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共卫生的顽疾在哪里？_风闻

文/劳拉申

图文：审稿-嘟嘟、排版-斯凯勒

封面图：《水俣病》剧照

今年2月下旬，柏林电影节如期开幕，一部讲述日本疾病的电影《水俣病》亮相，纪念60多年前日本的一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其首映时恰逢新冠肺炎在日本蔓延。

《水俣病》海报。德普饰演当年前往日本记录水俣病现状的著名摄影记者——尤金·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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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应对新冠肺炎不仅防控出错，还掩盖封锁消息。钻石公主号乘客乘公交车回家，下船官员不经病毒监测就直接返回岗位，更有23位下船乘客未接受病毒监测。政府并未对疑似患者进行严格的检测和排查，甚至有确诊患者依然居家隔离。

另一方面，有日本吹哨人之称的传染病专家揭露钻石公主号疫情管理不当的真相，却被政府官员赶下船，被厚生劳动省副大臣批评，还被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驳斥，两天后将视频撤下。

2月15日举行的冈山万人裸祭。图：朝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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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央政府初期没有施行有效措施，反而不及地方官员坚决。北海道知事下令停课，主动承担责任，成为一股清流。北海道知事的特立独行、年轻有为，愈加对比出日本中央政府整体行动迟缓、不作为。权力掌握在作风拖沓、观念陈旧的高龄资深人士手中，凸显日本论资排辈、机械滞涨的政府治理问题。

瘟疫是一面镜子，照射出一个国家的肌理与本质。新冠疫情对日本而言也不算新奇，公共卫生顽疾、政府效率、社会压抑等问题困扰着日本多年，比如那场60多年前的水俣病。

公共卫生顽疾：

民告官与维权的漫漫长路

日本公共卫生问题由来已久，上世纪中期曾达到空前高度，载入日本战后当代史。

水俣病是1953年首发日本熊本县水俣湾的汞中毒慢性病，描绘水俣病患者家庭的黑白摄影《智子入浴》已被载入史册。照片中母亲怀抱瘫痪智障的孩子为其洗澡，画面中肌肉萎缩、大脑智障的畸形儿童令人触目惊心。

《智子入浴》，摄影：尤金·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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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全球最早研究公害病的国家之一，但也是受公害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俣病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公害事件，在当时轰动全世界。

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同时频繁爆发公共卫生事件。熊本县水俣病、新潟县第二水俣病、痛痛病和四日市哮喘并称日本四大公害病，还有米糠油事件等集体性中毒疾病。这些都是日本产业活动排污不当，有害物质破坏了生态而导致的反噬。

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1971年来日本拍摄纪实写真，水俣病真相才在全球曝光。图为2020年电影《水俣病》的剧照，描写摄影师拍摄受害者家庭维权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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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俣病受害者家属集会维权纪实写真。摄影：尤金·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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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公害病，日本民众开始了民告官与维权的漫漫长路，这是一个拖沓、煎熬的过程，诉讼甚至长达半个世纪。

水俣病从1953年爆发到1968年被政府认定为公害病，经历了16年之久。排出含有汞元素废水的窒素公司刻意封锁消息，使得事件一直不为人知。1969年，受害居民提起诉讼，熊本地方法院认定企业责任，判决给予损失赔偿。

受害民众认为，造成悲剧的不仅仅是排放汞的企业，不作为、反应不及时的日本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民众再次发起维权行动，要求政府赔偿。可直到8年后的1977年，日本政府才开始给予受害者救济标准。

怀抱水俣病残疾儿童、绝望的日本受害者家庭。图：mainich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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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并未就此解决，又拖了18年，至1995年，村山内阁才提出医疗补助，受惠人数扩至1万人。显然，这些举措并不能解决受害者多年来身体、经济、精神损失。

转眼9年过去，在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日本国会终于通过水俣病救济法案。可仍有一批水俣病患者，未能成为被救济的对象。旷日持久的水俣病事件至今仍看不到解决的尽头。从水俣病首次发生起，竟已经过67年的漫长扯皮，时至今日，受害者维权行动仍未停止，政府国家赔偿也仍未全部到位。

记者质问排放有害污水、公共卫生事件罪魁祸首的日本产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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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潟县第二水俣病也叫阿贺野川有机水银中毒，祸首同样是一家将有毒污水排入河流的昭和电工株式会社，该企业逃避责任，1969年新潟受害者将这家公司告上法院，官司打了4年之久，1971年法院才判定昭和公司败诉，但仍有一批患者被驳回认定资格。

