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崩溃的不是劳累，而是我面对病人束手无策”_风闻

澎湃新闻记者 薛莎莎

“那时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工作带来的劳累，而是我作为医护人员面对病人束手无策。”

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护士廖莹岚没法忘记2月初的那个傍晚：一位31岁的男子，用担架车推着他的母亲，一路哭喊着冲进湖北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热门诊。

“医生快来救救我妈，我妈快不行了。” 

担架上，老人安静地平躺着，没有任何动静。

在发热门诊支援的廖莹岚赶紧帮男子把老人推进抢救室，上了仪器后发现，老人早已没有了心跳和呼吸。

抢救室外，老人的儿子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拍着玻璃墙喊“我妈是为了照顾我才感染的，我好了，她感染了”。

那天下班后，廖莹岚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哭了很久。

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的发热门诊，让人悲痛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廖莹岚脑感觉自己陷入了压抑、无力、无助、内疚之中，一度濒临崩溃。

这种情绪几乎要拖垮廖莹岚的身体，为在岗位上坚持下去，她只能逼自己“麻木”，借以反思工作得失和经验，做好工作，救更多的人。

廖莹岚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口 述

第一周，最大的感受是压抑

这些天在发热门诊受到如此多冲击，体验到太多脆弱无助的时刻。

我是1月28日被领导从甲状腺乳腺外科病房派来支援发热门诊的，领导派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胜任不了这里的工作。但既然来了，就要做好这份工作。

我负责导诊分诊、给病人输液吸氧、查CT等工作。人手不够，一个人当几个人用。

来到这里的第一周，最大的感受就是压抑。

七八十平方米的门诊大厅，只有二三十个座椅，每天接诊的病人有七八百人，人挨人站着、挤着，有经验的病人会搬个小板凳过来排队，每天排队的人都排出大厅数十米远。

病人来到之后先取号，基本要等上四到六个小时才能看诊，看诊后要等同样长的时间去输液。很多病人凌晨来排队，看诊开药后，去排队输液，基本上到晚上才能离开。有时候第二天来上班，发现前一天的号还有几十个没看完。

1月底2月初的发热门诊病人，排队排出门诊大厅外数十米

病人拥挤加上我带着护目镜和面屏，有病人跟我说话，要贴着、靠得很近才能听见。

来这里的病人，基本都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人，他们普遍非常焦躁、恐慌、担忧。很多病人来了之后会抱怨“为什么这么大的医院只有四位医生看诊，门诊地方这么小，那么多人挤在这里，你这医院怎么开的？像过家家一样。”

我们只能向他们一遍一遍解释，不是门诊小，而是病人太多，不是不安排医生坐诊，而是医护人员已经病倒了很多，能来一线的都来了。病人增加得太快，改造门诊的速度，跟不上病人增加的速度。

医护人员基本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病人，都已忙到快崩溃。“非典”那年，我还在读书，当时想，如果我已经参加工作了，一定要报名去一线，还是学生时，斗志昂扬。

但当我亲身经历，这种场景会一下子让人很有挫败感。

在无力中做最大的努力

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工作带来的劳累，而是我作为医护人员面对病人束手无策。

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被送来的病人呼吸困难、心慌、气喘，这个时候，我只要能给他们一口氧气吸，就能不那么难受，但是我给不了，没有了。

病房床位总是处于饱和状态，收不进任何一个新病人，只能等着病房里有人离世或出院，才能进新病人。对于病情实在严重的病人，只能让他坐在输液室里先吸氧，看到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吸上氧气后，表情慢慢舒展，身体变得舒服、放松，开始有劲说话，感觉他们又活过来了。

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输液室和发热门诊里只有二十个吸氧接口。更多的病人，即使已经奄奄一息、生命濒危，我也没办法给他一口氧气吸，我给不出。

也许有人会问，那些身体已经好转的病人暂时停一会，先给其他人吸，但现实情况是，不到“吸氧时间到”的那一刻，是不会有人愿意把氧气让给其他病人的。

医院的医疗资源太有限，面对这类病人，我能做的太有限，真的没办法了。

我至今也还记得，有一位被两个女儿架着胳膊来的老太太，有六七十岁，身体乏力、胸闷，病情挺重，但是医生检查生命体征后判断不是新冠肺炎，大概率是心梗，然而我们是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无法收治其他病人，只能劝离。

一方面，如果他们在发热门诊继续待着，感染的风险会非常大，而且老太太身体虚弱，一旦感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耽误他们去其他医院的救治时间。

听到让老人去别的医院，家属很生气，无法接受，坐在地上和我们耗时间。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家属还是带老人离开了。

每次来的病人，出于医护人员的本能，都是要抓紧时间救人，但是特殊时期，我只能按规定开展工作，这是在那个当下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大哭一场，**必须哭出来

有的病人是在发热门诊离世，有的病人还没送到医院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2月初的一天傍晚六点多，一位31岁的男子推着救护担架车冲进发热门诊，哭喊着“医生快来救救我妈，我妈快不行了”。

