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兰: 此刻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别的, 而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精英们 | 文化纵横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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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斯·D·卡普兰 |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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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长时段历史可知，一个有创造力、充满道义担当精神、能够深深植根于人民中间、谦逊且又甘于付出的精英群体，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而精英群体的堕落和自负，是社会凝聚力下降、国家内部裂痕迭现的关键原因。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卡普兰教授反思近年来美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尖锐地指出，上述精神品质在美国精英群体中已经成了匮乏品，超级大国的优势、金融红利的供养、社会阶层的固化、民粹主义的泛滥，让美国的精英群体成了付出精神日渐消退的既得利益者，成了进取精神日渐消弭的维持现状者，他们有意地将自己和普通公众隔离开，在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美国的精英群体虽然愿意对弱势群体施以小恩小惠，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广大公众生存境遇的动力，更没有为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自觉。而这又必然会导致“小惠未遍，民弗从也”的结局，从而在根本上削弱美国精英群体的光环，并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甚至衰落。

本文原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The American Interest），由“法意读书”编译中文版并首发，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美国的精英们如何才能符合期待

美国的精英们有许多担忧——维持地缘政治稳定、减少不平等、结束歧视等等。但如果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精英们自己——特别是在于他们对社会管理者的责任的逃避以及与其他群体的脱离——那又会怎么样？精英们的这种“抽离”削弱了美国应对它正在面临的各种挑战的能力。而在此之上，美国精英们还自大地相信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这限制了他们原本能从其他社会的兴衰中学习到的东西。

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研究了“社会的科学”，强调了aṣabiyyah（本文译为凝聚力）——即社会凝聚力或群体凝聚力——对于理解任何国家的兴衰的重要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其12卷的《历史研究》中考察了26种世界文明，他认为文明的衰落源于有创造力的少数群体的堕落，这一由精英领袖组成的群体推动着进步。精英们堕落了，他们变得骄傲自大，失去了创新和应对社会挑战的能力。他们不是以对自己的道德和目标的自信来领导，他们成为了依附者，并“屈服于‘无产阶级化’的病态”。其他人则将国家的衰败总结为发生在公民道德（爱德华·吉本）、文化活力（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家庭主义（卡尔·齐默尔曼）、生产力（卡尔·马克思）和政治机构（塞缪尔·亨廷顿）中的堕落。

尽管这些学者强调的东西不同，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持续地指出了精英和社会凝聚力对于任何一个政体的成功的重要性，并且认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历史上，在某一社会中对主要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的精英群体最多占所有人数的百分之二。根据人们对“精英”的定义范围的不同，“精英”在当今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之间。

如果一个社会要繁荣，精英们不仅必须创造性地应对严峻的挑战，还必须避免与社会脱节，也避免以破坏社群活力和忠诚的方式行事。尽管正确预测和应对美国面临的挑战似乎取决于择优者的理性决策，但历史表明这是不正确的：与社会的深厚联系是获得正确的智慧的必要条件，自我牺牲的传统是激励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长期的美德习惯对于确保社会反应充满活力而言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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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科学

 相比过去，如今，对社会和制度性动力如何塑造国家跨世纪命运的比较分析远没有那么热门。其部分原因在于专业化、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性别和其他身份研究的兴起，以及对数据模型的明显偏好。学术界和官僚界的共识认为，（可以合理推断的）政策选择和（应该择优的）领导阶层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根据这一共识，随着社会只朝着某一个愈发积极的方向发展，对其更广泛的动力、规范和周期的研究并不重要。这是不幸的。

美国社会凝聚力空前地下降，而正是这类知识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伊本·赫勒敦的《历史绪论》于1378年完成，是最早的人类社会组织的论著之一。他的目标是查明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影响，以及历史事件确实如同记述的那样发生的可能性。正如查尔斯·伊萨维和奥利弗·莱曼在《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伊本·赫勒敦提出：

“社会是一个遵循自身内在规律的有机体。这些规律可以通过将人类的理性运用到从历史记录中挑选的或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数据来发现……这些规律在社会学上是可以解释的，而不仅仅是生物冲动或物理因素的反映。当然，气候和食物等因素很重要，但是……纯粹的社会因素，如凝聚力、职业和财富的影响更大。”

