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他们，金银潭的护士讲出了那个黑白色的梦_风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作者：周航 

二月下旬以来，全国多支心理医生队伍陆续抵达湖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派出心理医生队伍到疫区工作。2月21日，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晨和49位同事奔赴武汉。在武汉半个月，他看到了随着疫情发展，医护人员和患者已经呈现不同的走向——医护们的心理状况越来越好，但属于患者的心理防疫战才刚刚开始。

她睡不好，总是做梦，黑白色的梦，噩梦。梦里有人追她，她不停地逃，直至惊醒。白天工作时，总觉得防护没到位，强迫自己洗手，最多一天洗了20多遍，洗到手已经蜕皮。这个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最初走进这间小屋时，沙发椅只坐了一半，整个人缩着。一周里，她瘦了四斤。

这间数米见方的小屋位于金银潭医院门诊部，由行政人员的办公室临时改造而成。半个多月以来，在这家武汉最早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收治定点医院里，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张晨和他的同事接待了数十位医护人员。他们是目前唯一驻扎在金银潭的心理医生团队。

每天，这支五人的小分队大概要接待十多人次的咨询，线上和线下各占一半。张晨的同事判断，那名护士已经出现应激反应，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发展为抑郁症。他们为她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诊治方案，计划好十次服务的内容。

早在2003年“非典”流行期，一份针对北京小汤山医院400余名医护人员的调查就显示，20.38%的人明确认为自己需要心理援助。另外，女性和护士的抑郁和焦虑更甚于男性和医生。

17年后，张晨在武汉金银潭医院观察到的情况也类似。或许是出于女性天性的敏感，她们是更想倾诉的人。护士则更长时间直接和病人相处，她们面对的压力或许更甚于医生。

但和“非典”时比，如今无论是人们对心理问题的认识，还是心理干预体系自身，都已经有所进步。

当年张晨还是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记得那时大众还不重视心理疾病，甚至视抑郁症为精神病，现在则越来越清楚，这就和感冒一样，不过是疾病的一种，是可以治愈的。

经过多次重大事件后，中国心理危机干预应急体系也已渐成熟。参与小汤山心理干预的专家曾回忆，当年只能通过分发心理干预指导手册和录音材料帮助医护人员和患者自助，或是指导在污染区工作的工作人员，让他们有组织地进行心理辅导。

如今心理医生则能直接进入工作院区，进行面对面的心理干预。心理专业人才也丰沛得多，继一些医疗队配备心理医生先期奔赴武汉后，在国家卫健委安排下，来自上海、湖南和四川总计150人的专业心理医生队伍同期到达了武汉。

张晨随身带着儿子水杯，寄托思念之情。受访者供图

他的同事、更早前随上海医疗队来到武汉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医师彭代辉对此更有体会。

2月15日抵达后，彭代辉第一次去几个定点收治医院调研，发现医护们都不说话，沉默地做着各自的事情。因为难以抑制的焦虑，一位医生在隔离区一次只能待一小时。

但半个月后，近期开始的第二次调研，彭代辉发现情况变了，医护们有说有笑，互相之间叫着新取的绰号，检查防护时，他们模仿机器猫、Hello Kitty，做着各种可爱的动作。进隔离区前，还一起做出飞翔姿态。

除了服务医护人员，这支心理团队另一项工作是参与患者诊疗，制定心理援助方案。在这场疫情中，人们受伤的不仅是身体，他们的内心也变得脆弱，出现焦虑乃至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心理医生队伍内部会有定期督导，保证个案咨询质量，也保障队伍成员自身的心理健康。

从"救命"逐渐到"救心"，武汉众多医院正在发生这般变化。而在张晨看来，虽然疫情明显得到控制，但针对心理的防疫战才刚刚开始。

以下内容根据张晨的口述整理：

梦里病毒在追她

我们是（2月）21号出发到武汉的，50个人分配进10家医院，我和四个同事分配进金银潭医院，也就是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最早定点收治重症患者的医院。

金银潭医院有两千多名医护人员，他们都是第一批投入战斗的，面对未知的病毒，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从概率上说，会有不少人出现心理问题。

有没有心理问题，和勇不勇敢没关系，而是和天生是否易感，后天的心理调整能力有关。

来之前，金银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两间办公室，放好了音箱、沙发椅，我们又简单做了些装饰。除了现场接待，也开通了电话、微信线上咨询渠道。

