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意大利表现这么差？_风闻

我受过的学术训练让自己对美式资本主义及其缺陷有些独特的理解，然而，撰写本书的动力却是来自另一段经历。对美国来说，我是一名外来移民，在1988年从意大利乔迁至此，是因为我想逃离那里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制度。意大利人发明了“nepotism”（裙带主义）这个术语，并完善了“cronyism”（任人唯亲）的概念，至今仍深陷其中。能否获得晋升取决于你认识哪些人，而不是你会做哪些事。美国人最近知道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政权的腐败，这位由商业大亨转型而来的政客掌控意大利近20年。虽然即便用意大利的标准来看，贝卢斯科尼也算是极端案例，但他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堕落体制的必然产物。决定移居美国的原因，在于我意识到这里能够比祖国给自己带来更加光明得多的未来。而在1988年到达美国后，现实也没有令我失望，我人生中头一次获得了任何目标都可能触及的兴奋感。我终于来到了这样的国度，梦想的边界不再依赖于我所认识的人，而完全取决于自己的能力。

不管你的政治倾向性如何，不管你是保守派的共和党人、自由派的民主党人，或者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我谨慎地推测，许多美国人完全不知道生活在一个不讲精英主义、把竞争视为罪过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在意大利，哪怕是急诊科的医生要获得晋升也是以他们的政治忠诚度为根据，而非技术能力。年轻人所受到的告诫不是要努力学习，而是去给有权势的人“拎包”，以获得某些好处。母亲们把各自的女儿推向有钱有势的人的怀抱，视其为改善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人才选拔程序是如此失败，以至于我们经常看到非常聪明的人在从事相当卑微的工作，而极其平庸的人却占据着强势职位。直至1990年，意大利的公司还能够公开合法地通过串谋来欺诈客户。今天这样的串谋依然存在，只是略为隐蔽而已。致富的最佳办法是建立政治联系，然后拿下政府合同。

对意大利现有体制的唯一抗议者是激进左翼人士，可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改造这个制度，而是希望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在这个充满着与生俱来的特权的国家，左翼力量不是为起点的平等而奋斗，而是致力于消除一切选拔机制，因为他们认为那都是对穷人的歧视。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意大利的大学没有入学选拔过程，无论成绩如何，你都可以进入任何一所想上的大学，导致所有大学的水平尽皆下降。这种平均主义的意外后果是产生了大批缺乏个性的相当无知的毕业生。于是在没有可靠的选拔机制的情况下，需要招工的企业又只好求助于现有制度下唯一起作用的机制：人际关系。

在意大利的大学中，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希望进入研究生阶段深造并进入学术界。对美国的普通大学毕业生而言，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准备GRE考试，然后分析各种排名，看看哪些学校的研究生教育计划最为出色。意大利并非如此。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人告诫我，如果想去大学里谋生，就必须给某位本土的教授效劳——“拎包”——具体来说就是给他免费打工，除参与学术项目之外，还包括咨询工作。我决定转而申请美国的大学，但这样做的前景依然不够乐观，因为我没法获得大学中最知名教授的推荐信。当我请求他指导我的本科论文时，他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尽管我的成绩相当出色，他却把时间用来指导我的一位有大人物支持的同学。后来我因为找推荐的事再次联系这位教授，其秘书回应说，他只给指导过的学生写信，因此我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所幸通过艰苦的入学考试，我还是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后，虽然经历过当初的不快，我依然考虑回意大利工作。就在芝加哥大学准备聘用我时，一位意大利教授要求我撤销竞争某所意大利学校的副教授职位的申请。我知道这个申请远没有把握成功，但既然芝加哥大学能聘我担任助理教授，尝试一下意大利的副教授职位竞争总还可以吧？最不济也就是把我的申请打回来而已，是么？不，这位教授告诉我，他们可以写一份关于我的很糟糕的报告，并永远留存在档案中。我猜测，真实的原因是尽管我既年轻又有更好的学术成果，国内的另一位候选人却给人效过劳——我父亲说得真没错。他们非常害怕我参与申请，以至于采取了如此毫无掩饰的威胁。

这些事情让我认识到意大利并不适合自己。六年之后，我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如果在意大利，这个过程可能要花费两倍的时间。我能够从事一份职业，无需靠家庭关系去做交易，乃至被迫要去奉承那些只不过有些老资历的人。美国所给予我的不仅是事业的成功，甚至包括保护我的生命。在意大利的制度所带来的羞辱和挫折中，不知道我还能否生存下去。

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我完全绝缘于美国的政治话题。美国的制度虽然也有着各种缺陷，却已比意大利的好得太多，除了感恩庆幸之外，我不想有太多参与。我倒是认为参与自己母国的公众生活能够发挥更大作用，那里的问题要严重得多，现有体制仍在困扰少数尚未被赶走的有才华的人。

(这是一位身在美国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对他祖国的评论。此段出自路易吉·津加莱斯《繁荣的真谛》的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