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_风闻

小编按

新冠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目前，全球123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超13.2万例，死亡已超5000人。整个世界笼罩在病毒的阴影中，就像20世纪初的那场大流感——

1918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停歇，一种可怕的新型病毒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散播。它横亘1918和1919年，通过三波彼此相连的传染潮杀死了至少5000万人。德国士兵管它叫“闪电黏膜炎”，英国士兵则称之为“弗兰德尔流感”，但在世界范围，这种传染病获得了臭名昭著的名称——“西班牙流感”。全世界无处幸免：美国记录下55万死亡病例（是其战争死亡总数的5倍），欧洲的死亡总数超过200万。

战争期间，一些国家的政府封锁了疫情暴发的消息。尽管军营一个接一个被病毒攻陷，协约国军队和德军都死伤惨重，但为避免影响军民士气，许多军人病死的消息仍遭到隐瞒。与此同时，平民直接在自己家里被感染倒下。费城的掘墓人和棺材开始短缺，甚至要动用蒸汽铲来挖掘大型墓穴。

时至今日，曾让人心惊胆寒的西班牙流感在医学研究上仍有重要的意义，在那场疫情中曾犯过的错误也不时为今人敲响警钟。一旦新一轮的全球性传染病再次来袭，我们是否能够有不一样的表现？

下文节选自**《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一书第14章，它记录了美国海军“利维坦号”运输舰的一次痛苦航行。**

当时年轻的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后来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也曾乘过这艘船。**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

[英] 凯瑟琳·阿诺德 著    田奥 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20年3月

以下摘自《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

绝命航行

1918年9月29日，美国海军“利维坦号”运输舰正准备从新泽西州霍博肯起航，驶向法国的布列斯特。“利维坦号”须与其他船舰一道在10月运送10万名士兵穿越大西洋前往法国。在“利维坦号”的第9次航行中，它运送了来自10个不同军队机构的士兵，还有护士和预备役。

“利维坦号”是1914年在汉堡下水的，彼时被德国人唤作“祖国号”（Vaterland），是德国客运船中的佼佼者。它于1918年起为美军服役。1917年美国参战时，“祖国号”泊在纽约港休整。由于德国船长不愿击沉它，“祖国号”便成了“人们前所未见的最大号战俘”。这艘舰是1917年4月6日清晨被美国海关官员俘获的，他们将它开往航运局以便进行进一步操作。“祖国号”在霍博肯的干船坞里待了3个月，1917年7月25日终于被移交给海军部，并被定期委任为海军运输舰，在巡洋舰和运输舰队、美国大西洋舰队总指挥官阿尔伯特·克里夫斯（Albert Cleaves）海军中将的指挥下，承担运输任务。它被重新命名为美国海军“利维坦号”。

“利维坦号”上水兵为6英寸舰炮装弹

“祖国号”被俘时，船上装满了奢侈品、玻璃器皿、银器和精制葡萄酒，这些货品被海关悉数扣押。在点货过程中，专为德皇制作的80件金制咖啡器神秘地失踪了，怎么也找不着。到了1918年9月，原本满船的珠宝与裘皮被一大帮子美国海军水手代替，共有50位军官以及超过1000名士兵。为了骗过德国潜艇的监视，整艘船的外漆被剥掉，重新涂上了“让人眩晕”的条纹保护色，但船内仍保留了一部分它造成时就有的娱乐功能：一个罗马风格的泳池，还有满是闪闪发亮的镜子、用地毯和缠绕着玫瑰色织锦缎的椅子布置出来的头等舱沙龙。然而情势所迫，原本的餐厅被改造成了军队食堂，泳池成了行李室，而原本的行李室则被改造成了军舰禁闭室（也就是船上牢房）以及一间“火药库”（武器储藏室）。原本富丽堂皇的舞厅和剧场被改造成医院，Ａ甲板的体育馆则成了隔离传染病人的隔离病房，原先的医生办公室如今成为士兵和船员们的病人呼叫站和药房。

在这趟驶向法国的航行中，“利维坦号”的14个独立甲板被塞进了1万美国小兵。当人们看到船上的3根大烟囱，就绝不会忘记自己身处战争之中，3根烟囱骄傲地挺立着，其中一根是通风管道。烟囱微微向后倾斜，在它们下面是长相怪异的大炮，就藏在不起眼的位置，乍看还以为是长着平耳、露出獠牙的卧狮。正如美人多难，“利维坦号”也带着一丝悲剧色彩，证据便是它刺耳的鸣笛声。“在傍晚以及清晨的尘霾中，这个巨大战俘的钢铁喉咙里发出悲鸣声，震撼人心。鸣笛回声起起落落，仿若向生灵涂炭的世界致哀。”在它出海的第一天，航海日志记载：