在临时改造的咨询室，张晨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受访者供图

工作刚开始，主动来咨询的医护人员其实不算太多。但平常查房我们跟他们一聊，就会发现的确有问题，因为心理问题不光是我们一般知道的焦虑、抑郁，还有睡眠问题。

这里好多人睡眠都成问题，我估计至少占比30%以上。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他们本身的问题，而是压力过大导致的。

尤其在早期，他们对病毒一无所知，而病人数量在剧增，医护人员也有不少出现感染，这是很容易崩溃的。

比如前几天我们接待一位ICU（重症监护室）的护士，20多岁，来支援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信心满满，但来了以后情况完全超出她的预期。

最初情况是特别危急的，比如3床的病人需要抢救，还在按压，隔壁4床的病人就不行了，回过去救4床的病人，救到一半，3床的又不行了。病人太多了，真的是应接不暇。

而且这里好多病人本来还好，突然间就不行了，救都就救不了。有的大脑很清楚，但没法呼吸，就像溺水一样，皮肤都是绀红色的。

医护们见惯生死，但平时工作，你不可能遇到那么高频率的死亡。对这些情况，医护人员束手无策，一方面是对画面有应激反应，晚上睡不好，脑子里面各种回忆，另一方面，就会有职业挫败感。

像刚才那位护士，她就有明显的职业耗竭感。她感到非常失望。自己全情付出，但病人没抢救回来，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回应。进到工作场所，她就会浑身难受，头晕目眩，抗拒工作。

我们给她做疏导，就是帮她分析，你是不是也有救回来的病人，所以付出是值得的，正因为这份付出，那么多病人康复了，一个家庭可能就因此完整了。

事物往往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如果好坏都能看到，那情绪是正常的，如果只能看到坏到的一面，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心理医生就是拿一面镜子，让人同时看到事物的两面性。

除了职业耗竭感、感到麻木，面对重大冲击，另一个代表性反应就是焦虑，害怕。

前段时间我同事也接待了一个护士，她就有这种情况，害怕自己也感染新型冠状肺炎，总觉得防护没到位，到了强迫症的程度，不断洗手，最多时一次要洗20多遍，洗到手已经蜕皮。

她睡眠也很不好，睡不着，容易醒，总做梦，都是黑白的梦——如果你做的梦是彩色的，那没问题，但如果画面黑白，情况就不太好了——而且她都是噩梦，特别惊吓的，比如有人追她，她不停逃。这就是一种投射，谁在追她？病毒在追。

她自己也觉得情况不太好，一个礼拜瘦了4斤，来到我们这里咨询。像她的情况，也是人对待压力的应激表现，但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可能会发展为严重的抑郁症。我们要做的就是及时干预，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办公室安置了音响设备，利用午休时间，让她躺在沙发椅上，放舒缓的音乐，帮助她放松下来。另外根据评估，我们也给她开了米氮平这样的药物，帮助她改善睡眠。

情绪就像一口高压锅，压力就是下面的火，越烧越旺，高压锅为什么不爆炸，因为有气孔，我们心理医生的责任就是保障这个孔的畅通。

我们定期让她过来谈话、放松，计划一共为她十次治疗。第一次，我们给她布置任务是一次洗手最多四遍，第二次过来她说可以做到了，我们又布置最多只能洗一遍，第三次过来，她说现在可以只洗一遍了。

三次下来，她自己反馈已经明显好转，可以和同事有说有笑。整个人变化是挺明显的，刚开始来她整个人是缩着的，沙发椅屁股只坐了一半，现在她可以完全舒展躺在上面。

“非典”后期，广东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曾对52名一线医护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来自多方面。

我们目前是金银潭医院唯一的心理医生团队，院方非常重视，院长亲自安排的办公室，党委书记来过很多次，像热线电话这样的办公用品，都是第一时间解决。

医护人员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很清楚自己问题在哪，比如家人去世，但医护人员不知道，来咨询，往往因为出现了睡眠不好或者焦虑这样的临床症状。他们的问题由很多原因共同推衍而来，心理医生就要帮助逐步梳理，找到表象背后的原因。

我们往往会先从外围聊起，比如针对支援金银潭的上海医疗队，会问你为什么来上海，来了武汉和预想有什么落差，他开始描述在武汉的经历，和原来的不同之处，谈到刻骨铭心的记忆时，很多情感就开始涌现出来。