拥有更多的凝聚力（原意大致为社会凝聚力或群体凝聚力）的群体更有可能击败那些拥有更少的凝聚力的群体，即使前者相对更小、更穷、技术上更落后。这种凝聚力是由血缘关系、建立了一个共同方向的共同宗教以及来自贸易、掠夺或征服的经济收益的结合而带来的。领导者的合法性——以及支持权威的机构——都是这三者的产物。但伊本·赫勒敦指出，凝聚力会随着成功衰落。它要么被发展和奢侈带来的懒惰所侵蚀，要么被财富集中和等级制度发展必然导致的社会分化所侵蚀。（层级结构对于管理更大、更复杂的实体来说至关重要。）

在西方，基于希腊罗马作家的成果，社会比较史成为了18世纪里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例如，意大利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试图在1725年出版的《新科学》一书中完成类似于伊本·赫勒敦所做的事情。在书中，他支持人类历史是循环的这一观点，认为每个社会都经历了三个反复出现的时代：神圣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类时代。精英家长们最初的领导整合了“智慧、神职和血缘”，后来演变成了一种竞争性的、粗暴的平等主义。

对维科来说，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属性，影响着从政府性质到公民秩序再到语言的一切。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创造了塑造文化的新的结构和约束。原始主义发展为理想主义，然后是理性主义，但后者未能达到它所追求的完美。相反，它会产生从内部腐蚀政治的愤世嫉俗、“野蛮”和“公共性问题”。维柯在回应笛卡尔时警告说，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和不同思想的理性发展，破坏了宗教信条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于维系社会团结至关重要。在最后理性主义的阶段，人们“像野兽一样，习惯于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的私利，显得极端脆弱，或者好一点的情况里，习惯于只考虑个人荣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像野兽一样，对一点点不快就怒气冲冲。”

研究社会比较史的众多学者中，有孟德斯鸠、伏尔泰、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马克斯·韦伯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等等。例如，托克维尔分析了美国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性质，并将其与法国进行了对比，以理解为什么民主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却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失败了。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时分析了市场社会的本质；他最适合的身份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用《大英百科全书》的话来说，“一位社会哲学家，他的经济著作就构成了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统领观点的基调”。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最著名的作品是对“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则，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时期所经历的不同革命”的研究。韦伯强调了社会文化动力——尤其是新教的影响——对于理解西方的重要性，以及精英行为对于理解任何一个特定国家的演变中的重要性。

埃米尔·杜尔凯姆帮助将现代社会学领域建立为一门有关“社会事实”——指在一个更大的模式中构建个人行为和看似自主以至混乱的决策的现象——的科学。尽管他对社会兴衰的大起大落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杜尔凯姆的作品关注的是，什么使社会团结在一起，以及社会可能会如何崩溃。他区分了传统社会中由类似的价值观、工作和生活经验产生的机械团结和在密集的现代环境中由相互依存和复杂的社会互动产生的有机团结。后者带来更多的自由，但也带来了现世主义、劳动分工和可能产生失范和解体的个人主义风险。社会所宣称的价值观和标准迅速变化，产生了与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东西的脱节，产生了异化、无目的性，并最终产生了“无限的病态”（无法实现的欲望）中的“精神错乱”以及自杀情况的增多。民族主义通过共同的目标和凝聚力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减少了道德的孤立，这对于应对这些危险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汤因比借以定义其职业生涯的权威系列丛书（出版于1934-1961年），可以说是理解社会随时间变化的最雄心勃勃也是最重要的进展。他专注于研究文化或文明是如何从原始社会中产生以应对困难的挑战、发展壮大、以至衰败的。与伊本·哈勒敦一样，汤因比认为，对历史的正确研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考察一个地方或某个时间段的一系列特定事件；还必须寻找在不同社会和不同时间里反复出现的模式。然而，与伊本·哈勒敦（和许多他之前的学者）相比，他并不认为社会必然会死亡。相反，文明可以以某种方式获得适应，并实现更大的发展。

汤因比观察到，“创造性的少数群体”在社会兴衰的每个阶段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最初，它们的存在使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当遇到一系列困难时，少数有创造力的人会作出反应以解决问题，从而使文明的承受力、价值观、制度和技术得到逐步和累积的发展。但这一创造性的少数群体并不占主导地位。相反，他们会启发思考，而社会其他人都可以自由地模仿和遵循，这确保了重要的团结性，也防止了严重的社会分裂。

