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殉职，四人濒危——武汉中心医院“至暗时刻”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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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三位受访医生说，疫情暴发3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2从1月11日到16日，该院收到26例职工疑似感染报告。而据武汉市卫健委公告，截至1月15日，全市医护人员零感染。3在12月底已经频繁上报之后，院领导并未示警，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让人们紧张起来。甚至有科室负责人戴着口罩去开会，还遭到了批评，“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玥 张笛扬 敬奕步 李在磊 南方周末实习生 郑伊灵 吴超

网络编辑：吴悠

校对：胡晓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3月1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李文亮医生生前曾在这里接受治疗。2月20日时，这个院区也成为了定点医院。不过，目前该医院的发热门诊已经不再接收新冠肺炎的患者，急诊和外科逐渐恢复。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图）            

2020年3月9日上午，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微信朋友圈里，第四次点起了蜡烛——眼科副主任朱和平，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这是该院眼科因新冠肺炎去世的第三位医生，前两位是梅仲明和李文亮，从前患者称他们为“明亮组合”。“原本要为患者带来光明，如今都走了。”一位该院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3月1日，该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也因新冠肺炎殉职。他还是该院最近一年评出的唯一一位“重大先进典型”。

至此，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生殁于疫情。

武汉市中心医院在此次疫情中殉职的四位医生，分别是眼科副主任梅仲明、眼科医生李文亮、眼科副主任朱和平、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从左至右）。 （何籽/图）            

中心医院一线医生杨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还有四位医生濒危，“我说的是濒危，不是病重”，他强调，这四个人都是包括呼吸衰竭在内的多器官衰竭，并伴有各种不良并发症，“有的全凭外部医疗手段支持、维持生命”。

他说的四位濒危人员分别是副院长王萍、伦理委员会刘励（该院肝胆外科蔡常春主任的妻子）、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易凡、泌外科副主任胡卫峰。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该院公共卫生科流出的一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截至2月9日，上报职工确诊病例68例，纳入医学观察的医务人员266人。

该院两位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此前确曾在同事群中看到过这份文件。

根据目前公开的信息，武汉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在武汉十分突出，医护死亡情况堪称最为严重。

难以上报

武汉市中心医院始建于1880年，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它是武汉市28所三级甲等医院之一，属于武汉市属的公立医院。该院有两个院区，其中后湖院区是武汉市征用的第二批定点医院。

目前该院有员工4300余人，其中博士、硕士1206人。

中心医院的后湖院区是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近的医院之一，1.6公里，步行仅需23分钟。它也是新冠肺炎病毒最早出没的地方。

根据上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12月29日下午，后湖院区急诊科医生通知公共卫生科接诊了4例华南海鲜市场病例，病情异常。医院致电江汉区疾控，但对方称此前上报的类似病例查了各项病原均无结果，需要汇报领导。

六天后，区疾控仍回复：“等上级通知后再报，具体上报病种等通知。”之后，关于上报给谁，这家医院又遭遇了踢皮球：区卫健委说它是市属医院，报给市里；市卫健委说，属地管辖，报给区里。

1月8日起的三天，终于成功上报14个病例，但其中一个无法确诊，区卫健委让联系区疾控自行采样，区疾控说等区卫健委通知。13日，再将一位患者无法采样的信息报告区疾控，得到的回复是一个字，“等”。

从1月11日到16日，该院收到26例职工疑似感染报告。而据武汉市卫健委公告，截至1月15日，全市医护人员零感染。

杨珥说，1月初就有很多患者没有接触华南海鲜市场史，但有了临床症状和影像学依据。此外，陆续有医护人员在接触患者后出现了同样症状。“这就是人传人的直接证据”。

但是关于病情上报，他们收到的要求是不允许填“不明原因肺炎”，乃至“病毒性肺炎”，只能写“肺部感染”。他说，肺部感染就是一个很宽泛的疾病了，不能凸显新发病毒，也不能凸显人传人。

他的同事也证实了上述情况。

不能说的秘密

在难以上报的日子里，中心医院里发生了什么呢？

一位急诊科医生对12月底的事印象深刻，因为首先发现病例的就是急诊科——好几个患者咳嗽、低热、肺部CT膜玻璃样变。医生把患者的肺泡灌洗液拿去测序，得到的结果惊人：“SARS冠状病毒”。