往往，谈到家人的时候，他们会开始流泪。很多医护人员对自己的父母、伴侣、子女，有着很多的愧疚感，但这份愧疚在工作中是压抑掉的。

再比如我接待的一个金银潭本地护士，深入后，她讲到了自己一个经历。深夜有个病人突然不行了，医生要穿防护服来不及进来，她只能根据指示先抢救，然后病人去世了，没有护工，她要一个人清理，装进裹尸袋。

深夜，她要一个人面对那么多可怕的事。她感受到的不是委屈，而是害怕。工作又要求她不能害怕，这是她的职责所在，即使害怕也要压抑掉。那到了我们这，不在工作场景，她就会暴露出来。

她说的时候全程是流泪的，我们除了帮助她暴露，还要给她足够的安全感。女医生可以拥抱她，男医生不行，我们联络员在当地帮忙采购了长毛绒玩具，我就提供给她，让她抱着，舒缓情绪。

这种痛苦感如果一直压在心里，到后面就会是心理创伤。现在暴露出来，就能解决掉。以后她再想到类似场景，不会体验到那晚一个人凄凉的感觉，而是会有温暖的感觉，因为她已经在安全的环境里暴露过了。

患者没能救回来，27岁的麻醉师哭得伤心。同事们在隔离病房玻璃窗前，举起一张纸，希望外面的人理解。摄影：东方卫视记者黄伊罕

心理医生不给出答案

金银潭医院收的都是最重的病人。来这里以后，我们发现需要服务的不仅仅是医护人员，某种程度上，患者更需要心理治疗。

我们每周要查三次房，两个人一起，9点开始，11点结束。查房前我们会跟床位医生沟通好，哪些病人是有问题的，需要重点关照。

她会不断臆想，自己未来会被看成异类，甚至担心孩子家庭也会受影响，被当作怪物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重她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经过我们初步评估，她已经达到中度抑郁的程度，除了心理治疗，还要给她开抗抑郁的药物，双管齐下。

我们定期都会到病房里面跟她聊，聊过去，聊现在，聊未来，让她减少对未来悲观的意向。很多时候，病人就需要有人倾听，讲完会好受很多，心理医生就要做那个陪伴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以为心理医生就是告诉个答案，其实不是的，我们更多的是引导，引导一个人自己去找到答案。

比如这位患者，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还是告诉她，这个病是能治好的，但情绪差往往会导致免疫力低下，影响治疗，让她主动去改变认知，不让她钻牛角尖，能看清事情的全貌。

另一个患者也有代表性，一个相对年轻的男性。病房里面医生抢救病人，他看到病人呼吸困难的痛苦过程，从此有了急性应激反应。一到睡觉或者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不敢闭眼。一闭眼，大脑始终会再现这种场景，画面挥之不去。

对他我们要做的就不是改善认知，因为他大脑已经有这种印象，而是需要行为治疗，帮助他转移注意力。

我们会一边在他身边放音乐，一边启发他，让他想象积极的东西，比如说蓝天、大海、鲜花，这个时候他大脑就能够放松。

大脑会越绷越紧，紧张是会恶性循环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恶性循环。这种治疗可以非常大程度地缓解他紧绷的神经，不太容易再现应激场面。

在金银潭医院，张晨和同事每周要查三次房。受访者供图

武汉的患者都很配合。他们都很想暴露自己的问题，谈论自己的焦虑，寻求支持。有一个病人看到我就说，张医生，你又来了，我天天就盼着你来。

钟南山院士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来了以后，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哪怕是在病房，武汉人民也非常热情，对医生认可度非常高，知道医生不远千里来武汉就是来救他们的。

其他医生也会问我们，怎么处理病人的焦虑，那我们也告诉他们，更多的其实就是支持，最重要的是学会倾听，给他们时间诉说。如果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情绪问题，可以邀请我们会诊。

很多人还上着呼吸手段，这部分人我们没法直接对话，我们和旁边的人谈话时，他听进去，有的就默默流眼泪。那我们也会给予眼神支持，告诉他会好起来的。

我在方舱医院的同事可以全面评估患者，给他们做问卷，有问题的可以精准干预，但金银潭医院，我们还是要等重症转为轻症，这是很大的不同。

到底有多少人有心理问题，抑郁多还是焦虑多，焦虑里面是广泛性焦虑多，还是惊恐发作多，还是应激障碍多等等，都是我们之后需要掌握的。

到时候，我们会根据掌握的情况，再设计不同的治疗方案，像刚才说的那样针对性治疗。

张晨和队伍领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在金银潭医院的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心理防疫战刚刚开始

