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东西方政治文化差异（三）_风闻

    我是比较赞同唯物史观的。

    因此，在文明演化过程中，我比较认同环境有比较大的影响力。

    中华民族之所以自称为炎黄子孙，是因为是传说中两位部族首领炎帝和黄帝之后。

    大家可能都知道“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事实上，炎帝不仅仅是中药之祖，也是茶文化之祖和农耕文化之祖——茶叶在最早的时候是被当作去毒的药物，而炎帝的部族在我们民族血脉里刻下了祖传种地的基因。

    黄帝部族则擅长畜牧业，养猪、牛、马、羊、狗等。为人们提供了另一大类的衣食住行的原材料来源。

    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一开始是敌对的，后来打着打着打出感情了，发现对方擅长的，似乎正是自己部族需要的，炎帝战败后黄帝也没有赶尽杀绝，后来两族就通婚融合了。

    种地的伟大事业加入了牲畜来代替人力，于是生产效率提高了很多，炎黄部落开始迅速壮大，沿黄河扩展到山东附近，遇上了蚩尤。

    蚩尤的九黎部族原本和炎帝是一家，因为不喜欢种地，爱好打野，就离开了炎帝自行发展。最后和炎帝皇帝形成三足鼎立。

    蚩尤掌握了原始的冶金技术，武力彪悍，武器和战法上对炎黄部落有代差，且可能还掌握一点当时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战争武器（风伯雨师），还有坐骑食铁兽（熊猫），炎黄部落单纯以战争手段来对抗的话，完全不是蚩尤对手。

   在神话里，黄帝最后也是靠应龙等天神击败的蚩尤，而真实情况呢，从传说中的只言片语中进行合理推断，黄帝是靠和炎帝部族融合后的无限后勤优势屡败屡战把蚩尤拖垮的。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只要学会哥的运营，剩下就是平A了。”

   从此囤家里种地攀升科技树然后再出门一波把人推了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常规操作。

   三族通过战争融合之后，住在黄河沿岸，后来分成大大小小很多部落，而时而泛滥的黄河经常给人们带来灾害，这个灾害不是一个部族能够搞定的，所以就需要成立一个联合所有部族的协商机构来组织治水工作。而主持这个组织的头领，最后因为治水的功绩成了夏王朝的始祖，我们称这段故事为大禹治水。

    溃堤的时候，往往需要不计代价的投入足够多的人力进行超饱和救援，这就是为何《流浪地球》里面的超饱和救援在我们看来共鸣很多，但外国人看起来感觉一般的原因所在——这是原生文明的共振效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东方文化里，政权的合法性就是这样奠定的：解决天下公害之人，就是天下之主。这成了今后中华民族的基本政治逻辑：为政者必须肩负天下万民之责任。

   平日随便来个地震洪水蝗灾什么的，政府必须承担起救灾的责任，如果有强盗来抢劫妨碍老百姓种地，那么政府需要动用武力保护，如果做不到，就得挨人民批评，还要下罪己诏承认自己失德无能，积极认错。若德行衰微，则天下易主。

    这个逻辑发展到后面，甭管你有没有能力，在人民看来，政府不仅要管天灾，还要管人祸，还要管抵御外敌等等一系列杂七杂八的事情，最近发展到还需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要死的是国内这帮子人民还特别聪明，什么都要和外国比……不是第一就不高兴，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到要亡国灭族的程度。

    前文说过，东方人对神的要求是很世俗很功利的，而且还是货到付款——去拜佛时许的愿都是“如若灵验，再塑金身。”完全没有西方对神的那种无条件的信服和崇拜。

    东方人民对政府和神的要求是一样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对于那些顺天应人的地方官，甚至愿意称之为父母官。当然，地方官不一定能让地方上的所有人都满意，所以也一定有人骂他们狗官。

    另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则走出了不一样的路线，我们说说古埃及。

    尼罗河也是古埃及人的母亲河，也经常泛滥，但在怎么处理洪灾问题上，因为客观环境的确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古埃及人和我们祖先点开了不一样的技能树。

    和相对贫瘠的黄河不一样，泛滥的尼罗河退潮时会留下大量富含营养的淤泥，在洪水退去后直接种上洋葱鹰嘴豆小麦等作物就可以大量收获，不需要像东方那样精耕细作。

    尼罗河的水源来自热带，暴雨之下的超级洪水狂暴时治理起来和黄河也不是一个难度。所以古埃及人干脆就采用游击战的办法，洪水来了带着家当搬走，水退了回去种地。

    因此古埃及人在水利方面的成就不如我们的先民，但是在掌握测算洪水泛滥规律的天文学上胜出极多。

    而掌握天文知识的家族渐渐成了首领，直至法老，并把自己家族的血脉和常人所不能理解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最终成为太阳神拉在地上的代言者，祭司家族成为王国的贵族。

   顺带说一句，古埃及人一开始敬畏的神是鳄鱼神和蛇神，正是生存在河滩芦苇中对他们种地影响恨大的生物。

   和中华文明相比，两边都是把人捧上高位甚至神坛，但区别在于，东方相对务实，认可领袖是否有实在可见的功绩；而古埃及一开始就走向神秘学，后期走向征伐和奴役其他民族。底层人民对于自然灾害和人为奴役有种逆来顺受的倾向，少有揭竿而起的血勇。历史上，底层民众发起最大的对抗就是大批逃亡到一个“流着奶和蜜”的沙漠里——也就是《圣经》里的那段《出埃及记》。

    因此复旦大学编著《中国古代哲学史》的教授们认为，正是黄河的暴虐、贫瘠和不可捉摸的改道，使我们的祖先在灵魂里烙下了“求人不如求己”和“务实”的基因。拥有在天灾人祸下不断重建文明的韧性。而在现实里掌握了**兴（ji）修（jian）水（kuang）利（mo）**的祖传艺能，这点在良渚文化遗址和都江堰都可以得到实证。

    而在物质生产上相对富足、民族历程不那么坎坷的古埃及，在历史上只遭受了一两次外敌入侵，文明就断绝了。

    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用尼采的一句格言来评论也挺合适：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更加强大。我们的先民领悟这个道理早了数千年。

    西方文明另一个重要的发源地是希腊。

    希腊那地方多山，少耕地，周围都是海，很少有能够种植小麦的平地，种种葡萄和橄榄还行，加之半岛地方小，因此人口没法繁衍到东方这个规模。

    人口繁衍到超过当地耕地所能容纳的上限时，就必须要有人扬帆出海找生活。

    西方文明里的海洋基因就是这么来的。

    出海就必然带来不同部族间文明的交互，具体表现为征服和被征服、经商、殖民等等。

    同样的，海洋和大自然的不可捉摸，使神秘学及宗教有了诞生和繁衍的广泛基础。

     罗马帝国，最早就是希腊殖民地当中的一块，只不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他接替希腊成了地中海霸主，在文明的延续上是一致的。

    欧洲人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痴迷，直到如今的欧盟时代还未消退。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英吉利还是法兰西，抑或德意志，最早都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在实际历史上，欧洲缺乏一个秦始皇，欧洲分裂的时间远远大于统一的时间。欧洲人尝试一统大陆都是很近代的事情了——无论是法国的拿破仑还是德意志的元首阁下，才用的都是比较原始的武力征服。因此，他们对如何治理一个巨大多民族的国家，实际上基本没有历史经验。

（未完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