这张检验结果的截图，最后成为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中发布的“祸源”。

根据该院急诊科艾主任此前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2020年1月1日晚将近0点，她接到医院监察科信息，要求第二天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被批评“作为专业人士没有原则，造谣生事，你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了社会恐慌，影响了武汉市发展、稳定的局面”。艾主任提及这个病可以人传人，但没有获得任何回应。

上述急诊科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主任第一时间向上预警，‘SARS回来了’。但被院领导训斥，很多人在场。训斥她用了三句排比句，大意是说擅自发布未经证实的新闻，造成严重社会舆情，如何负责，把我主任当时吓得着实不轻。”

但该院一位在医学影像科室工作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被叫去谈话的，远不止李文亮和艾主任。“我们医院很多人被院方叫去谈话，说不能发什么。”

他和另一位医生，后来因为发表关于梅仲明、李文亮的哀悼图片，专门被院方找去，让他们删除。在南方周末记者联系的十余位采访对象中，过半受访者表示受到过院方的干预，包括训诫、谈话、被要求删除发布内容、被电话提醒不能发布有关消息等。

该院后湖院区一位工作人员记得，那时候“不让声张，物资就更不敢谈了。我院的很多医护也是那个时候感染的，心痛。那个时候我很绝望，特别绝望，没有外援，也不让报”。

有两位采访对象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微信群截图，2019年12月30日，各科室微信群里收到转发自武汉市卫健委的信息：“请大家……不要随意对外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通知及相关信息……否则市卫健委将严肃查处。”

该院医生陈小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早期院里统一要求，“不能说，不能戴口罩，怕引起恐慌。”

陈小宁回忆，疫情开始不久的一天，临近下班，院里所有中层紧急开会，口头传达，不得对外提起“冠状病毒”字眼，“管住自己，管住自己的家人”。当天已经下班的陈小宁，又接到领导电话，必须回医院当场听取传达通知。

多位中心医院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确有收到“不能说”，“不能戴口罩”这些要求，均为口头层层传达。

“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此时，与中心医院相隔仅2.6公里、几乎同时发现异常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直接将疫情上报到市里和省里。该院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2月27日，意识到可能有传染性，就将当时的患者进行单间隔离，并指导医护人员注意做到个人防护。”

但在禁言之后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并没有做到“内紧外松”，防护并未得到加强。

杨珥说，在12月底已经频繁上报之后，院领导并未示警，没有通过任何途径让人们紧张起来。甚至有科室负责人戴着口罩去开会，还遭到了批评，“大惊小怪，扰乱军心”。

同时，院领导通知每个科主任，逐个电话告知每个同事，一律不得外泄病毒的任何消息，“那个电话我接到过”。

杨珥听到多位同事提及，1月上旬，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戴口罩去开会，被院领导批评。此后，该院多位医生都看到他没戴口罩。不幸的是，几天后，江主任被感染、确诊，之后做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体外膜肺氧合，一步步衰竭，直至死亡。

一位和江学庆同科室的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江主任曾提醒他们“别戴口罩，影响不好。”

网上流出了一张江学庆笔记本的截图，一条条记载着一段会议记录：“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没有人传人的证据，十条纪律规定，保密纪律，不准到处乱讲乱谈……”

陈小宁说，笔记所录就是1月3日的会议，医院组织中层开会，口头传达精神，再口头传达给每个职工。

如今，有87位群成员的江学庆科室的微信群，人们把头像全部换成了一样的黑暗中的蜡烛照，只留下一张照片头像，那是已经不能换头像的江学庆本人。

江主任科室的群成员列表            

于林是中心医院的退休职工。她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江主任是1月13日下午，他还在专家门诊，还没吃午饭，饭在旁边放着。

江主任对她说，“大姐，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办了事赶快走。”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被病人围着，没戴口罩。

南方周末记者拿到一份中心医院医生提供的《1月13日病毒性肺炎相关情况报告（南京路）》，南京路院区当天监测密切接触医务人员共计85名，其中发热门诊9人、隔离病房29人、呼吸科34人、眼科13人。

