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苏伊士（52）：南进，南进（上）_风闻

10月20-21日夜间，前指在刚被占领的格奈法山区东侧5621防空导弹阵地宿营，有一个吉普警卫连警卫。

前指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师长和参谋每几年就会轮换，但前指的驾驶员和通信参谋是预备役，一起共事很多年，差不多是永久团队。前指的通信参谋加比·科米萨上尉正在海法技术大学深造，快要完成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了，但所有其他人都来自城市农村。这个团队在一起已经20年了，一直是一起战斗，一起演习。阿丹从1958年作为师里的作战处长开始，就认识这几个人了，那时阿丹还是一个中校。在1967年六天战争中，这个团队是塔尔的前指。他们的配合已经高度娴熟。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一起演习，他们就一起到装甲兵总部，作为预备役志愿练习业务。

加比·科米萨是前指的指挥官。无线电员加拉米蒂好开玩笑，看到什么都好笑，连他自己也好笑。他是银行职员，不久前刚转入电子产品生意。另一个无线电员魏茨曼是经济学家，在耶路撒冷的教育部工作。

这些人里最多彩的是阿丹的驾驶员“大穆萨”。他住在内格夫的基布茨，喜欢打猎，每次演习都带上自己的猎枪，晚上就出去，给大家打一点野物回来烧烤。他会随身把你想象得到的所有东西都带上：食油，洋葱，盐，盘子。他甚至有本事用缴获的物资变戏法一样搭出一个野外淋浴。他是一个很棒的驾驶员，只要车子还没有散架，他就有本事开起来。当然，他还有一个好帮手，吉奥拉不仅是副驾驶员，也是第一流的机械师，他也是基布茨来的。

在以色列，有些人把十月战争称作“父与子的战争”。阿丹、大穆萨这一代在年轻时参加过1948年的独立战争，眼下的战争已经是他们军事生涯里第四次甚至第五次战争。同时，他们的儿子们也到了服役年龄，也在这场战争中作战。就在阿丹的前指几公里以外，小穆萨正在战斗，他是大穆萨的儿子，现在是一个军官。他刚从装甲兵学校的军官课程毕业，现在阿米尔的营里。10月6日米弗莱凯特战斗是他的战斗洗礼。一开始，他还是排长。随着战争的继续和军官伤亡的增加，他被提拔为坦克营的作战参谋。在战斗中，穆萨会带上耳机，听他儿子战斗。

有时在晚上有时间，他会过去看儿子，回拉时就对大家说刚和儿子又吵了一架。穆萨在无线电耳机里听到儿子的一些命令，晚上碰到儿子，就要教训一番，你这么打不对，应该如何如何。儿子则回敬道：他是军官，而老爹只是个军士，不懂战斗指挥。老子吃瘪，但不甘心。后来战斗结束了，而还在停火期间，还没有撤军，穆萨尽管已经超过40岁了，提出要求学习坦克指挥官课程和军官课程。他的要求被批准了，条件是他还得继续在前指服役，只能兼职学习。前指实在是离不开他。

10月21日拂晓前，阿丹刚醒来，科米萨就过来了，说道：“布兰，无线电里现在很安静，没什么事，你要不要我给你接通家里？线路平常会很忙，但现在我可以帮你做，用无线电转接普通电话线就行。”机会难得。

现在是0400小时，夜空上的星星在开始黯淡。科米萨把话筒递过来：“电话铃在响。”在电话的那一头，阿丹听过妻子米丽亚姆的声音，她在说“喂”。这是战争开始以来阿丹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米丽亚姆和阿丹之间通过往返前线的熟人带过很多口信，她知道阿丹很好。

她也知道战争进行得艰难和残酷，但作为将军的妻子，她必须展示出对军队的信心，告诉人们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很不容易做到。没人想到战争会打这么久，伤亡这么大。确实，以军根本没有准备好一场持久战，所有的计划和条令都是围绕短促战争进行的。民众对战争的理解也是速战速决，而且以军常胜。

以色列现有的民政机制也根本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期间大量伤亡的情况，尤其是向家属及时报告亲人伤亡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邻居和朋友已经听说了亲人伤亡，但家属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或者报告。除了缺乏适当的民政机制外，军官伤亡率太高、指挥链不断被打断也是一个原因。一般情况下，指挥官负责报告部队伤亡名单，上报上级后，由有关部门处理和通知家人。但在战斗中，经常出现指挥官本人伤亡，接任的指挥官不了解前一场战斗的伤亡名单，而且继续战斗是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人事管理被放到第二位。

