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泰勒起义对英格兰的影响_风闻

首先，赤裸裸的事实是，统治阶级终于承认，人头税既愚蠢又不公平。1381年11月的议会想方设法对贸易征收一笔长期赋税，为战争和国防提供了新的经费。之后好几代人的时间里，朝廷再也没有尝试通过征收直接的累退税来扩大课税基础。后来朝廷再次尝试这么做的时候，也就是1497年亨利七世在位时期，果然引发了新一轮叛乱。英格兰人一直憎恨人头税，也许将来也会永远憎恨它。

除了仇恨人头税之外，英格兰人还怨恨劳工法律，因为它实际上施加了一种新的农奴制，这是法律层面的人身依附，而不是直接与土地捆绑。1381年大叛乱对劳工方面的立法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对农奴制的恐惧在一代人时间里就逐渐消失了。大叛乱之后的劳工法律和之前的同样不切实际，同样荒唐。

但是，1381年叛乱当然不仅仅是抗税的造反，也不仅仅是针对糟糕的劳工法律的反抗。1381年叛乱是能够表明英格兰普通百姓已经有了政治觉悟、能够愤怒地奋起反抗恶政的第一个迹象。英格兰百姓关心外交政策，关心腐败的大臣，也关心恶劣的法律。说到底，他们关心的是郎兰[1]在《农夫皮尔斯》里描写的那种社会契约。在这个故事里，皮尔斯告诉骑士：“为了你，也为了我，我会艰辛劳动和耕作/我会为了你的爱劳动一辈子/换取你保卫神圣教会，保卫我。”人民深刻地感到，社会上层的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即保护和保卫社会下层的人。泰勒的叛军其实非常保守。真正相信鲍尔的完全平均主义思想的人应当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希望社会和社会关系能够重新正常运转。

这个时代并非只有英格兰发生了农民叛乱。英格兰叛军模仿了在14世纪50年代令法兰西贵族心惊胆寒的“扎克雷农民军”。而在15和16世纪，欧洲各地爆发了许多类似的下层阶级叛乱。泰勒叛乱之后的250年里，德意志、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芬兰和瑞士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农民与下层市民起义。这些起义的形式各不相同，涉及的具体社会问题也不同，但都表明，在从中世纪过渡到现代早期的时候，欧洲诸国的普通男女开始逐渐理解、认识、保卫和表达自己在社会契约中的地位。他们有能力表达复杂的思想，有能力集体行动去追寻抽象的目标。他们有能力任命和追随自己的领袖，模仿他们所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做好了准备，为了自己的正义事业去承受叛乱带来的残酷惩罚。

但泰勒叛乱表明，从政治觉悟发展的角度看，英格兰的下层阶级是欧洲最进步的人群之一，后来也一直如此。1450年杰克•凯德叛乱（英格兰人民的下一次大规模叛乱，也是从东南部发起的）的时候，社会契约的封建色彩已经消失。农奴制在英格兰已经消亡。凯德领导的是非常政治化的叛乱，而不是要求结束领主制或大规模改革社会。他的叛军抗议的是具体的政策，而不是社会的根本原则。但即便在凯德的语境里，社会契约仍然存在：小民辛苦劳作，主人保护他们。这种社会契约正常运转的时候，大家相安无事。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结果就是血流成河。

最后，1381年大叛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精彩故事，英格兰历史上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很快就对此作了思考并讲述它的故事。乔叟和高尔都写过大叛乱的故事，也都密切观察了叛军的动物本能。从伊丽莎白时代往后，大叛乱为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约翰·斯托[2]在他的史书里讲了大叛乱的故事，16世纪伦敦的其他编年史家也写了。其中最受欢迎的故事的主人公是德特福德的“约翰·泰勒”，他为了保护自己女儿的贞洁，打死了一个色胆包天的税吏。

斯托第一次提及1381年大叛乱是在1566年，当时的人们正在害怕民变，因为不久前的1553年发生了反对玛丽一世女王的怀亚特叛乱[3]。很快，令人胆寒、畜生般的暴民就成了英语文学中常见的元素。莎士比亚从来没有写过泰勒的故事，但多次描写过其他的叛乱暴民。在《亨利六世第二部》中，杰克•凯德被塑造成一个傲慢的无知之徒，在砍掉倒霉的塞伊勋爵的脑袋并将其插在长杆上之前这样指责塞伊（这段话也许会让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发笑）：

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文法学校来腐蚀国内的青年……我要径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许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的可恶的字眼儿，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同样，在《托马斯·莫尔爵士》（莎士比亚很可能为其补充了一些文字）中，莎士比亚描写莫尔训斥一群暴民，他们抗议说外国人夺走了英格兰人的工作：