作为本应远离呼吸道疾病的科室，眼科在这次医护疫情中却伤亡最重。

该报告描述，1月10日，一位眼科患者转入隔离病房，11日管床医生李文亮报告发热37.2℃，此后逐日高烧，日渐恶化。12日上午，另一位眼科医生报告发热37.4℃，此后表现出与李文亮一样的症状。

陈小宁说，之前眼科要求设备科、院感办给相应的物资，为医护人员做防护，但当时的院感办主任只给了一级防护，“一级防护是最差的，三级是最好的”。

3月9日去世的眼科副主任朱和平是医院的返聘专家，本已退休。陈小宁说，朱医生是个很好的人，感染之后妻女都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家拖了十几天，后来被120接到医院，没找任何人帮忙。

目前虽有四位医护人员去世，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只为江学庆、梅仲明两位医生发布了讣告。这两位医生的讣告，院方都是在去世后三个小时发出的，但朱医生已去世超过24小时，仍无讣告。

南方周末记者为此致电该院公共卫生科，对方回复请联系宣传科。

物资“弹尽粮绝”

盘点中心医院危重症、去世医生所属的科室，分别来自：眼科、甲状腺乳腺外科、消化内科、心外科、泌尿外科、耳鼻喉科、伦理办公室等，非常分散，且普遍与治疗新冠肺炎没有直接相关。

杨珥说，“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正儿八经上前线抗击病毒，就莫名其妙地倒了。”倒下的原因在于初期预警不足，且防护设备始终简陋。

他回忆，1月23日，全院物资告急，大家以个人名义去求援，受到了院方的阻拦，不许私人募捐。后来形势逼人，可以募捐，但物资分发混乱，出现各种乱象，比如拉来的东西收不进去、交接的人消失，甚至拉来的物资也不要。

医院里有一个负责对接捐赠事宜的医生群，三百多人。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聊天记录， 2月10日，一位同事在群里说，联系了一千斤大米，“医院竟然不要”。

早先，医院曾经“断粮”。平常食堂2000人，每天两顿饭。非常时期，医护和病人都吃住在医院里，一天三顿做6000人的饭，一时供给不足。1月26日左右，不少医护人员靠吃零食坚持，有的科室“断粮”了一天、有的断了三天。

更缺乏的是防护物资，特别是防护服。

2月中旬，上述微信群中讨论的话题是如何把雨衣改造为防护服，“据说防水泼溅没有问题，就是看材料的透气性”，还有医生设计了一套“雨衣消毒方案”。

“那阵子真是弹尽粮绝了，穿什么的都有。”有段时间，杨珥把家里的垃圾袋拿去医院当雨衣，用它裹住手脚和脖子。这个问题，直到外地复工、外地医疗队进入医院，才解决。

杨珥经常去看医院里放防护服的柜子，2月下旬之前，这个六层铁皮柜子，从来都是半空或空空如也。

他发来那时同事所穿防护服的照片，薄如蝉翼，“简直就是裸奔，真的是敢死队”。

中心医院医生一度穿着“薄如蝉翼”的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图）            

中心医院医生一度穿着“薄如蝉翼”的防护服 （受访者供图/图）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月29日，湖北省五大官方慈善机构向武汉市中心医院捐了口罩15.8万个、防护服3976件。这是整个疫情期间的捐赠数，官方捐助的防护服数量还不够全院人使用一次。

采访中，六位来自不同科室的医生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物资缺乏到穷尽地步。

陈小宁说，一开始隔离措施就几乎没有。比如后台部门在工位办公，不到100人的办公楼层，年前已有3人感染，楼里还在用中央空调，“没有开窗，没有通风，没有消毒杀菌”。

“院感办也不说话，院领导也不说话。”

他记得除夕夜查房，连鞋套都没有，是用垃圾袋套脚。口罩最紧缺的时候，里面戴个工业N95，外面再套个外科口罩。至于行政职工，不属于一线，领过一盒口罩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上班的口罩也是自己找人买的。

1月23日、2月6日、2月14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都曾经发布公告募捐防护物资。2月14日，该院疼痛科主任蔡毅发文呼吁关注武汉医护人员紧缺现状。

