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集权的真相_风闻

作者：温伯陵

    温乎曰：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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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全球疫情风起云涌，病毒先是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眼看快控制住了，欧洲和美国沦陷了。

于是，网上不可避免的针对“民主和集权”炒冷饭。

这个号的文章调性，一般不会单纯的说历史故事，那样的话大家看度娘就可以，所以我的文章总是想通过历史故事，要么挖掘一点规律性的东西，要么就把故事讲的温情一点。

正好古代史说的差不多了，慢慢要沿着时间线进入近现代，今年的文章打算主要写近代百年的历史。

关于“民主和集权”的话题，又是百年来争论的焦点，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聊聊。

说起民主，总是和多党、议会、三权分立、选票挂钩，在很多人的概念中，只有这套东西配备齐全，才算是民主。

恰好，民国初年真的搞过。

辛亥革命以后，大清帝国迅速垮台，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模仿西方国家，把西方的制度全盘照搬到中国。

西方有的参议院、国会、责任内阁等等，民国应有尽有。

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国民组党的权力。

于是，凡是懂点现代政治的人，纷纷组建政党或加入某个政党，短短的时间内，全国成立了300多个党。

当时组党也没有什么讲究，只要能提出点什么看法的，三五个人就能组成政党，甚至有的名人加入5、6个党出任领导职务。

不是没有皇帝管了么，不是共和了么，那么组党是国民的权力啊，想怎么做谁都管不着，对吧。

政党虽多，但成规模的只有4个。

由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成立的国民党，是势力最大的政党，主要人物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属于革命派。

其次是章太炎和张謇联合成立的统一党、黎元洪组织的共和党、汤化龙为首的民主党，他们属于立宪派。

既然政党有了，那就要选举了吧。

嗯，这段才是真的精彩。

宋教仁

民国政府的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众议院共有议员596人，按照80万人产生一名议员的原则，由各省选举产生。参议院有议员274人，按照地域原则，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

那什么人才有选举权呢？

只有年满21岁的男子，在选区居住2年以上，并且满足其他4个条件之一：每年纳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小学毕业、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

男子、有资产、有文化，才是民国初年的选民。

在当时的全国选举中，女人没有资格参与，农民工人压根不算人，这就注定国会选举是顶层的权力游戏。

1912年冬天，国会选举正式开始。

宋教仁说：“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专注于选举。”他们认为只要凑够国会的人数，就可以组成责任内阁，执掌全国之权柄。

至于有没有理政经验、是否经受过考验……统统没关系，只要人数和选票够了，其他什么都是浮云。

于是，各党的竞选方式就是拉选票。

国民党为了获得人数优势，大肆扩充党员数量，只要符合参选条件的，填张表格就可以入党，不论从何而来或者有什么主张。

凭借求数量不求质量的扩张，国民党获得10个省的大部分议员席位，局势非常有利。

共和党、统一党说：“不管用什么手段，总之不能让国民党胜利。”由于它们在各省选举没有优势，主要目标是拉拢各省议员。

结果，他们做的更过分。

各省议员不是要去北京嘛，共和党与统一党就在北京摆龙门阵，先打听每个议员的需求和爱好，等议员们一到北京，马上投其所好。

爱钱的送大洋、爱美女的陪喝花酒送妓女、有烟瘾的奉上纯度极高的鸦片，清流文人就送字画古玩，反正总有一款适合你。

在这次选举中，各种丑闻层出不穷，当时的议员都承认：“所谓议会政治就是金钱政治，没有钱什么都不灵。”

而且各党不仅需要花钱拉拢其他党的议员，还要花钱笼络自己人，要不然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本党党员就叛变了。

共和党的黎元洪亲口说：“选个议员，比清朝买个道台都花钱。”

我们站在21世纪回头看，实在不知道，这样的选举有什么意义。

1913年2月，国民党取得议员席位的45%，宋教仁已经准备进京组阁了，结果遭遇暗杀，这件事到现在都是一件疑案。

宋教仁死了，但国民党的势力仍然在。

袁世凯想对抗国民党，正好梁启超想贴近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拨款160万：“卓如啊，能否把另外三个党合并起来？”

梁启超带着钱，经过半年时间的穿针引线，把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联合起来，于1913年5月成立进步党。

