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下新冠疫情中英国的“群体免疫”对策_风闻

浅谈当下新冠疫情中英国的“群体免疫”对策

（栾德乾20200317）

此次新冠疫情最早公开报道于中国，虽然应对有些迟缓，但后续的决策和应对还是非常令人敬佩和感动的。面对如此意想不到而又陌生难测的新病毒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国做出了全国总体战的决策（并非总动员啊），而且中央政府在决策和督导过程中，没有投鼠忌器、犹豫不决，而表现出了非常坚决、毫不动摇的强大决心和魄力，这在国家级战略层中是非常重要和令人敬佩的。紧急动员奔赴一线的医务战士们，不畏艰险困苦，全力以赴、日夜奋战，其付出和精神是动人心弦、催人泪下的。武汉和全国人民也表现出惊人的团结和坚持，这真是上下一致、共赴国难。对新冠疫情的总体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这么短时间就控制住了疫情，全世界为之惊讶和叹服。

但中国为世界赢得的缓冲时机，大多数国家并不珍惜，西方国家大多还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冷嘲热讽、看热闹中，甚至部分国家还落井下石、趁机抹黑。但是3月以来，疫情在欧洲猛烈燃烧起来，西欧北欧多国陷落，意大利伤亡惨重，英国的疫情也急剧发展起来，英国政府慌了，慌乱之中抛出了“群体免疫”的对策。

一、这里重点分析一下这种“群体免疫”的医学原理

在医学上，群体免疫最早源于疫苗防疫的理论，是指在相对封闭的生物群体中，通过某病原的疫苗防疫后，拥有特异性免疫的个体达到一定比例，一般设定在60~90%，那么以后该病原就不容易在该人群中发生流行性感染。人群中未做疫苗防疫者、免疫力差的老弱和免疫缺陷者，也会受到保护。

英国政府的“群体免疫”决策，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做出的。但是由于没有疫苗可用，决策者希望通过普遍性的自然感染来代替疫苗防疫，从而使全国民众在流行过后获得对新冠病毒的特异性的“群体免疫”。

二、对于新冠疫情，“群体免疫”决策的利弊

1、传统“群体免疫”理论还局限于特异性免疫的效果上。但是它仍然有前提的，一是病原要确定；二是病原稳定不容易变异；一般仅限于限于疫苗防疫的决策和评估。

（1）新冠病毒的流行特，目前是非常不确定的。而这次新冠病毒是一种全新的人传人的冠状病毒属病毒，它的流行病学的很多特性都是不确定的，现在开来它的传染性非常强，致病力有差异而不确定，致于气候、地理、人群等差异对病毒传染的相互作用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2）这次的新冠病毒（2019-ncov）属于冠状病毒属，单股正链RNA病毒。冠状病毒的变异性比较强，这也是医学共识。

（3）新冠病毒目前并未疫苗可用。

基于上面的三点，“群体免疫”是要用新冠病毒的全民自然免疫来获得群体性的特异性免疫力，从而获得国民人群未来对该病毒的免疫保护。但新冠病毒的致病力是不确定的，如据英国《卫报》报道，米兰大学病毒学和传染病学专家马西莫·加利（Massimo Galli）教授表示，近期从一位意大利新冠肺炎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病毒株与中国分离出的原始病毒株，以及从在罗马生病的两名中国游客身上分离出的病毒株存在遗传学差异。另外日本有报道五个组别的冠状病毒美国都有，中国只有一种。意大利的新冠病毒的致病力和致死率已经很是惨重了，如果自然感染的新冠病毒致病性更强，那么“群体免疫”的决策岂不是让英国民众置于伤亡惨重之中吗？

而且就是英国以一定的伤亡代价获得对该病毒的特异性群体免疫力，但如果新冠病毒在未来发生变异，那么已经获得的群体免疫力岂不是白费？

如果半年后新冠疫苗获得成功，其他国家通过疫苗防疫就轻易获得了全民的特异性群体免疫力，那么英国用自然感染的高死伤代价太不值得了，尤其是那些死去的感染症岂不太冤枉？

总之，英国政府面对新冠疫情“群体免疫”的对策，是放弃作为、不负责任的做法。尤其是意大利方面已经伤亡惨重了，如此决策，感觉进了黑手党的赌场，赌徒刀口舔血，筹码是民众的生命，大喊“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让百姓们听天由命吧！