该院南京路院区的一位ICU护士说，协和、同济医院开始公开征集以后，其他医院才敢发帖，因为这两家是省属医院。同样，防护也是，“我们医院是看到同济防护后才敢防护的”，一开始防护服不让穿，怕引起紧张。

一位做联络物资志愿者的超声科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月19日发通知说可以接受捐款了，才允许接受现金。

“春节之后很多卖防护用品的厂家都复工了，但我们自己采购物资还很困难，物资都先找捐赠，实在不行了才去采购。”

另外两位医生说，给一线医护的补贴也存在问题，1月的医院津贴到目前还没收到。作为一线人员，有一次性的6000元补贴，以及每天200元或300元补贴，夜班费180元。

上述南京路院区的ICU护士说，她的基本工资“五险一金”扣完以后只有1000元不到，一月份的补贴还没发。但自费从美国买了180个达标口罩，就花了2000多元，还不知道是否能收到。

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截至2月29日，五家官方慈善机构给中心医院的拨付资金为1.23亿。

多位医生说，物资匮乏持续到2月底、外面的救援队来了，才得到解决。

甘肃医疗队105人援助中心医院，其中一位医生对南方周末记者形容，2月初这里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病人多、防护用品紧缺、达不到三级防护，进隔离病房都没有N95。“这个医院管理不好，我们带来的物资不多，全给中心医院支援了。”

“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

导致医护伤亡的还有一层原因，是隔离措施不到位。

作为同一批定点医院，武昌医院副院长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医院被划为定点医院后，院长刘智明专门请了市疾控专家指导病区改造的隔离措施。那时候刘智明常常去病房和门诊考察情况，后来感染，于2月18日去世。

中心医院从疫情之初就承担了大量的救助工作，一位医生说，“一开始金银潭医院开七百多张床位的时候，我们医院也直接开了五百多张床位，当时各种工作根本就没有到位就开了，还没有搞好隔离区、污染区。”

另一位医生发来的照片上，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之间，大厅里只隔了一块宣传板，没有从顶部隔开，起不到隔离效果。

杨珥记得，1月6日左右，医院腾出两个病区做隔离病房，加起来也就几十张床，远远不够。最终后湖院区改造出六百多张床位，还是人满为患。

“1月，这里就像火车站春运的场景，病人排队，排着排着倒下了。我至少有三个同事，被排队不耐烦的患者拉扯、撕破防护服，动辄有患者来扬言要杀医。”

一位后湖院区的医生说，“（某些）院领导我不做评价。我们的护士长、主任、科主任，我要竖大拇指，包括副院长，反正我们临床上的人是非常团结的。”

实际上，多位采访对象在受访时表达了对书记、院长的不满。一位医生认为他们临床经验不足，“他们一个原来是搞教学的，一个是卫生部门官员。”另外一些人则提及，“有官威”“什么都不准说（新冠病毒），哪个说就追责”“人家提意见，也不让说，不重视，搞得我们底下人愤愤不平。”

也有多位受访医生怀念之前的夏家红院长，临床医生出身，知道基层疾苦，经常会在夜班“微服私访”。“有一次，他看见夜班医生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分拣化验单，就砸了很多钱上线无纸化办公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受访医生说。

三位受访医生说，疫情暴发两三个月后的3月8日，才第一次知道书记和院长到隔离病房看望感染的医护人员，他们是在职工群和朋友圈里看到了领导看望住院职工的照片。

3月8日院领导看望被感染的医护人员留影 （受访者供图/图）            

该院退休职工于林说痛惜这件事害了医院，“一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好医院，职工都很痛心。等疫情结束，这些都要找医院讨说法。”

在杨珥心里，一月底、二月初是这所医院的“至暗时刻”，混沌无序，倍感后怕。他说，在这里，很多人能忍就忍了。但也有同事说，疫情之后要转行。

他说比起自己，很多同事更有奉献精神、可歌可泣。他的一位同事，家里三个人陆续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爷爷、奶奶和公公，她没法给家人在自己的医院找到床位，但仍然每天上班救人，没有请过假。

问及他为什么出来说话，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杨珥、陈小宁、于林为化名。公众号作者章北海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