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侦探 | “到地狱去的道路是由好意铺成的”_风闻

有一句话被误认为是奥地利裔经济学家哈耶克说的：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其实，这句话不是哈耶克的原创，只是哈耶克的引用。他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王明毅等译）第二章《伟大的乌托邦》的题记就是这句话，书中还标明了这句话的版权所有人：荷尔德林。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诗人，古典浪漫派的先驱，毕业于图宾根大学神学院，与黑格尔、谢林是同学兼舍友。不同于两位从事哲学研究并声名大噪的舍友，荷尔德林在整个十九世纪影响甚微，是一个孤独的被世界遗忘的心灵漫游者。除了那个同样陷入疯狂的尼采，少有人关注荷尔德林以及他的诗歌。直到二十世纪初尤其是三十年代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出版，荷尔德林才被“打捞”出来，大量重要的遗稿陆续被挖掘、整理并出版。

“地狱与天堂之说”出自荷尔德林的哪部作品？中文网络有一则提示称，此为《塔楼之诗》里面的哲理诗句。

《塔楼之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先刚译）即属于时隔多年后被“打捞”的作品。不过，“塔楼之诗”并非这部诗集的原名，而是转译为中文时的产物。在德文世界里，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斯卡达内利诗集”。

1806年，在得知情人苏赛特·龚塔尔特（迪奥提玛）病逝后，荷尔德林陷入崩溃，生活不能自理。他从洪堡回到故乡施瓦本，在图宾根大学诊所接受治疗。但医疗手段无法改善他的精神状况。1807年，一位叫齐默尔的善良而又有教养的木匠收留了他。从此，他在内卡河畔木匠家的塔楼里度过了36年余生。在此期间，荷尔德林写下了35首“塔楼之诗”。而这35首诗中，1841年之后的作品落款署名为“斯卡达内利”。因此，《塔楼之诗》在德文世界被称作“斯卡达内利诗集”。

循着中文网络的提示，通读《塔楼之诗》，一个问题出现了，书中并没有“地狱与天堂之说”。搜索德文原版，结果同样是无。显然，中文网络的提示有误。

实事求是地说，就意境论，这个句子与《塔楼之诗》那种“半催眠状态下的非现实感”调性不符。更重要的是，从句式看，它也不像是诗歌的体例。合理推断，这个句子可能出自荷尔德林的其他作品，尤其是非诗歌作品。

荷尔德林的作品，有不少已译成中文，但绝大多数是诗歌。非诗歌作品，有，但不是特别多，包括《荷尔德林书信选》（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8年8月版，张红艳译）、《荷尔德林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黑尔特林著，陈敏译）和《荷尔德林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版，戴晖译）等。

以收录荷尔德林非诗歌类作品较全的《荷尔德林文集》为重点进行搜索，很快找到答案——这个句子出现在《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以下简称《许佩里翁》）的第一部第一卷。

《许佩里翁》是荷尔德林精神尚未失常时创作的一部书信体小说，1794年动笔，1797年初出版了作品的第一部。小说以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为背景，记录了青年许佩里翁的成长经历。作品中所有的人与事，都由许佩里翁与德国朋友北腊民相互之间的通信来讲述。所涉人物，亚当斯代表了许佩里翁的前辈，阿邦达代表了同龄人，而女友笛奥玛则代表了美之天使。

“地狱与天堂之说”就是出自许佩里翁与同龄人阿邦达关于国家问题的对话中。因为译者不同，《许佩里翁》中对这句话的表述与《通往奴役之路》稍有不同。许佩里翁如是说：“……国家不可以要它不能强求的东西，而爱与精神所赋予的，恰是不能强求的。或者国家不去触犯这些，或者人们把它的法律拿下来，钉在耻辱柱上！苍天作证！要把国家变成道德学校的人，他不知道，他作了什么孽。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荷尔德林文集》第29页）

《许佩里翁》虽是小说，但荷尔德林的笔调却是抒情的、个性化的。未曾想，这种感性的表达，却高度契合哈耶克所秉承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观。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论证道：制度只能是人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是人为设计。满怀善意的福利国家制度不是导向个人自由，相反，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冷峻、理性、悖论式的哈耶克，与诗意的荷尔德林各自走完了半个圆，在“伟大乌托邦”的标题下完成了对接。

对乌托邦的警惕，带有鲜明的不列颠经验主义色彩。荷尔德林所云“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堪称对这种思维模式的经典概括。那么，在他之前是否有人表达过相近的意思？

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有。因为，“良好的愿望换来糟糕的结果”几乎是英伦观念史的母题。稍早于荷尔德林时代，就有人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更具有格言的味道，言说者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的“大独裁者”塞缪尔·约翰逊。约翰逊的版本是：到地狱去的道路是由好意铺成的（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但这句话并不见于约翰逊的任何著作，而是出自约翰逊的忘年好友詹姆斯·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撰写的《约翰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罗珞珈、莫洛夫译）。

包斯威尔比约翰逊小31岁，被誉为“传记之父”，而奠定他历史地位的作品就是于1791年出版的《约翰逊传》。《约翰逊传》是包斯威尔与约翰逊21年友谊的见证，书中详尽记录了两人每一次会面的经过与言谈，可谓事无巨细。而这些记录中充斥着专属于约翰逊的妙语佳句，既有雷霆万钧的惊堂语，也有尖酸狡黠的刻薄话。

约翰逊的名言就出自《约翰逊传》之《存心改过，仍然难免堕入地狱》一章。在这一章中，包斯威尔记述了约翰逊对宗教礼仪的恪守和基于信仰的自省，作者写道——

不管怎么说，没有任何圣者，在他的宗教领域中，对于因为疏于礼拜而造成的不愉快，像约翰逊一样敏感与伤心。有一天，他对一位友人说：“先生，到地狱去的道路是由好意铺成的。”（《约翰逊传》第250页）

题外话，约翰逊另一个更有名的金句“爱国主义是恶棍最后的避难所”，也是出自这本《约翰逊传》（第248页），也是包斯威尔对传主平素言谈的记载。

有必要指出，包斯威尔的《约翰逊传》甫一面世便风靡欧洲、大受追捧，1795年就出了第三版。《约翰逊传》的洛阳纸贵与荷尔德林创作《许佩里翁》，在时间上是重合的。或许，可以大胆猜测，荷尔德林的“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是受了约翰逊“到地狱去的道路是由好意铺成的”的影响。

格言，原本就是人类智慧的传承，而由好文采的人道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地狱与天堂之说”更深的源头，他不但早于荷尔德林，也早于约翰逊。十七世纪初，英国著名的诗人和牧师乔治·赫伯特曾编辑过一本叫《警世箴言》的格言集，集子里收录了法国天主教士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生于1090年，卒于1153年）的一句格言：地狱中充满了美好的意愿（Hell is full of good meanings and wishs）。这句话所闪烁着的“幽暗的智慧”，想必启迪了许多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