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抗疫的政治经济学（六）_风闻

新冠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继续肆虐。有意思的是，除了海湾国家外，眼下主要爆雷区是发达国家。这必然引起西方公众的疑问：为什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用“武汉病毒”的说法暗指这是中国带给世界的灾祸，美国国安顾问奥布莱恩指责中国瞒报使得世界耽搁了两个月的时间，这不仅荒谬，而且无耻。李文亮的吹哨对中国的疫情是不是有用，这还可以继续争论，但中国疫情的新闻早都不是新闻了，疫情的严重性对中国公众丝毫不是秘密，中国一直在努力向全世界告警，但西方把这作为与己无关的海外奇谈。西方在两个月里，从政府到公共卫生部门到公众都缺乏准备，认为这只是中国的问题，直到疫情在西方爆雷。要说瞒报，对西方疫情真正影响最大的瞒报方是西方主流媒体，使得西方彻底错失了中国在前面趟雷而争取的时间。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疫情是有大量报导的，但报导高度政治化了。西方报导的重点在于中国民众的悲情和中国政府决策的失误，少不了对严控之无人性的指责，更是时时处处设法往体制上引导议题。西方倒是报导了火神山的神速的，这太惊人了，但这是作为奇闻轶事来报导的。疫情的真实发展、治愈率、民众如何自我防护，这些很少提及。对控制武汉疫情居功甚伟的方舱医院也一笔带过，顶多作为花絮提一笔，方舱医院的真实作用、实际格局、在里面的实际生活基本上不提及。事实上，仅仅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抗疫的话，简直是在莫名其妙中，中国的疫情就自己消散了。

在中国封城之后，西方媒体几乎一致认为，西方“永远”不会走上这条路。更多的人认为，即使西方政府下令封城，民众也不会服从，自由散漫惯了，不自由毋宁死。现在意大利在一步一步抄完整中国的作业，西班牙紧随其后，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民众也从反感到自觉遵从，并不需要警察上街强制执行。自由散漫反对的是秩序和管制，反对的是政府，但在病毒面前，拿政府撒娇是没用的。同样，病毒无国界，拿中国撒娇也是没用的。在生死面前，没有谁是真傻。

西方媒体的另一个误导是反复强调新冠的传染率较低，致死率不超过普通流感，年轻人基本上没事。这些在疫情前期的中国也是专家认知，但随着疫情的发展，认知在迅速更新。另一方面，至少在美国和加拿大，流感疫苗是很多人每年都要打的。这不能保证可靠防护，但至少阻隔和延迟了很多可防止的流感种类的流行。这就像骑士的护甲一样，不可能因此就金刚不坏之身了，但没有的话，死得更快更多。新冠没有疫苗，不存在这道护甲。不过西方媒体的基调就没有变过，如今已经形成公众的根深蒂固的印象了。所以在疫情爆雷之后，公众的反应两极分化，一部分惊慌失措，另一部分人无动于衷，真正需要的理性、有效的自我防护和集体防护反而是缺失。

西方医学界虽然具有传染病专业知识，在很多方面还是世界领先的，但在具体的武汉抗疫问题上，大体依靠媒体报导。一般的西方医生对中国医学界或许有看不起，对自己盲目自信。中国与WHO紧密合作，信息高度透明，但在西方媒体和公众看来，WHO至少在新冠问题上“被中国收买”了，已经政治化了，所以WHO的发现和意见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象牙塔里的学术精英，对中国医生和病毒学界的急速更新的发现和措施也视若无睹。西方医学界可能没有想到的是：有色眼镜就是有色眼镜。

西方公众也一样，对于中国的事情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西方公众倒未必对中国抱有敌意，但傲慢是确实而且普遍存在的。傲慢带来偏见，文化层面的傲慢带来集体认知的偏见。比如说，不少人根本不相信中国的病例数据是准确的、有意义的，新冠死亡率大大高于流感肯定是中国用来吓唬世界的，或者是中国人医疗技术不行。直到把意大利的死亡率数据放到眼前，才哑口无言。另一方面，中国的治愈率也肯定是假的，近些天新增病例只有低位两位数也肯定是粉饰太平。“但是我们不一样，肯定不可能像中国那么糟糕。”

应该说，西方的公共卫生体系比较健全，民众的一般卫生习惯较好，但在错误的专业意见、无能的政治领导和傲慢的集体认知影响下，一个一个国家被带偏，接连踩雷。意大利疫情到现在这个程度是公共卫生专家、政府和公众集体造成的。西班牙、法国、德国、丹麦、瑞典、……都一样。

西方对中国的抗疫经验和警告集体盲目，这里面除了文化、医卫和制度方面的盲目自信外，很大的共同因素是西方媒体。在中国话题泛政治化的驱动下，完全忽略了中国对于抗疫是全世界的共同斗争的呼吁，完全忽略了在抗疫的问题上，敌人的敌人并不是朋友，直到疫情在自家院子里爆雷了，才想起来病毒竟然是不认民主体制的，竟然是不分国界的，竟然是不分文化的。即使在这个时候，依然有无耻政客试图往中国推卸责任，依然有无良媒体在试图带节奏。

西方媒体对中国话题的泛政治化由来已久。财经媒体其实对中国还是很持平的，即使受众在意识形态上持强烈立场，也懂得在商言商，盈亏是不说谎的。科技媒体分专业媒体和科普媒体。专业媒体上中国作者的文章早已铺天盖地，但受众比财经媒体更加狭窄，也不大在主流事务上有话语权。科普媒体在本质上是大众媒体，有色眼镜的颜色只是略微浅一点，但还是有色的。

西方媒体对中国话题的泛政治化一部分由精英引导公众话题的因素，另一方面由公众的文化傲慢和媒体的商业化、迎合公众化驱动。这些因素互相驱动，使得西方媒体在中国话题上越走越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西方在中国问题上缺乏公众认可的检验标准，直到新冠疫情爆发。

在过去，除了货架上的中国制造的商品，中国与大多数西方民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去过中国的人毕竟少，与中国有商业或者公务联系的人更少，大部分民众从西方媒体中得到扭曲的印象，但这在平时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西方媒体也乐意投其所好，中国被妖魔化成海外奇谈是迎合很多人对中国的认知的。但当在中国发生的事真的影响他们的时候，扭曲的认知使得他们视而不见中国的警告和经验，直接掉进深不见底的坑里了。

自以为是不等于“是”，傲慢加误导毕竟是敌不过现实的。在特朗普当选过程中，西方媒体一路翻车，然后媒体和公众互相有了新的认识，媒体开始重新认识公众，公众也开始重新认识媒体。者也是从思想启蒙以来西方思维最重要得因素：在事实与认知冲突的时候，有能力重回理性，重新认知。新冠发展到现在，西方媒体也是一路翻车，从误导中国抗疫的实情，到误导西方公众对新冠的警惕。“为什么我们对中国的实情那么盲目？如何避免这种盲目对我们自己的损害？”这会新冠会导致媒体与公众重新认识中国吗？西方媒体能放弃泛政治化的老习惯吗？这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