假定外国人被赶走，而你们的喧嚣

也骂倒了英格兰的整个权威；

……

就算你们如愿以偿，坐上了王家宝座，

权威的声音也为你们的吵闹所压倒；

哪怕你们华裘加身，志得意满，

你们又能得到什么？告诉你们，你们只会证明

暴戾和高压如何取得了胜利，

秩序如何遭到了破坏而已。而照此下去，

你们就没有一个人能活到晚年，

因为别的暴徒也会按他们的幻想，

用同样的手段，同样的理由和权利，

把你们吃掉。而人们也将如贪吃的鱼群，

互相吞噬。【5】

这和另一位英格兰大法官与另一群暴民的争执很像：在沃尔辛厄姆笔下，萨德伯里被拖去塔山处死的时候作的演讲更为绝望和紧迫，但核心内容和莫尔的话是一样的：徒劳地呼吁暴民恢复理智。

没过多久，泰勒叛乱就不再仅仅是剧作家的素材，还开始成为政治隐喻的材料。1642年，匿名作者的小册子《叛贼罪有应得》用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叛军的命运来警告当时的爱尔兰反叛者；18世纪最流行的关于1381年叛乱的故事（一本题为《瓦特•泰勒与杰克·斯特劳的历史》的畅销故事书）在詹姆斯党人[4]和北美殖民地反抗汉诺威王朝统治的时期大受欢迎。

在18世纪，托马斯·潘恩和埃德蒙·伯克这样的作家对泰勒叛乱兴致盎然，用它作素材来讨论当时的政治理论。【6】后来在19世纪中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的动荡中看到泰勒叛乱与欧洲中世纪阶级斗争历史的相似之处。【7】即便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泰勒叛乱是历史上的一个罕见例子：生活模仿理论，而不是理论源于生活。

但关于泰勒叛乱的最优秀作品要数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骚塞的戏剧。他自称是瓦特•泰勒的后代，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时候花了三个夜晚挥笔而就，写了一部关于他的所谓祖先的剧作。和大多数以泰勒叛乱为题材的作家一样，骚塞最感兴趣的人物是约翰•鲍尔，剧中最精彩的段落写的就是他。（令骚塞无比尴尬的是，这部剧在写成的二十多年后才出版，那时他已经变成了老迈的保守主义者和桂冠诗人。）

本节以约翰•鲍尔之死开始，那么不妨借用骚塞笔下这位疯狂神父的天鹅之歌（当然是骚塞想象的版本）来结束：

约翰•鲍尔

[对约翰·特里希林爵士]

我一辈子始终努力去昭示的真理，

我如今注定要为它献出生命的真理，

一定会长存人间。命中注定的时辰一定会来，

那真理一定会放射出比太阳更耀眼的光芒。

偏见与谎言的黑雾，

必将在它的照射下消散。溜须拍马的烟气

再也不会笼罩血淋淋的王座；

那是压迫的祭坛，在那里举行的仪式

比摩洛神[5]的祭司传授的更野蛮，

它将被正义的烈火吞噬；

真理的光辉将照耀四面八方，

照亮整个世界！

1381年叛乱（或者说农民起义，或者大叛乱，或者泰勒叛乱，或者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说到底是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关系的故事。严重的社会不公催发了一场大规模民众运动；粗鲁的小民勇敢地与领主对峙，并且差一点就成功了；离经叛道的神父用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来布道，而不是照本宣科地朗读祈祷书；头戴王冠的男孩赢得脆弱的胜利；敌对双方都有英雄主义，都有可鄙的傲慢，也都有人性和残酷的一面；针对根本性的社会不公发出的虽然短暂却精彩的抗议固然最终失败，却给五百年后的的诗人提供了灵感；这一切，透过许多个世纪的时空向我们歌唱。我相信就是这一点让历史仍然值得读，也值得写。

   “造反了！”

[1]威廉·郎兰（约1332—约1386）是中世纪英格兰诗人，著有宗教预言诗《农夫皮尔斯》，对教会有很多批评，可能是约翰·威克里夫的追随者。

[2]约翰·斯托（约1524—1605）是英格兰历史学家和古文物学者，著有多部英格兰编年史和《伦敦纵览》。他还收藏了大量手稿和历史文献。

[3]玛丽一世计划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结婚，这在英格兰国内引起激烈抗议，很多新教徒反对一个外国天主教徒登上英格兰宝座。托马斯·怀亚特爵士、萨福克公爵亨利·格雷等人组织叛乱，企图推翻玛丽一世，以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取而代之。怀亚特在肯特郡起事，率军进逼伦敦，但伦敦市民支持玛丽一世。怀亚特失败，后被处死。萨福克公爵及其女儿简·格雷（在位几天的女王，后被玛丽一世推翻）也被处决。伊丽莎白被姐姐玛丽一世怀疑与叛军串通，但女王无法证明妹妹的罪责。

[4]詹姆斯党是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的一场政治运动，目的是帮助1688年被废黜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及其后代（即斯图亚特王族）复辟。詹姆斯党的基地主要在苏格兰、爱尔兰和英格兰北部，他们发动了多次反对英国政府（汉诺威王朝）的武装叛乱。

[5]摩洛神是一位上古近东神明的名号，与火祭儿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