进步党算是北洋和立宪派的大杂烩，黎元洪、梁启超、张謇、冯国璋、阎锡山都是进步党员，通过进步党，袁世凯已经整合起国民党以外的势力。

宋教仁死后，国民党不是搞了“二次革命”嘛，结果被北洋军打的稀里哗啦，领导头目纷纷跑到国外避难去了。

于是当年9月，袁世凯扶持进步党的熊希龄组阁，成立“第一流人才内阁”，但此时的政党内阁，已经没有任何反驳权了，熊希龄只能作为袁世凯的附庸存在。

等到1913年10月袁世凯正式当选总统后，从法律层面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由于议员人数不够，导致国会不能召开，袁世凯索性把国会也解散了。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

中国唯一的多党制和民主试验，此时正式结束，仅仅用了2年时间。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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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2年时间，中国把民主多党制试验了一遍，时间虽然短，但留给人们很深的印象。

大家千辛万苦推翻清朝，为的就是效仿西方成立共和，齐心协力建设落后的中国。

到底共和是什么，所有人都没数。

大家能做的就是全盘照搬，结果选举过程中丑态百出，哪有先进的样子嘛。

很多人感觉坚持多年的理想破灭了，从此退出政坛不问国事，很多人为了权位随波逐流，很多人又思考失败教训重新出发。

表面上看，民国初年的民主多党试验之所以失败，在于民智未开，国民不懂什么是选举什么是民主。

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不是根本原因。

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不是因为使用民主多党制，而是因为工业革命发达了，才不得不使用这套制度。

这种先后关系，民国的人搞反了。

比如选举总要花钱吧，让大家逐渐认识某某同志，如果兜里没俩钢镚，大家都不认识你，凭什么把选票投给你？

这就决定了选举的门槛。

素人是不可能在西方民主制下选举成功的，除非他能搞到赞助，所以能够选举成功的基本是企业主、农场主等土豪阶层。

而土豪阶层在工业革命后，掌握了生产到消费的产业链条，整个国家都是围绕产业链条生存，只有把工商业主拼凑在一起，国家才完整。

这就像中国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

各个门阀家族把国家资源分割成小块，谁都没有压倒性的实力，只好有事商量着来，古代中国是贵族民主政治，近代西方是商业民主政治。

在这个基础上，国家基本是按照商业逻辑运转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看到商业运转的痕迹，比如买车去福特，存款借钱找摩根，加油找洛克菲勒。

正因为工商业主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只要搞定他们，国家和社会就能有序运转。

而皇帝和神权都没有了，大家谁都不能碾压谁，于是民主和选举就产生了。

工商业主的理念不可能统一吧，于是多党就产生了。反正是他们掌控国家资源，再怎么搞都是一口大锅里吃饭。

然后搭配自治、法律和思想，一个完整的现代发达国家就成型了。工商业、土豪阶层、民主制度构成一幅完整的商业国家生态。

所以要玩民主和多党，一定要先把国家打造成工业国家，培养一批工商业巨头，这才有坐在一起谈的基础。

像民国初年一样，要啥都没有的农业国家，成立那么多党和空壳制度，能成功才见鬼了。

他们以为是高屋建瓴，其实是无根浮萍。

如今很多小国家学习欧美的民主制度，结果越学越乱，根源就在于没有完整的商业国家生态，偏偏只学了制度。

我们一定要知道，制度是结果，不是原因。

约翰 **·**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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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任何制度都要立足本国的传统。

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能形成共和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几千年前就这么做。

那时候小国寡民，很可能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人口又不多，再把奴隶和穷人排除在外，其他一小部分人就有了选举。

这就是欧洲国家的传统。

他们在希腊和罗马的传统里，发展出现代民主选举制度，一点都不奇怪，要是发展成集权制才是变异了。

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是集权。

自从春秋战国的分封（自治）不符合现实以后，秦始皇的集权体制就成为主流，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变过。

大家不要觉得，集权就是搞一言堂，所有人都没有话语权，什么事情都要听皇帝的，或者听直属领导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集权体制里也有民主。