一只编号ｗ7463的信鸽从空中飞过，随后坠落在Ｃ甲板上，死了。

也许，这是即将发生之事的预兆。

美国海军“利维坦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巡视官在夜巡时绕船一周须走12英里（约19.3千米）——航速也非常快，以22节的高速破浪前行，甚至不用护卫舰护航，因为人们相信它的航速德国潜艇也望尘莫及，除非两船狭路相逢。士兵们开玩笑地将它称作“列维·内森” ，但它已经有过一段悲惨过往了。在“利维坦号”9月从法国布列斯特的返航途中，许多乘客和船员死于流感，只能葬身大海。那次航行中病倒的人就包括年轻的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小编注：后来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他勉强熬了过来。**现在，“利维坦号”泊在纽约霍博肯港，为其第9次驶往法国的航程做准备。这次航行船上的军队有：

9366名士兵；第57冲锋步兵团；依据9月士兵自动更换草案从麦克阿瑟营、汉弗莱斯营、汉考克营和杰克森营来的新兵；第73后备医疗团；401号浮式列车；467号浮式列车；468号浮式列车；302号水上坦克；第323野战通信营；第60和62基地医院；女性乘客；营建部队第31分队；第31步兵师的勒罗伊·Ｓ.里昂（Leroy S. Lyon）少将。

主蒸汽轮机的操作系统

来自佛蒙特州的第57冲锋步兵团是船上唯一完整的军事单位。1918年9月27日晚上，第57冲锋步兵团的士兵们开始了一个小时的行军，他们要从新泽西州的梅里特营出发，前往阿尔滨兰丁，那里有渡船等着把他们运往南边的哈得孙，再在那里登上“利维坦号”。但那晚的行军花了好长时间。没过多久，军队就停了下来。那些西班牙流感病发的士兵开始掉队，完全跟不上队伍。当时最理智的决定恐怕是取消此次行军，返回营地，但这是不可能的。军队和“利维坦号”的行程都不容变更：无论人生病与否，船不等人。在等了一小会儿以便让掉队的士兵跟上后，行军继续。然而，一些士兵倒下后再没能爬起来，另一些费尽全力站起来，甚至丢掉装备以跟上队伍。队伍后面是卡车和救护车，它们将掉队和倒下的士兵送回营地医院。这次行军中的士兵损失量难以估测。

第57冲锋步兵团的大多数士兵都抵达了阿尔滨兰丁，然后须忍受两个小时湿冷的渡船行程沿河南下。在这之前，士兵们在霍博肯的码头上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这个过程中更多士兵倒下了——并食用了红十字会提供的咖啡和面包，这是他们数小时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饭。随后，士兵们迈上步桥，登上了“利维坦号”，睡了他们24小时以来的第一觉，这段艰难的经历对任何士兵的免疫系统都是摧毁性的，让他们对流感和肺炎毫无抵抗力。

“利维坦号”于9月29日起航，但船还没起锚就又有120个士兵患病。这艘船的航行日志记载：“就在我们要起锚时，许多士兵和一些护士被迫下船。登船部队在大码头上列队时，有些士兵无助地倒在了码头上。有人告诉我们，在从营地前往运转地的行军中，许多士兵倒在了路边，无力再跟上队伍。”

尽管遇到这次挫折，“利维坦号”最终还是载着2000名船员和大约1万名士兵、200名护士起航了。“在晴朗的蓝天下，我们缓慢地驶离泊满船只的大港湾，径直向大海航去，中途只停了一次，为了将我们的领航员——桑迪·胡克领航员协会的麦克劳林船长（Capt. McLaughlin）——放下去，麦克劳林一直都是在‘利维坦号’泊于纽约港内或港外时下船领航的。”航行日志暗示了船员们的不祥预感：“每个人都感觉接下来的航行会令人痛苦。”

尽管美国已经深受西班牙流感影响，但军方仍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发出警告。10月4日，“利维坦号”正在大洋中航行，美国远征军的弗朗西斯·Ａ.文特尔（Francis A. Winter）准将告诉媒体，一切尽在军方掌控之下，对疫情无须过于惊慌。他急于缓和恐慌以维持士气，宣称：“自我军运送军队以来，海上死亡人数只有50人。”