总的来说，随着时间推移，我觉得医护人员和患者的情况是相反的。

医护们的状态越来越好。病毒从完全陌生到相对熟悉，由未知感产生的焦虑感、恐惧感明显会减少。

工作压力也有很大缓解，金银潭住院病人数从原来最紧张时期的1300名，到3月初已经减少到600多名。最难的是春节时期，很多医护人员现在已经调节过来。

我们前几天组织巴林特小组活动，就是提供机会，给有需求的医护人员一起倾述、宣泄情绪，当地一位护士长就谈到，疫情刚开始真的近乎崩溃，但现在已经缓过来了。

上海心理医生团队在金银谭医院组织巴林特小组活动。受访者供图

刚开始爆发病人实在太多了，多到她的朋友、亲戚托她找个床位都找不到，她妈妈邻居家三口全在家里去世了，那个时候她非常痛苦，近乎崩溃边缘。但她没有时间崩溃，事情推着她去做，不做不行。

支援队伍来了以后，病房有更多护士医生接手，朋友邻居也有了床位，她压力就骤减了。

特别是2月10日上海第三批支援队伍也到位后，可以轮班了，她说那个时候会笑了，有时间可以想一下整件事情来龙去脉。

如果最早同时派出心理医生到武汉，可能对他们帮助会更大。但当时疫情不明朗，从管理和调度上看，现在再派我们过来，也是合适的。

这半个月，我自己和医生的交流，感觉他们状态总体没有问题，我觉得他们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做的还是挺好的。一些护士问题较为明显，可能和性别、年龄有关，现在也已经好很多了。

最重要的是，大家看到战胜疫情的希望。对外地援鄂医护人员来说，普遍问题是想家，大家最期盼的，是什么时候能轮休，能回家。

我们和他们聊天也经常讲到这个话题，不光喊口号打气，更多的是为了给他们希望，人最怕没有盼头。现在情况越来越好，武汉确诊数从四位数到三位数再到两位数，大家工作也更带劲。

当然，我们也会担心，一些医护人员内心想法隐藏比较深，怕别人觉得他脆弱，或者还在应激阶段，还没暴露创伤。

我们来这的任务就是在这个阶段解决心理问题，避免他们未来出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情况。目前对上海援鄂队伍，我们已经做全面了解，接着会仔细筛查，有问题及时干预。之后工作会铺开到整个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

患者情况和医护人员就不一样了。他们治愈后，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未来的问题可能会更多。

疫情带来的心理应激，一时的强度可能没有地震这样的事件大，但是持续时间久，一个病人可能从找床位到治疗，有很长的焦虑期，而且身边家人可能不断出现问题，都是持续影响。对他们来说，治疗难度就在于未来如何恢复。

前不久，一个78岁的老先生康复了，却不愿意出院，医生就请我们去看。我们刚到的时候，他也不愿说话，呆呆地凝视天花板。

熟悉后才说，孩子担心他感染病毒，不想让他回去。他心里面就觉得医院像个家，更有温暖的感觉，所以不愿意出院。他甚至问医生，能不能让他安乐死。

对他，我们也是引导认知，告诉他出院后，隔离期社区都会安排好。我们也和他儿子沟通，反过来再和老人讲，让他理解子女不是嫌弃他，而是担心没法照顾等等。

他其实就是一时想不通，疏导后效果也比较明显。对于已经呈现心理问题的病人，我认为最多三个月到半年，也能够有明显改善。

我担心的是那些迟发性的，三个月、半年，或者更长时间才出现问题，这样的情况我们干预可能是要按年计算，需要一到两年，帮助他们走出阴影。

我最担心的是孩子。我们队伍也有同事驻扎在儿童医院，很多感染是家庭集聚性的，有的孩子父母已经去世，他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生死之别。但未来，这种阴影可能会影响一生。

他们身体康复后，这次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真的需要很长时间去慢慢愈合。心理防御战真的刚刚开始。

我们来的时候没有计划归期。在病房里的患者我们会做好干预和治疗，同时我们也在培训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当患者回家后，由他们再给予长期跟踪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