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_风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疫灾与人类相始终。人类医学进步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人类与疫灾不断斗争并战胜疫灾的历史。中国记载疫灾的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有了“疫”字。秦汉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自然地理著作《山海经》和中医理论著作《黄帝内经》就有了疫灾流行与动植物、气候等自然环境要素关系的论述。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人口密度大，疫灾易于流行，是个多疫之国。古人一方面不断地遭受着疫灾侵袭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记录着这些痛苦以警示后人。正史、方志、实录、档案、文集、医案、报刊等各类历史文献都记录下了丰富的疫灾史料。这些疫灾史料虽然分布零散，但历时长、总量多，可谓汗牛充栋。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我们广泛搜罗历史文献中的疫灾史料，以编年体方式，编撰完成了五卷本共280多万字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根据我们的研究，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元前770年至1949年）的2720年间，我国至少有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疫灾频度达32.83%，平均不到3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其中，先秦两汉时期（公元前771年至220年）的疫灾频度为5.74%；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年）的疫灾频度为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的疫灾频度为12.40%，是中国历史上疫灾相对稀少的时期；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疫灾频度为35.12%，南宋时期（1127—1279年）的疫灾频度为53.29%，元代（1279—1368年）的疫灾频度为57.78%，明代（1368—1644年）的疫灾频度为78.34%，清代（1644—1911年）的疫灾频度为98.51%，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疫灾频度为100.00%。自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且居高不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疫灾高峰期。近3000年来，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疫灾流行既是社会文化现象也是自然生态现象

　　疫灾的发生，既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也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因此，疫灾流行既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

　　从社会规律看，一是疫灾流行的规模与人口状况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疫病大多是近邻接触型传播，疫灾大都是密度依赖型灾害。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国由先秦两汉时期约20年一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约5年一流行，发展到北宋时期的3年一流行，民国时期的无年不流行。二是疫灾流行的强度与人类干扰自然的深度密切相关。在我国历史上，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而且疫病的致病能力也不断增加，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如东晋时期出现的天花，南宋时期出现的鼠疫，清朝时期出现的霍乱。

　　从自然规律看，一是疫灾流行的长期趋势受气候变迁趋势制约。寒冷期气候变化大，自然灾害频繁，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自然灾害较少，疫灾也相对稀少。二是疫灾流行的季节变化受气候变化制约。总体而言，湿热气候有利于疫灾流行，寒冷气候不利于疫灾流行。因此，夏秋季节疫灾频发，冬春季节疫灾稀少。三是疫灾流行的空间分异受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异制约。我国东南半壁人口稠密，西北半壁人口稀少，历史上疫灾主要发生在东南半壁；我国南方地区相对温暖湿润，北方地区相对寒冷干燥，因而南方地区的疫灾多于北方地区。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人类长期适应自然生态的产物，它们对疫灾空间分布的影响也是自然规律制约的体现，如晚清民国江南水乡的生活方式导致霍乱年年流行。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双重制约，中国历史上的疫灾流行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即人口稠密地区多于人口稀疏地区；城市地区多于乡村地区；交通沿线地区多于偏僻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多于自然灾害稀少地区；自然疫源地地区多于非自然疫源地地区。