“利维坦号”十分拥塞，当然还是比不上它上次航行的拥挤程度，上次它运送了1.1万名士兵。这艘船的最初设计运载量是6800名乘客，但如今真实运载量几乎翻倍。美国政府将这一运送过程称为“集装”，当然，真实情况是超载50％。船上的空间十分局促，士兵们只能在宿舍里活动，宿舍是大型钢皮房间，一般有400个床位。除了躺在床位上或玩扑克，他们没什么其他事可干，舷窗都被涂成了深黑色，夜晚窗户紧闭以防敌方潜艇的探照灯照射到玻璃上反光。

船上实行精准且严格的军规与禁令。若站在漆黑的主甲板上点亮一根烟，半英里外的海面上就能看到，敌军侦查潜艇便有机会给另一艘待命潜艇发出瞭望警告。这些海下鬼魅一般是成对儿出没的。我们来看看船上这些管制规定到底有多严格：一个士兵曾在船上接受军事审判并被投入监狱，一位军官也接受了军事审判并被降级，还有一位随军牧师，帮助船上的常驻牧师为死者祝祷，一次他为一个将死士兵打开舷窗缝隙透透气，却面临上军事法庭的威胁。由于管制规定如此严格，大部分时候“利维坦号”上的生活极耗费心力，士兵像是生活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似乎是为了让这里更像地狱，失效的通风系统丝毫不愿带走人们身上的汗臭味，而船舰的全钢结构则将嘈杂声升至骚乱水平，想象一下数千人的脚步声、吼叫声和哭泣声在钢制墙壁、楼梯、回廊里来回游荡。

而后，噩梦突然释放。尽管在“利维坦号”起航之前，120个病人已被抬了下去，但在船驶离纽约港不到24小时，西班牙流感的症状就又显露出来。为阻止疾病传播，军队被隔离了。进餐时士兵们被分到不同的小组以降低感染风险，他们的活动范围则限制在宿舍内。一开始，大家温和地接受了这一规定，认为隔离可以确保自身安全。

很快，隔离病房的所有床位都满了，剩下的病人只好躺在普通的宿舍里。他们全被“西班牙女郎”标记上了致命症状：咳嗽、打冷颤、神志不清和体内大出血。护士们也逐渐病倒。第57冲锋步兵团团长吉布森（Gibson）上校回忆道：

整艘船都被感染了。船上的种种情况让流感以极快的速度繁殖增长。病人的数量也随之飞增。我们已将疫情上报华盛顿，但美军加入协约国军队势在必行，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必须前往。医生和护士也染了病。每个尚可工作的医生和护士都忙到接近身体极限。

出航首日结束时，已经有700名士兵患病，“利维坦号”正经历着一场彻底的疫情。可怕的事实逐渐浮出水面：“西班牙女郎”跟着这群前往法国的小兵和护士们上了船。目前最要紧的是把病人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以防止疾病传播。隔离病房装不下的病人被安排到左舷3区Ｆ室的200个床位上。没多久，Ｆ室就被来自各甲板的患病士兵占满了。随后，右舷2区Ｅ室的健康士兵将自己的床位让给了患病士兵，他们迁往底部的Ｈ-8区——由于通风条件恶劣，之前人们认为这个区域不适宜安排人居住。到了10月3日，有463个床位的左舷2区Ｅ室也被强征用来安置病人，原来住在里面的士兵则被解散，由他们自己去寻觅住处。在一场令人沮丧的“抢位置”游戏中，3个患病士兵把4个健康士兵挤走了。船上的卧铺都是4层的，最上面一层不能睡病人，因为护士爬不上去，无法照顾病患，病人自己也爬不下来。26这次可怕航行中，随军护士被研究这艘船的历史学家描述为——

这场骇人灾祸中救死扶伤的天使。这些勇敢的美国姑娘背井离乡，去往遥远的外国经历危险和牺牲。

病人数量不断上升，其中大部分人发展成了肺炎。“利维坦号”没有足够空间供2000个病人和康复者休息，照顾如此庞大数量的病人也不现实。那些尚且健康的医生和护士设计了一套体系，用以区分病重者和普通病人——一旦病人的体温降至99华氏度（37.2摄氏度），就须离开隔离病房去自己原来的宿舍休息。

确定有多少人患病是不可能的。许多病人仍待在自己的床位上，既不能起身也无法寻求帮助。波涛汹涌的大海给士兵们带来了并发症——晕船。那些未经历过晕船的年轻人见识了晕船的威力，主动前往隔离病房，没有经验的医护人员让这些人留下了。与此同时，一些真的显现流感症状的士兵则因床位缺乏而进不了隔离病房，但他们甚至连回自己宿舍都很困难，只好就这么躺在甲板上。还有一些人未受到阻拦，径直走进隔离病房，随意寻找床位睡觉。