衰败并不是由外部的攻击或科技水平的下降引起的。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表述是，“……文明崩溃的本质可以归纳为三点：少数群体的创造力的失败，多数群体对于少数群体的模仿反馈的消退，以及它带来的社会整体的团结的消失”。在后一阶段，“有创造力的少数派变为占优势地位的少数派，他们试图强行保留他们已经不再值得拥有的地位”。他们的道德败坏，并逐渐沦落至“逃学”和“滥交”，他们服务于自我而不是牺牲自我。他们崇拜“先前自我”的巨大成就，并在这过程中变得过分骄傲，无法有效应对社会面临的下一轮挑战。这种衰败可能在解体最终发生的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

20世纪晚期的一些比较政治学家，包括塞缪尔·亨廷顿、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查尔斯·蒂利、巴林顿·摩尔和欧内斯特·盖尔纳，在他们的工作中探讨了社会动力对政治成果的重要性，并因此与社会分析有了一些重叠。例如，亨廷顿在《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年出版）等著作中探讨了政治的发展和衰落。他对“流动性和制度化之间的冲突”特别感兴趣。在政治结构薄弱的地方，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可能会打破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精英们的共识，破坏他们用来治理社会的政治机构——带来不稳定、腐败、衰落甚至崩溃的风险。此外，快速的变化挑战着现有的价值观和行为，并往往在过程中滋生了腐败。因此，他批评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对进步理论的隐含的认可”，这种认可导致人们相信社会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人们为相反的可能留下了很少或根本不存在的余地……民族分裂与民族融合一样，也都是（值得研究的）一种现象。”

最近，贾里德·戴蒙德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2005）中研究了社会为什么会崩溃。他指出，当无法充分应对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时，社会就结束了，而他认为这些挑战就是气候变化、敌对邻国、不断恶化的环境和贸易的崩溃。精英们需要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而这取决于他们是否积极参与到普通群众中去，而不是与普通民众隔绝。知识、亲和力或兴趣的缺乏会妨碍他们采取有效的行动。长期规划和愿意重新思考核心价值观对于及时作出反应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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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重要性

尽管他们考察的是明显不同的时代和地理，但类似的主题出现在如维科、汤因比和戴蒙德这样的观察家的研究中。

特别是，他们认为精英在决定一个特定社会的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精英不仅必须有创造力，在面临重大挑战时能够进行长远思考，而且必须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以便了解民众需求，以维持民众忠诚的方式行事，并拥有在需要时激发行动的能力。那些过于迷恋自己过去的成功或脱离民众的精英们，更有可能对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毫无准备，采取会使他人疏远的行动，并被迫使用武力来延展他们的命令。从贸易、战争和其他形式的财富创造中分得不成比例的战利品，就会带来这种疏离。

因此，精英行为既为整个社会定下基调，也决定了界定社会的关系的性质，从而对社会的凝聚力产生巨大影响。社会凝聚力——aṣabiyyah，团结，或某种形式的社会性的或精英的共识——对集体行动、创造力和信念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衰退的常见根源。这种分化可能源于太多的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精英们对私人利益的关注。最大的风险是社会解体；这可能是由于精英之间或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某种分裂、机构中或道德上的腐败的加剧或是民众的日益分裂。

只有精英——也就是汤因比的“有创造力的少数群体”——才能带领社会度过不可避免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可以促进新技术和新制度的创造性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并最终提高其力量和影响力。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人类实现文明，不是由于优越的生物禀赋或地理环境，而是在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况下应对挑战的结果，这种特殊困难激发了他作出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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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这些挑战没有被妥善处理，它也可能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结果将更多地归咎于精英的错误——在类似于自杀或谋杀的过程中（用汤因比的比喻）——而不是来自任何其他人的所作所为。

应对“特殊困难”的挑战——这些困难可以是物理上的（沼泽地、上升的海水、环境变化）、社会上的（内部分裂、不断增长的流动性）、经济上的（贸易的衰退）、军事上的（敌对的邻居），或者体制上的（改革的需要）——需要某种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远远超出理性决策的范畴，并在全社会产生广泛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行动。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宗教对于帮助社区凝聚、培养精英美德、在民众中提倡有活力的价值观和激励英雄行为至关重要。但他们也警告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信仰的影响通常会减弱，从而带来社会的衰落。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走到台前，削弱了联系着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共同亲和力，也削弱了推动社会崛起的价值观和信仰。社会产生弊病和分裂的风险越来越大。

