很多思考。2016年的房价大爆炸，并不是没有原因凭空而出的。

疫情之下，一些行业的确面临刚性的外部环境约束，比如餐饮、旅游、航空等主要靠人流的服务业，它们的确脆弱。它们需要一定的帮助，来渡过难关。但另外一些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则几乎不受影响或者恢复很快。此外，人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肯定受到影响，但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显然小得多。

换句话说，产业的结构决定了它抗风险的能力。因此，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变得十分必要和急迫，而疫情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残酷的“倒逼”。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呈现出结构性产业差异的同时，也呈现出区域性的不均衡，这在复工复产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一些细心的网购者发现，春节之后，珠三角的物流恢复最快，其次是长三角，而北方某些地区的物流恢复最慢。购买一本书，如果珠三角的转运中心要从长三角调货，那么可能时间是三四天完成。但如果从华北调货，则运单的信息可能一周之后也没有更新，最后只能取消订单。

东部地区和一线城市，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在复工复产的浪潮中，东部地区也走在最前列，他们谨慎地平衡着防疫工作和复工复产。实际上，它们也有不小的经济发展压力。

在过去的2019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6.1%，而一线城市中的“大哥”上海的增速竟然低于全国水平，增速仅为6.0%。此外，北京和深圳也出现了增速下滑，分别为6.1%和6.7%，只有广州达到了6.8%，增速比上年提升0.6个百分点。

在中国经济换挡，整体增速下行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的经济增速也难免有所放缓，这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一线城市因为其愈发强大的集聚作用和带动作用，其增速放缓很可能是一个“先导信号”，将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后续影响。因此，提振经济被放置在了一线城市工作日程的显著位置，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基本上成为了统一的口径。

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这让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有了坚实的物质保障，也让我国应对突发疫情的实力有了提升。

目前，疫情正在全球一些国家不断蔓延，它成为了继贸易战之后，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未来，世界经济还将有很多变数，这一轮由美联储带动的货币政策逆转，已经说明了问题。市场的预期正在变得谨慎甚至悲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这个时候，“有形的手”将发挥作用。

在中国，房地产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它再次成为市场讨论的热点。在过去，无论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它都在提振经济的“工具箱”中始终扮演着核心工具的角色。这一次如何？所有人都拭目以待。

不过，过去的历程已经说明，必要的刺激在所难免，但它必须以必要的限度，以及不把麻烦留给以后为约束。在任何时候，改革都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