担架车上，老太太安静地平躺着，没有任何动静。那个场景的冲击力很大，当时我就哭了。

其实，根据老人的面部特征，我当时判断老人离世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还是协助把老人推进了抢救室，上了仪器之后，发现没有心跳、没有脉搏，确实已经走了。

在抢救室外，老人的儿子跪在地上，一边拍着抢救室的玻璃墙，一边声嘶力竭的哭喊着“一定要救救我妈，她是为了照顾才感染的，我好了，她却感染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

听到母亲离世的消息时，老人的儿子已经哭不出来了，拿着那张“死亡证明”沉默着。安慰都显得太无力，我们给了他一把椅子，他就一直坐在抢救室外，没有任何言语、安静地呆坐着。

其实，老人在当天早上就需要救护车送来抢救的，但儿子预约一天120救护车，到了傍晚才有一辆去接。

老人的儿子在送母亲来的路上，应该就能判断出母亲已经走了，只不过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敢相信而已。

之前是儿子感染了新冠肺炎，老母亲把他照顾好了，自己却感染了，年迈病重，没挺过来。这位儿子受到自责、内疚，可能长期煎熬。

我今年36岁，和这个中年男子算是同龄人，我母亲和他母亲差不多年龄。我想到了自己，如果换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该是一种怎样的无助。

无法想象，也不敢想下去。

那天下班，我脑海中一直回放着这位儿子为母亲求助的场景，我走进更衣室，刚坐下来，眼泪就涌了出来。一个人默默地哭，一直哭、一直哭，我无法明确在伤心什么，但就是非常想哭，必须要哭出来。

也许是觉得沮丧，连抢救都没抢救，病人就离世了；也许是害怕，这个病毒太致命，每天工作在充满病毒的环境中，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也许是担心家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六七十岁，儿子才八岁，他们感染了可怎么办，如果我感染了，他们怎么办？

从那之后，每天结束工作后，我都会在更衣室里安静地坐一坐，平复心情，试图消化掉当天的情绪，也反思一天的工作是否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有时会觉得病人的离世，就像是上天在翻牌子，翻到谁就是谁。有一次，一个社区养老院里有人感染新冠肺炎，其他老人要送来检查。6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送来的途中就走了一个。离世前，都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感染了。

把情绪藏起来，压下去

我也时常会感到内疚，被这种情绪煎熬着。

深夜，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白天没被抢救过来的病人的脸，这让我睡不着觉，失眠到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迷迷糊糊睡一会后，第二天又接着上班。

知道这种情绪会慢慢侵蚀我的身体，直到把我拖垮，但抗疫是个持久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去找过医院专为医护人员排解情绪的心理医生，也许是我太不会表达，也许是心理医生的那一套对我不管用；面对心理医生时，怎么也说不出自己此前所经历的种种脆弱。

自来到一线，我一个人在医院附近租房住。

平时同事们的工作已经非常辛苦，他们的情绪也很压抑，不能再向同事传递这些负面情绪，更不敢和家人说。丈夫春节前去广州出差，因“封城”至今都回不来，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说了他们会更担心。

情绪没有释放的出口，为了完成好岗位上的工作，只能逼自己变得“麻木”。

让自己不去想这些，更不和别人提起这些，每天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把那些情绪都藏起来，压下去。

必须这样，要不然我就干不下去了，就彻底崩溃了。

这么多天在发热门诊的经历，颠覆了我对生死的观念，受到这些冲击后，觉得自己变坚强了，也必须要变得坚强。

读书时，是父亲选的护理专业，起初我并不是很满意，直到临床实践，护理的病人转危为安时，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个职业的高尚，从此爱上这份工作。工作十多年了，一直保持“零投诉”，这就是病人对我最大的肯定。

从2月中旬开始，火神山、雷神山和各家方舱医院陆续开放，很多病人都有了床位，有医护人员照顾，很大程度上分流了在定点医院的病人量。病人逐渐减少，我们的工作也相对轻松一些。

排班也从前段时间变成上班一天休息一天。领导看我们这一批医护人员辛苦，说要把我们换下来休息，我倒觉得我身体和情绪还行，可以继续坚持。

如今，回想这段时间，虽然经历这些让人心碎的时刻，但对我来说也蛮好，算是职业生涯中经验的积累吧。

这里的病人和我以前在病房照顾的病人不一样。以前病房里的病人你可以持续性地观察病情，但这里的病人需要你快速观察后一两分钟就要做判断，要么让病人平躺、要么吸氧，要么做心肺复苏。这是一个成熟的护士必备的技能，以前在普通病房工作，是没办法锻炼自己这方面能力的。

这段时间，虽然苦，也从来没想过不干了。去支援一线，就像是消防员去救火，没有把火灾晾在一边，自己逃走的道理。在这个岗位上，就要完成好这份工作。支援一线前期确实非常痛苦，但好在我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克制它，激发出后来正面、积极的情绪。

我不知道疫情结束后，彻底放松下来，那些负面情绪会不会又找上来，但至少现在这个阶段我情绪管理得还好。

这段时间，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些话，今天说了这么多，倒也是一种释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