犹太律法要求，必须有两个独立证人目击或者找到确认身份的证物（如证件、身份识别牌）才能确认一个人已经死亡。有时坦克爆炸，车内所有人全部阵亡，烈火销毁了所有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使得符合犹太律法要求很困难。另外，由于伤亡很大，很多车组有频繁的人员增补，有时上级已经无法确认车组人员组成。在激烈战斗中，谁到了哪一个车组，又调换到哪一个车组，根本没有时间确认。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坦克（连同阵亡的车组）遗留在埃军占领的地区，这个问题在战争初期尤其突出。尽管他们的战友可以肯定车组人员不可能生还，很多这样的情况还是只能认作失踪，因为不能确认阵亡。

以色列是一个小国，甚至像一个大村庄，人们都很熟识。要是前线一段时间没有来信或者电话，家人就必然四处托人打听，尤其是与前线有联系的人家。很多人会来问米丽亚姆：“我儿子在装甲兵，但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哪里打仗。”或者，“我儿子在你丈夫的师里，我们已经十多天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你能帮我们打听打听我儿子的情况吗？”大家都是军人家属，谁都理解家人的担忧。米丽亚姆不会打官腔推脱，而是会托阿丹的秘书打听，秘书留守在后方，军内熟人多，只要不影响作战，她会设法打听，然后转达米丽亚姆。这不是开后门，而是人之常情。

阿丹的头号军械官拉崇中校的儿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儿子在伞兵营，在10月16-17日夜间打通提尔图尔和阿卡维什公路的战斗中受伤。在那个时候，拉崇正在抢修损坏的滚筒桥。抢修完毕时，他得知儿子负伤、已经后送的消息。拉崇得到批准，可以去后方看儿子。但他拒绝离开前线，继续抢救不能动弹的坦克，抢修战损的坦克。一直到停火开始了，他才回去看儿子。阿丹的军需官的儿子是师里的一个年轻排长。在父亲带着补给车队开上前线两天之前，儿子阵亡了。父亲在前线到处找儿子，但大家都支支吾吾，说他儿子受伤了，已经送到后方了。

在10月21日下午，阿丹得到南方司令部通知，纳胡姆·萨里格要到前线来。他是一个很受敬重的老战士，1948年独立战争时，阿丹在内格夫旅，他是阿丹的旅长。纳胡姆到前线来，是要把他的一个儿子带回家去。他有六个儿子，都是装甲兵军官。那几年纳胡姆几乎每年都要出席装甲兵学校军官课程的毕业典礼，大家都慨叹：萨拉格又有一个儿子毕业了。这场战争对他很残酷，两个儿子负伤，一个儿子阵亡。按照以军规定，战斗中有一个兄弟阵亡的话，其他兄弟都必须下战场。这不仅是为家庭着想，也是为还在前线的兄弟着想，兄弟阵亡对生存者的心理影响可能影响到继续战斗。纳胡姆的一个儿子是阿丹师里的一个排长，现在离前指不远。阿丹在无线电里叫通加比，问能不能放他走。加比回答说，他能理解。年轻的伊亚尔·萨里格少尉被吉普带到阿丹的“泽尔达”。

这是一个困难的时刻，对年轻的伊亚尔尤其如此。他还在战斗中，被突然被从坦克里叫出来，去见师长。他是一个清瘦的小伙子，满是疲惫，但阿丹立刻看出萨里格家的特征。尽管已经25年了，阿丹还记得他父亲的表情，那还是在艰难战争的年代，在被围困的内格夫沙漠。阿丹不知道年轻的萨里格现在在想什么，但是想到，现在不是绕圈子的时候。阿丹直率地告诉他，他的两个兄弟受伤了，还有一个阵亡了，现在他可以回后方去。伊亚尔咬住嘴唇，一言不发。阿丹派了一架直升机，把他送到乌姆-哈希巴，他父亲在那里等他。阿丹回到指挥车，沉思良久，然后重新拿起话筒，继续指挥战斗。

米丽亚姆告诉阿丹，18岁的女儿奈塔从加沙给家里打电话了，她很好。儿子奥迈尔也给家里打电话了，告诉妈妈，他的军官课程刚结束，见习还没有完成，资格不够，不幸没有参加战斗。这当然是假话，奥迈尔参加战斗了，他就是不想让母亲担忧。战后有一天，父子两人谈起战争，奥迈尔问起战斗中一个特定行动的细节，阿丹马上知道，他肯定参加了那次行动，在支援阿丹师的战斗，否则不可能知道这样的细节。