“利维坦号”上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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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变糟。随军总医师德克尔（Decker）上校是船上唯一一个有军队经验解决这一后勤问题的人，但上校自己在10月1日也病倒了。另有两位医生也病了，剩下的航行他们都在自己的隔间里度过，**200位随军护士中有30人患上了流感。**这样一来，就只剩11位医生处理这愈加让人毛骨悚然的情形了。

在比“利维坦号”早起航4天的另一艘军舰“不列颠人号”（Briton）上，二等兵罗伯特·詹姆斯·华莱士（Robert James）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形。经过数日海上航行，某天醒来，华莱士发觉自己“异常痛苦”，他向医官报告了此事，医官在给他测量了体温后令他收拾被褥和装备，去主甲板上睡。华莱士拒绝执行这一命令，认为主甲板又冷风又大，而医官反驳道：“随你便。你体温达到103华氏度（39.4摄氏度），已经生病了。如果你想在底下的宿舍里把病传给所有人，那就去吧！”

二等兵华莱士走进海风之中，与其他人一道待在主甲板上，穿着军大衣，戴上军帽，拿被褥裹着自己，睡着了。尽管条件恶劣，但主甲板好歹完全通风。华莱士时睡时醒，他梦到一条用七彩丝线拧成的巨大绳索，他知道一定不能顺着绳子爬下去，爬下去便背弃了军人的职责。巨浪拍打到主甲板上，打湿了病人们的被子。一天晚上，华莱士的野营餐具在摇摇晃晃的主甲板上被冲走，永远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帽子和绑腿也被冲走了。

每天早晨，勤务兵会到主甲板上来检查病人的情况，并把晚上过世的士兵的尸体抬走。对于活着的人来说，看到死人被抬走的景象让他们“冷静揣测”自身的命运。一天早上，华莱士被抬下了好几层甲板，到了一间舒适的头等舱沙龙，战前这里曾举办各种娱乐活动供士兵乘客们取乐。在织锦缎覆盖的沙发和柔软暖和的地毯之上，往昔愉悦的魅影徘徊游荡。华莱士仍然只能睡在地板上，但至少地毯是舒适的，而且他一日会被喂食数次。一天夜里，一位护士现身，带着英式口音问他是不是觉得不舒服。她给华莱士带来了一杯热饮，甚至帮他洗了脚，帮他脱掉穿了12天的袜子。半个世纪之后，华莱士仍对这位护士怀着感激之情：

她用满是肥皂泡的手轻轻地为我洗脚，这段记忆我永世不忘，哪怕去了天堂也会记在心里。

沙龙里的条件比外面甲板要舒服太多，但这未必能确保康复。一天夜里，一个病人呼喊着要水喝，但华莱士太虚弱了无法拿水给他。华莱士试图唤来医护人员，随后就睡着了。那个病人继续呼喊，华莱士便再次以自己的名义为他求助，而后又睡着了。这种情形反反复复了好几次，直到那个病人小声说：“别叫了，没用的。”第二天早晨，医护人员终于来了，他们发现这个病人“最后做了一些微弱的、发乎本能的保护措施，他躲到了长沙发下面。医生们将他抬走，以便安葬”。

说回“利维坦号”，此时船上的情况正进一步恶化。士兵隔间里全是患病的垂死之人，由于通风系统失效，船里的空气恶臭难闻。没了日常清扫，这些宿舍便与猪圈无异。更糟的是，士气低落。这些来自10支不同部队的士兵都是新招入伍的，丝毫没有听从某个单一指挥官、遵守军规的习惯。“利维坦号”如今是海上孤舟，没有护卫舰保驾，**“西班牙女郎”又在船上横行霸道引来明显的恐慌，每一个小时都有人被西班牙流感击倒。随着“利维坦号”横跨大西洋，船上的人一定希望德国潜艇能直接把船击沉。**底部几层甲板上的情形仿若战后景象。吉布森上校后来描述道：

此番景象，除非亲眼所见，实难描述。许多病人经历了严重的体内大出血，鲜血从鼻部喷射而出，在宿舍里零散地形成血泊，由于床位之间的过道极其狭窄，护理人员根本无力摆脱这种混乱。甲板变得又湿又滑，受惊的病人怒吼哭叫、呼喊求救，护理人员茫然无措，这一切构成了无间地狱的恶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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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摘自《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

《柳叶刀》：

大流感疫情中一系列事件和关键人物的生动描述……最吸引人的是目击者和幸存者的叙述。人们往往很容易遗忘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但阿诺德让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华尔街日报》：

（凯瑟琳·阿诺德）不仅擅长部队及其医护人员的历史，也善于调查平民的经历，梳理出灾难中的人性……讲述普通人的震撼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