　　古代疫灾防控成效有限

　　疫灾危害极大，疫情就是敌情，救疫就是救国，因此，中国古代十分重视疫灾的防控。在中国古代，每当疫灾发生之后，政府和民间都会采取一些救灾措施。政府的救灾措施主要有：蠲免租税，赈济钱粮，施医给药，瘗埋死者；下罪己诏，祭祀山川神，请求上天宽宥或神仙帮助；大赦天下，释放囚徒，舒缓怨艾之气；禁止屠宰，停荤减膳，彰好生之德。民间的救灾措施主要有：捐钱捐粮，施医给棺，建义冢，瘗死尸；倡导孝道，不畏传染，尽心侍奉患者；求神拜佛，礼忏建蘸，行巫道术，驱逐厉鬼；抬神巡游，傩戏酬神，请求瘟神保佑；改期过年，颠倒时序，消灾转运。上述应对措施，或以疫灾为上天所谴，或以疫灾为厉鬼所为，或以疫灾为瘟神所降，或以疫灾为戾气所致，由于病因找不对，基本上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中国古代的疫灾要么是在自然的阻隔下停息，要么是在易感人群的灭绝下止息。不但如此，有些措施初衷是要防疫，但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导致疫病流行得更快速、更广远。比如，抬神巡游之时，万民空巷，士女聚观，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直接导致疫病传播蔓延；又比如，改期过年，举国若狂，送往迎来，互贺新年，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民国时期，逐渐有了一些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疫灾的应对才渐渐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当时公共卫生体系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社会又动荡不安，疫灾流行之时，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效率，总体而言仍然非常低下，因此全国性的疫灾大流行屡见不鲜。从卫生行政体系看，直到民国晚期才有卫生部的设置，且垂直卫生行政体系最多到县；从卫生服务体系看，应对疫灾除少数几个常设的综合性医院外，大多是临时性的时疫医院，医生、病床、药物都显得严重不足；从卫生防疫体系看，除中央防疫处和海关检疫处外，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防疫机构的设置。疫灾流行时，政府的应对措施主要有：拨给防疫经费；实施铁路、港口检疫和交通管制；成立防疫委员会，派遣医疗专业队到疫区指导；禁止抬神巡游、建蘸诵经等民间陋习。民间的主要应对措施有：地方乡绅或医者设置时疫医院，免费救治贫民；民间慈善组织送医送药、捐款捐物；抬神巡游、礼忏祈禳、改期过年等。即使是现代医学发达的上海，当时也年年霍乱流行，还被称为“传染病之城”。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除了牛痘接种的持续推广、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防控、1917—1918年的山西大鼠疫防控，我国在疫灾防控方面取得的成绩都是十分有限的。

　　总结经验 多举措加强疫情防控

　　回顾中国的疫灾流行史，总结经验教训，为现代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提供决策咨询，是科学工作者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全国各地肆虐，对于当下疫情，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防控。

　　一是把疫情防控重点放在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性强的城市地区。所有大规模疫病传播都是近邻性密度依赖型传播，如果说人口密度是疫病流行的“启动器”，那么，人口流动就是疫病流行的“加速器”。由于城市地区有着更高的人口密度和更强的人口流动，因此疫病防控的重点在城市地区，要集中有限的防疫资源，重点做好县级以上中心城市的防控。

　　二是加强所有交通线路上人口流动的管控，强化疫病的隔离效果。应该指出的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源头可能来自某种野生动物，但其宿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并不密切。因此可以肯定，这次疫情中，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各类交通工具并不是传播疫病的载体，进行交通管控要精准把握管控对象，即管控凭借交通工具进行空间迁移的流动人口，而不是管控交通工具和道路，加强流动人口管控，不应以交通线路的破坏为代价。

　　三是将疫病流行视为重大灾害，纳入应急管理部的职责范围，建立疫灾战备物资库。疫病流行具有突发性，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灾害，纳入应急部门的管理理所当然。疫情就是战情，要像储备抗震救灾物资那样储备救治疫灾的口罩、护目镜、防护服、检测包等医疗物资。2003年的“非典”流行催生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平息之后，有必要建立起重大疫情防控救治的长效机制。

　　四是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餐饮行业从事野生动物消费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做出更严厉的惩罚。细菌、病毒及其宿主都是生命形式，都具有其与生俱来的固有价值，人类处于生物链的顶端，应该遵循地球伦理，与自然和谐相处。历史告诉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善待野生动物就是善待我们人类，细菌、病毒等微生物与人类社会同进化，人类干预、破坏自然的程度越深，面临的自然反馈也越强，新细菌、新病毒的致病能力也越高，疫灾就越难对付。

　　五是正确引导网络舆情，以疏为主，确保民众及时获取正确的疫情信息。历史上，信息主要靠口口相传，疫灾流行之时，往往谣诼纷飞，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如今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信息制造者，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要及时“疏”通民众的情绪，“疏”通政府的政令。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病的舆情引导与管理，是有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的。

　　六是建设大型疫病医疗中心，消除医院成为疫病传播源的隐患。早在秦代湖北就有“厉迁所”的设置，清代东北也有“避痘所”的设置，隔离传染源历来都是控制疫病流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中国在上海建立的第一所传染病医院——“中国传染病医院”就是疫灾流行激发的产物。目前建成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为应急医院，必将对疫病防控发挥重大作用，但其建置是非永久性的。古人曾“伐乱”与“伐疫”并重，今人更应该未雨绸缪。建议武汉市政府将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予以永久保存，同时，建议每个省会城市按照每万人一张病床的标准规划建设一座疫病集中治疗中心，让每一个染病之人都能够及时得到专业的救治。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