中国自古皇权不下县，县令只有和乡绅地主合作，才能治理基层，那么乡绅地主是不是缩小版的议员，这是不是民主呢？

虽然皇帝在朝廷里至高无上，但秦汉的任何政令都要宰相附署，魏晋的皇帝要门阀贵族配合，隋唐更有政事堂会议，明朝甚至有廷议和廷推。

这些和西方直接民主选举不一样，但依然是集权制里的民主。

到了清朝，开国初期的权力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有这个会议产生的决议，才能算是政令。

所以说，西方有西方的民主，中国有中国的民主。

西方是资本的民主，中国是集权的民主。

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既然有民主，为什么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了？

首先要看到中国的疆域越来越大了。

疆域大麻烦就多，洪涝灾害基本没有断过，只要认真观察的话，中国大地每年都有麻烦，不是北方打仗就是南方洪水，不是东边旱灾就是西方蝗灾。

现实的局面，决定必须有一个说了算的人，不可能每件事都经过扯皮推诿，真要那样的话，等解决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皇权真正扩张是在宋朝以后。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中国商业越来越繁荣的时候，为了解决更多的麻烦，也为了调配更多的资源，朝廷逐渐剥夺了地方的权力，造成皇权越来越大。

但皇权鼎盛的时期，在每个王朝也就几十年，大部分时候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类似于总统和工商业主治天下。

其次是产业的所有权。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没有近代西方的工商业，唯一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那么最大的产业主是谁？

皇帝啊。

理论上说，所有人都是种皇帝家的田，能不听皇帝的话么？就像你在某公司打工，敢不听老板的话么？遇到难说话的老板，顶嘴就吵你鱿鱼。

所以喽，独立的产业所有权，加上连绵不断的麻烦事，最终在中国产生了几千年的集权制。

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下海，进入海洋商业时代，逐渐把古代的选举和民主带入现代商业活动，中国没赶上这一波机遇，只能在农业社会中走向没落。

进入20世纪才遇到社会主义，和几千年传统再续前缘。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最大产业的所有权属于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就是党和人民。

所以现代世界就是，西方延续传统成就民主资本主义，中国延续传统成为集权社会主义。

而民主里有集权的一面，集权中又有民主的一面。

说这么多，是想说两个观点：

1、任何国家的现状都不是无根浮萍，而是根植于本国的传统，以及几千年的社会习惯。

2、民主不是某个国家或民族独有的，而是人类社会的天然属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陈宝国版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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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说到这个问题，就要看你的个人身份了。

集权国家真正说了算的是公权力，但公权力服务的不是某些个人，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发展，以及权力的延续。

只有国家发展好了，政权才稳定，公权力才能长久。

所以集权制的国家，往往是国和民的二元制结构，一方面保持国家发展，另一方面保护平民的利益。

李世民都说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种对平民的保护，平时可能不是太明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常态，一旦遇到紧急或特殊情况，就看到区别了。

李世民可以花费巨大的代价，赎回被突厥掳掠的中原子民。

崇祯在煤山上吊前，在衣服上写着“勿伤朕子民”，后来和朱棣迁都北京引申出一句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历朝历代有战争和灾害，朝廷总是想尽办法救助。

不论皇帝和朝廷是怎么想的，这份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是深入中国人骨髓里的。

集权国家就是顽固的老父亲，平时不让你干这个，不让你做那个，但是到了关键时候，还是会看在国家的份上拉你一把。

他的任务就是守护家庭稳定发展，以及子女的健康成长，只有这两项做好了，他才是慈祥的老父亲。

想保持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进而保证公权力的延续，偏偏和资本没什么关系，在特殊时候，资本恰恰是可以牺牲掉的。

比如汉武帝为了稳定二元制国家，把中产和富豪整的家破人亡，一夜回到解放前。

比如朱元璋为了捞钱和平民愤，杀掉富可敌国的沈万三。

比如坐拥2000万两白银的胡雪岩，丝毫没有政治话语权，轻轻松松牺牲在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斗争中，他的地位由盛宣怀取代。