**表1总结了负责任的管理国家的精英和不负责任的未能管理国家的精英之间的区别。**它们当然是理想的类型。大多数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或者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

表1：精英的比较

▍精英主义的

美国社会

哪些人是美国精英？“精英”这个词引发争议。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它包政府、学术界、商界、媒体、娱乐界和非营利组织的高级专业人员，他们都致力于生产和操控信息。政治和社会运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关于“百分之一”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精英们拥有的不成比例的财富和权力上。抗议者主要关心的是公平和不平等。但一些精英阶层可能并不特别富有，而且人们很少考虑精英阶层的优势如何要求他们对社会履行更大的义务，以及当代精英阶层如何未能履行这些义务。人们更关心的是，精英们是否展现出了对特定的事业的支持，而不是他们是否使自己切身融入社会，并以会增强社会力量的方式行事。

推动此类辩论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中许多算得上是精英阶层或至少是其下的半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和标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承认社会中存在一批可能在治理国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的精英已经被视为一个禁忌。精英很少被认为是社会的重要支柱——一种公共性的利益——并承担着巨大的义务，正如伊本·哈勒敦、汤因比和韦伯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

鉴于普遍存在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很难用非贬义的措辞讨论这个问题。

一些精英理论学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像是一种幻觉，它阻止了对关键话题的更严肃讨论以及对当前政治乃至社会问题的解决。正如G.Lowell Field和John Higley在《精英主义》（Elitism）中所说的那样，“没有考虑精英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的互补性，是自由主义内部严重的教义退化的根源。”正如彼得·伯格在《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中所写的，“现代化的悖论是，随着国家的发展，平均主义政权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但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却盛行。”后者迫使精英们制造“平均主义言论的烟幕”。但这使他们在其位置上更不稳定，因此更难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管理者。

精英们习惯性地强调他们愿意“检查自己的特权”并且帮助被边缘化的人，但他们故意回避特权带来的责任。正如阿南德·吉里哈拉达斯所说，美国精英们在努力减轻痛苦和改善生活的同时，“通常寻求维持这一体系……从进步中攫取利益的赢者通吃的经济”——他称之为“虚假的改变”。他们可能会给予钱财或推进好的事业，但很少在个人层面上采取增强社会力量的行动。例如，他们很少搬到三线城市，或是牺牲他们的职业前景，或是把孩子送进表现不佳的公立学校。

另一方面，正如理查德·里夫斯所写，精英们为自己积累机会，创造了一个包含财富、教育、安全、家庭结构差异的“比英国更冷酷的”的阶级体系。他们很少支持限制他们的选择或限制他们的收益的政策（例如，限制贸易、商业垄断和避税行为的政策）。尽管他们在个人生活中（相对而言）可能表现得比较正直，但是作为特权的负面体现，他们经常攻击任何试图宣扬合乎道德的、传统的价值观和习俗的行为，而这些价值观和习俗曾被认为是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取得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例如，先结婚再生小孩，不要离婚；努力工作，不要无所事事；做一个爱国者；为未来储蓄和投资）。

美国的精英也与他们不那么活跃的同伴分离。

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所写，“即使在美国，也一直有一个特权阶层，但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危险地与周围环境隔绝”。尽管精英们曾经被束缚在某个特定的、他们已定居了几代人的地方，并且明白财富承载着各种义务，但如今这种忠诚却大大削弱了。新的精英是“更加国际化的”，跟随着“机遇的诱惑，无论它引领到哪里”。现在，成功与流动性密切相关，最优秀和最聪明的非精英人群被推动着进入统治阶级，而曾经的国家民主理想“境遇的大致平等”正在被终结。

因此，精英们不再渴望曾经从履行其职位义务中获得的尊重。正如保罗·科利尔所说，他们与其他人之间技能和经验的日益分化意味着，他们从工作中获得了更大的尊重（和更深层的意义），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同事和社会群体比对自己的地理所属更忠诚。“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精英们经常积极贬低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在寻求尊重。”他们在暗示他们的国家身份不再显著，他们的忠诚和义务已经转移。结果是，正如拉什所说，他们“相比追求领导地位，对逃避普罗大众更感兴趣。”