战争期间，每天使米丽亚姆欣慰的是16岁女儿塔莉娅的同学会到家里聚会。她们都在想，在将军的家里，肯定能知道更多前线的情况。这些都是好孩子。在早晨，她们一起帮着挖战壕，修工事。在下午，她们在阿丹家的院子里聚会。阿丹在10月21日0400小时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米丽亚姆把塔莉娅也叫醒了，好让阿丹跟她也说几句话。阿丹告诉她们，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以军正在收拾战场。然后阿丹给在特拉维夫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从非洲向他们问好。这两个电话对阿丹感触很深。打完电话后，还是想家人好久。很长时间以来，家人已经被排除在思念之外了。现在，阿丹突然非常想念他们。一时间，竟然没法收回思绪，回到手头的战斗指挥。

以军的严重伤亡在后方留下深深的印记，对前方决策也带来很大影响。最大的伤亡是在战争最初几天。战争延续时间越长，以军的伤亡越大。现在战斗已经两个星期了，每一步战斗都要考虑、再考虑，避免伤亡、“谨慎挺进”成为上级命令中常用词。这一考虑对战争最后阶段的作战有深远影响。

现在是10月21日拂晓，阿丹师投入战斗。部队在0400小时已经接到报告，埃军第4装甲师和第6机械化师各一部正在准备向以军进攻。纳特基和阿利耶已经得到预警，正在按照命令，准备防御和反击。埃军第113装甲旅进攻5121高地时，很快就被打退了。在大约0700小时，纳特基和阿利耶开始向前推进。埃军的炮火很猛烈，坦克和导弹的反击也越来越强烈。阿利耶试图向麦齐拉推进，纳特基试图沿阿索尔公路两侧推进。纳特基必须分出一部分兵力对付南翼，因为他的侧翼受到来自5122防空导弹阵地方向的攻击，还受到来自萨拉格公路另一侧的攻击。大约中午时分，40辆埃军坦克在步兵增援下，向5121防空导弹阵地进攻，一直冲到阵地中央，但泽埃维克营在泽依拉营的增援下，打退了埃军的进攻。在1100小时，以军击中了15辆埃军坦克，以军自己也有5辆坦克中弹。到1300小时，以军摧毁了5121防空导弹阵地，又击中了10辆埃军坦克。但以军的进展很慢，由于南翼的威胁，纳特基也只得向萨拉格公路方向施加压力。

在大约1100小时，巴列夫陪同副总理伊戈尔·亚龙[1]到达阿丹的前指。阿丹向他们汇报了战况，然后谈了谈下一步目标和战斗的总趋势。巴列夫和阿丹就下一步行动目标发生争论，这争论在巴列夫离开后还在继续，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巴列夫不同意阿丹向南往开罗-苏伊士公路（萨拉格公路）方向推进。就他看来，阿丹应该沿两个轴线向小苦湖南岸和往齐登方向推进，也就是说，分别沿阿索尔公路向东和哈维特公路向南。阿丹认为应该继续向萨拉格公路方向推进，既可以截断阿塔卡山方向，包围埃及第三军团，又可以打开南方的机动空间，可以迂回攻击现在正在阿索尔公路方向顽强抵抗的埃军。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以军的首要考虑是尽快完成对第三军团的包围，在停火实施前已经推进到以军所希望的停止线。埃拉扎尔先前要把西岸以军撤回一部分，也是这个考虑。现在时间紧迫，继续向西岸深远迂回尽管在军事上是正确的选择，但时间可能来不及。沿哈维特公路推进就是沿运河平行方向推进，推进到苏伊士城就完成了对第三军团的包围。为了助攻，已经深入西岸腹地的部队可以回师向东，从侧翼帮助打破埃军的逐步防御。这就是巴列夫的考虑。但从阿丹看来，向西岸腹地的穿插只需要最后一击就能完成，既拉大包围网，又避开在绿洲地带里拼消耗和缓慢推进。

两人的争论僵持不下，最后决定先放一放，后面再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戈南呼叫，告诉巴列夫，沙龙那里又有麻烦了，事关密苏里方向的进攻和调派两栖营。他们两人在通话时，阿丹得以和伊戈尔·亚龙交谈。阿丹很高兴能看到帕尔马克时代的老首长在这里。亚龙和巴列夫离开之前，他拍了拍阿丹的肩膀，问阿丹是不是意识到，整个战争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他的肩膀上。说老实话，阿丹确实在想这个问题，感到了肩上的份量。阿丹笑笑说：“放心吧。”

[1] 伊戈尔·亚龙是帕尔马克的奠基人，独立战争后从军界退休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