三、中国和英国决策的对比

1、从传染病学上，中英两国的对策是截然不同的。

如下面示意图：

中国的做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从源头上进行控制。而英国正好相反，在没有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全面的自然感染来获得群体免疫力，从而使国民群体不易感。

中国的做法，需要极大的决心和极强的执行力，如果有丝毫的动摇和执行不到位，就容易功亏一篑。怕是全世界也只有中国在人力、物力和组织力上能够实现目标。因为中国发生得早，而且经验丰富，很多人希望世界各国抄中国作业，但是不现实啊，其中需要的付出和动员能力，也是所谓西方自由国家做不到的。这很可能是英国等国家为什么采用“群体免疫”对策的原因之一。

另外，欧洲民众有独立面对灾难的传统观念，已经习惯了。普遍的疫苗防疫也不过是百年以内的时期，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西方民众经历了无数次自然感染的生死过程，如中世纪的黑死病、近代的西班牙流感等。所以英国的决策也是有群众基础的。

2、中英国家的思维特性也决定了不同的应对模式

中国长期以来是大一统的“天下思维”，无论是古代的士大夫精神，还是历代政府的执政道德，都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精神。这种天下思维，导致中国无论家长还是政府，都习惯于“无所不管、责任无限”的状态，但新中国的成立又恢复了秦汉时代的全面总动员的组织能力。

所以，中国对新冠疫情采取了“全国总体战”的策略，首先，稳准狠地快速控制了传染源，表现未“能收尽收的武汉医疗会战”，火神山雷神山等重症医院和大量的轻症方舱医院，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数万奔赴武汉的医务工作者，都是控制传染源的关键手段。而全国动员式的封城、隔离措施，极其有效地切断了传播途径。通过两个月的全面动员，我们已经基本上从源头上控制了疫情，取得了总体战的初步胜利。

中国的做法是一种高度负责任的行为，也是其“天下思维”使然。这不但为整个中国的国民生活和经济赢得了时间和安定，也为全世界控制了可能是十多亿人口的传染源，如果失败，那么全球的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可能要快速和猛烈十倍、百倍。同时中国的艰苦奋战，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缓冲和准备时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而英国等西方诸国，从来没有大一统的天下思维，历史进程比中国晚了一千年，尤其近代进入了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的高度竞争和战争的时代，民族和国家都习惯于竞争思维，习惯于小国寡民的决策和对外高度的竞争。近代史上，国家政府主要负责对外竞争，民众经济和生活相对独立自由，这也造成了普遍的“政府管制权力有限、责任有限”的状态，民众也惯于独立，所以西方诸国民众对“群体免疫”也多能淡然接受。而西方诸国政府一般也习惯于事事谋取竞争优势，如此次疫情，虽然通过民众自然感染，可能会有一定的伤亡，但是及早地获得了群体免疫，那么就相对于周边诸国就获得对该病毒传染的时间优势。所以，英国的“群体免疫”决策也有其历史传统和“方国竞争思维”的治理思维决定的。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诸国“群体免疫”的决策，是极不负责任的。不控制传染源，也不切断传播途径，而任病毒自然传播，却在传播中优先使本国获得群体免疫力，会导致“以邻为壑、祸水殃及天下”的严重后果。试想，其他国家怎么办？那些医疗条件和营养条件不好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怎么办？这是一种嫉妒自私的“竞争思维”在作怪，毫无“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大同精神。

四、扩展的“群体免疫新理论”对新冠病毒的未来的推测

    另外要突破传统医学的群体免疫的特异性框框，我们把群体免疫理论扩展一下，笔者加上了在动物流行病方面的两个总结：

1、在没有疫苗免疫的情况下，对弱病毒或多数变异性病毒的群体免疫方面，综合免疫指数越高的群体，产生流行性传播感染的几率越低，反之则越强。

2、病毒的病原体和动物或人群之间，在感染过程中，存在双向的自然选择。一般在高免疫力的群体中，病原的感染和传代中，会选择性地向弱毒化变异，反之会向强度化变异。变异性强的病原体表现尤其明显，如猪的蓝耳、禽传支、流感病毒等。

下面是笔者初步搞的一个是新冠病毒的感染比例示意图，如下：

那未来新冠病毒，是向“SARS\MERS”发展，消失掉，还是向其他导致感冒的弱毒型冠状病毒发展变异，成为新的一种常态病毒？具体未来结果如何，还要时间来检验。

（栾德乾2020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