因为庞大的资本聚集到个人手里，会和公权力形成冲突，并且占据平民的资源。有必要的时候，公权力不介意对资本下杀手。

就像这次疫情。

只要有疑似感染的迹象，国家根本不会管你有多少钱，立刻滚去住院，医药费也不用怎么花。

反过来看，就算你富可敌国，疫情中也不能多占用半点医疗资源，不给你用呼吸机就真的用不上。

那种土豪和平民之间的鸿沟，在疫情这种紧急情况中，被公权力拉平了。

所以你要是平民，最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用我爸的话说：“一个平头老百姓，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活不好，跑到资本主义国家更没戏。”

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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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是资本。

就像前文说的，它们是商业生态国家，国家制度和社会运转完全围绕商业。

倒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不重视商业，而是有先后顺序，社会主义重视商业是为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是为了商业利润。

所以欧美可以大胆谈钱，并且赚钱之后可以竞选从政，比如川建国同志……而中国公务员恨不得抱着你的大腿哭穷。

这就是不同制度的不同社会生态。

正因为如此，就出现让人目瞪口呆的素人从政，欧美政治家不需要逐级向上升迁，很可能从参议员就蹦到总统了。

你看奥巴马，年轻时候在芝加哥的社区工作过，然后就去芝加哥大学教书12年，在教书的过程中选为州参议员、联邦参议员，08年咣当就成总统了。

还有川建国，生意做得好好的，咣当一下成总统了，以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扮猪吃老虎。

当时很多人说，哥们连县长都没做过，能治好美国吗？

其实是我们多虑了。

川建国同志

从本质上来说，总统不需要事必躬亲，只要维护好商业生态，国家自然风调雨顺，至于其他琐事，则由商业生态内的各个环节消化。

也就是说，总统的主要职责是团结工商业主。

不像中国的公务员，我见过一个县长，每天到境内视察和指导工作，公务车的里程数每天涨300多公里，从早忙到晚累的要死。

在资本主义国家，原则就是资本为王。

他们有钱真的可以买到一切，而且资本在国家制度的加成下，往往会爆发指数级的威力。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为什么土豪喜欢移民。

因为他们的资本在集权国家是受到抑制的，而到了资本为王的国家，反而可以借助制度的力量活得很滋润。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没钱的人会活得很难看。

同样的道理，这种现象平时不明显，国家有各种福利保障市民的生活，甚至有救济金比工资高的笑话。

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必然是掌握资本的人占据优质资源，那些没有资本的人，只能慢慢排队等待。

比如这次全球疫情。

如果病毒在欧美大规模蔓延，那么有限的医疗资源会优先供给谁？必然是有资本的工商业主，很可能人家就是医院的股东。

而国家又是他们拼凑成的，他们会把自己救命的资源，让给没有资本的普通人？

可能有背叛阶级的个人，绝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所以你要是土豪，精神上贴近欧美，是可以理解的。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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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民主和集权、社会和资本的分界线这么明显，为什么总有人说集权不好、社会主义不好，只有欧美是灯塔呢？

因为它们太成熟了。

从文艺复兴开始算的话，欧美这套体制已经700年了，经过无数次修正和试错，它们已经精雕细琢，变得十分完善了。

再加上殖民地和贸易的扩张，欧美拥有极为成功的先例，并且拥有全世界的话语权，它们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落后国家的人很难相信“这套东西不好。”

民国初年的人们就对此深信不疑，直接就给搬过来了。

但是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国情，不是生搬硬套过来就能用，很可能是吃了半生的瓜，忍不住闹肚子。

苏联倒了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另类，30年来，很多人对欧美体制再次深信不疑。

如果是土豪精英就罢了，毕竟事关利益，可以理解……如果是平头老百姓，那就要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到底图啥。

有人说是要选票。

你要知道，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能保证，衣食住行都不能解决，要那张选票有什么用。

印度那样的民主，要它干什么。

从这里再往下延申一点。

中国想要走向世界，表面是经济和科技的对抗，更深层次是民主和集权的制度对抗，最核心的则是东西方人民争夺优质资源的对抗。

任何一个环节输了，后果都很严重。

我以前年轻，想不到这么多，现在是慢慢想明白了，只有国家胜利才有个人的幸福。虽然我有时候喜欢喷，但那是爱而不是黑。

关于“民主和集权”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任何东西都有深厚的历史脉络，至于好不好，别人不能随意指点江山，毕竟没有无缘无故的感同身受。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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