这种世界主义破坏了对某一特定地方的忠诚感和投资的需求。相比以行动塑造一个好邻居的形象，表示你是个好邻居更加重要。正如罗德·德雷尔的博客中一位读者所写的那样，所有这一切“代表着一种可怕的视野的狭隘——人们的观点从认为经济精英应该积极帮助那些实际上无法自救的人，转变为了认为精英应该消极地谈论（‘引起关注’）有些缺乏自信的中产阶级的困境”。

今天的美国，与社会科学家们所阐述的社会进化的后期阶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世俗化、社会分裂和失范越来越严重。“野蛮的”现象极为显著地增多，而一度被认为对确保社会活力至关重要的准则和价值观却在减少，这表明社会正遭受维科所警告的“公共性问题”。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和“私人利益”战胜了自我牺牲、节俭、社群主义、信仰和公共利益。精英们在心理上和经济上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做出有利于自己却牺牲他人的选择，激起了怨恨和抵制。

▍重建负责任的精英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庞大复杂的社会中，大众民主总是产生精英统治。大众民主集中了权力，逐渐依赖政府的行政官僚“机器”，并鼓励能够拥有大众吸引力的魅力领袖的出现。反过来，这些在加强国家实力的同时，使影响力集中在“少数统治群体”手中。因此，美国被这样的精英群体统治并不奇怪。

鉴于这一现实，美国如何才能培养出更好、更负责任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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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而易见的催化剂是一场全国性质的威胁，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促使精英们对国家作出承诺，产生对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并激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正确的领导人能够利用崛起中的中国这一威胁，它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一个极具魅力的政治家建立了联合政府，并围绕着一个强调为共同利益而自我牺牲的改革议程召集人们，他将拥有最大的机会，但即使这样的联合政府带来了许多变化，它也很难长期保持必要的活力，除非威胁的持续时间很长且非常严重（比如在以色列）。即使是高度切身可感的9/11事件也没能带来任何行为的改变。

尽管有时被贬损或滥用，但民族主义仍然是此时一个重要的工具。它加强了社会纽带，产生了慷慨、诚实、关心共同利益、尊重他人以及其他对现代社会的运作至关重要的建设性社会准则。同样，信仰和传统习俗的复兴有助于在精英中建立对他人的责任感，并重建他们曾经使社会繁荣的合乎道德的承诺，包括家庭、节俭和公民参与。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只有宗教才能触及“心灵的习惯”以及“塑造心灵习惯的各种思想”。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有可能加剧上述问题，使改革更加困难。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三种重要的方式可以使精英行为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重建国家力量的社会根源。

首先，正如韦伯提出的，选拔和培养精英的机构需要让他们做好管理国家的准备。

过分强调功绩（和财富）降低了精英阶层中品格和美德的重要性，破坏了曾经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规范，对包含政治舞台、金融市场、约会现场在内的一切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需要改变年轻人接受培训和评估的方式。学校应该加强公民教育和品格建设项目（例如，童子军，至少参考其最初的形式），并同时通过道德行为和考试成绩来评估学生的能力。

大学和研究生院应该优先考虑申请者的个人品格。现今，论文题探讨志愿服务和帮助社会的承诺，但学校将其解释为了另一种形式的成就。课程应该鼓励学生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回应公共利益，投资于特定的地方，而不是仅仅追求个人抱负。例如，MBA学生经常被教导说，盈利是美国企业的首要——或者唯一的——目标；在其他国家（如德国、日本），教育、文化和政府政策使学生认为员工的需求、经营的地点和更广泛的社会同样重要。（压榨公司的美国政客，比如特朗普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糙，而且是在后程才出现的。）学生和商界领袖需要重新关注我们应给予他人的道德情感，亚当·斯密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支柱。

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一个全国性的服务项目将给精英们提供经验知识，并加强与其他美国人的联系。在不太富裕的社区，对生活、工作和开放社会资本的建设组织采取更高的激励措施，可能会鼓励更多的人不仅表达他们的关切，而且在实际上为国家利益作出个人牺牲。鼓励精英大学和研究生院逐渐建立一套行为准则，强制或至少大力鼓励在贫困地区提供服务，将有助于改变价值观，就像“为美国而教”一样。学校不仅可以推广在国外的学期教学，还可以推广在国内的服务型学期教学。如果承诺在农村或城中村工作至少五年，甚至可以减少或免去学费。

这种服务倡议指出了塑造精英行为的第二种方式。

政府、精英培训机构、媒体等应该更加协调一致地努力使精英融入当地社区。这将使他们更有知识，更有责任感，也更有动力应对国家和人民面临的挑战。（沃伦·巴菲特的成功与其拥有谦逊的生活方式和深深扎根于本土社群的关系可能比人们普遍认识到的更紧密。）社会关系越密切，信息、关系和责任感越个人化，精英阶层的义务就越大。今天，精英的同情心往往是去个人化的，他们对抽象的受害者和远方的人的同情，比对那些路边的人的同情要更多。这就需要创造性的思考，以防止社会上层从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中获得不成比例的收益，然后使他们的生活免受其造成的动荡和混乱的影响。这还要求建立各种机制和激励，以确保不同阶层要么生活在同一个广阔的领域，要么有更深层次的融合。

在政策方面，应该采取更加一致的努力，限制人们从海外囤积财富、逃避美国税收、通过剥削雇员来致富或只靠先辈的红利生活的能力。我们可以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对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投资（这是最近的税制改革正在尝试的）。

媒体可能会更多地强调那些个人——特别是在精英中——他们在完成学业返回社区，或在服务缺乏的社区担任领导职务，或为在当地工作而牺牲有收益的职业，或为了履行对其他人（配偶、邻居、城镇、教会）的义务而牺牲自己。这将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这一策略有效地突出了个人为整体环境做出的牺牲。）例如，现任参议员科里·布克亲力亲为，花费八年时间扭转了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情况——它是美国麻烦最多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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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精英阶层越能反映国家的种族和性别平衡，就越容易使其融入社会——精英阶层在所有群体中的合法性也就越高。重新强调精英并不意味着接受曾经将大部分人口排除在精英地位之外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事实上，最强大的精英群体对新的人才注入抱持开放态度，基于社会流动性充裕的社会，努力将最好的文明传播到全国各地。他们不怕竞争，他们从竞争中获益。关键在于，要使进入精英阶层的途径更加容易，同时不要冲淡长期以来定义精英阶层的道德思想和责任感。

最后，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导人，以及塑造精英的机构，需要传递更多的对社会脆弱性的谦卑感。

培养谦卑感需要对其他伟大文明的历史有更大的认识，也需要社会的衰败有可能重演。尽管人们普遍担心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环境问题、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但对于社会解体、建设性社会风气下降以及精英与其他人群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日益分离，却很少有人担心。改变心态需要对教育进行重大改革——特别是对精英的教育。

更多关于其他社会和文明兴衰的知识以及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应该成为每一个高中和大学课程的一部分。汤因比的观察应该和他所描述的历史事件一起被研究。关于社会衰败的更多材料（例如，家庭破裂和社区关系削弱带来的负面结果）也应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新闻学校、经济课程和公共政策课程中。

▍自我牺牲与公共利益

对于大多数美国精英——领导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认为社会可能因内部缺陷而衰退或失败的想法似乎难以理解。相反，正如亨廷顿所说，他们无意识地持有“对进步理论的隐含的认可”——对历史的辉格党式解释。正如前总统奥巴马喜欢说的那样（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而马丁复述了西奥多·帕克的话），“道德宇宙的弧线很长，但它向正义弯曲”。奥巴马引用这句话来支持一种进步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使许多精英相信，美国不会经历历史上其他主要文明以某种形式面临的挑战。目前的轨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没有反映出来。但精英们并非没有感情。大多数人希望相信他们确实在做好事，希望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在为他们的社会做出贡献。问题在于文化当前如何定义贡献。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曾经认为，财富和权力要求在个人层面上发展起来的、需要个人的回应的责任和义务——而这种责任和义务通常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和群体。今天，那些在生活中寻求更大意义的精英们会发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是通过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来服务他人和与他人交流。使自己融入到一个需要管理的、涉及不同阶层、职业和政治信仰的社区，需要付出很多牺牲，甚至会带来不安。它也承诺了比任何自我实现的追求都更大的个人转变。只有当精英们投入到对其他民众的关注中，谦虚地对待“历史的正确一面”的叙述，开放地管理而不是“检查”他们的特权的时候，他们才能增强美国社会的力量。

本文原标题为《美国的精英们如何才能符合期待》，原载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The American Interest），由“法意读书”翻译后首发。**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