1973年这些未被认定的患者成立维权协会，9年后的1982年第二次起诉，直到14年后的1996年才等来东京法院和解。

痛痛病发生在1955年的富山县，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将含镉污水排入河流，当地居民饮用后造成慢性镉中毒，发生骨痛现象。该疾病在当地流行20余年，1961年才开始国家级调查研究，1968年才上诉法院，在法院拖了3年才结案。

在法院外等候的痛痛病患者。图：mainich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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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世纪中期的公害病尚且限制于当时的条件，那么发生在近十年的福岛核泄漏事件处理方式本应大为改善。可实际上依旧迟缓，东京电力公司从受理索赔到支付前后花了5年；关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诉讼花了6年才在福岛地方法院做出判决；因事故去千叶县避难的19人集体诉讼，时隔8年至2019年才在千叶地方法院做出判决，法庭否认国家负有责任，驳回原告关于国家赔偿的请求。

面对公共卫生事件，日本政府处理低效，企业掩饰和逃避责任，国家赔偿与司法程序繁琐冗长，每个公共卫生事件都扯了几年至几十年不等，这种缓慢低效，与日本社会文化不无关系。

日本媒体关于米糠油事件的报道。米糠油事件是1968年发生在北九州、爱知的食用油中毒事件，食用油工厂为追逐经济利益，将多氯联苯混进米糠油，食用者出现痤疮样皮疹和指甲发黑等症状，也称多氯联苯污染事件。图：seesaawi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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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掩盖的传统、貌似严密的疏忽

尽管日本向来以敬业和高质量服务著称，但貌似严密的表面，常常伴随掩饰疏漏。

2020年一开年，日本最大新闻莫过于戈恩出逃事件，原雷诺-日产-三菱集团总裁戈恩穿过日本严密的层层保安系统，用假护照出逃黎巴嫩，并开记者会痛斥日本政府对其迫害，令日本政府颜面扫地。

路透社对戈恩“金蝉脱壳”后开发布会的报道。图：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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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出逃不仅暴露了日本政府系统的管理漏洞，也揭示了日本普遍存在的层层掩盖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文化。戈恩2018年就被公司内部员工出卖，揭发其偷税行为和利用职务便利获得超高收入的真相，落井下石者正是曾受戈恩提拔重用的时任CEO西川广人。

蹊跷的是这些违规行为都是发生在几年前的事。过去这么多年才被爆出，可见这种明目张胆的犯罪在公司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如果不是政治斗争白热化，违法行为就无法得到法律追究。

日本这个貌似规范法治的社会，“人治”依旧是潜规则。戈恩在2010-2015年的5年时间里少报50亿日元收入，相当于人民币3亿。一个企业一把手可以在这么长时间内隐瞒大笔资金，还要等下台后才爆出，并发生在一家跨国公司巨头内部，可见体系漏洞之大。

控诉戈恩违规挪用资产的西川广人，也因违规报酬问题下台。图：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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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丑闻并非个例，日本近年接二连三出现类似丑闻：2015年东芝虚报营业利润1500亿日元，先后三任社长宣布辞职；2017年汽车零部件制造商高田公司因安全气囊质量问题，断断续续发酵10年而不得不宣布破产，导致全球汽车企业启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安全召回；2018年神户钢铁承认伪造了用于国防事业的铝与铜产品耐久性数据；2018年KYB液压公司承认设备监测数据造假。

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产生的，都是掩饰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直到愈演愈烈、不断发酵后实在隐瞒不下去，才公之于众，直到纸包不住火的地步，才不得已摊牌。

家丑不可外扬和严格的上下级文化在日本深入人心，职场上下齐心协力掩盖问题，抱着控制舆论、平息事态、大事化小的心态，不是首先解决问题，而是首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公务员系统，内部各山头斗争激烈。

戈恩以他脸谱化的容貌著称：紧缩的眉头、上翘的眉毛、狰狞的双眼、紧绷的嘴，有时给人感觉好像日本浮世绘里狰狞的武士或歌舞伎中夸张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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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钝感力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出钝感力一说，告诫现代人不要对生活太敏感，拥有迟钝的能力是非常必要的。日本社会压抑，民众只有保持钝感力，即对灾难、无常保持不敏感、迟钝的反应，也是一种心理自救的办法。

日本有物哀、向死而生的文化，对死亡敬畏而淡然，颇有末日情结。瘟疫扩散时，比起气氛紧张的中韩等邻国，日本人就没那么惶恐、观念更淡薄。

命中注定论。图：B站@和之梦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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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畜文化”也对疫情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日本企业强调员工敬业、忠诚，鼓励主动加班。职员往往不敢跟公司请病假，即使生病也要带病上班，才能表示热爱工作、踏实肯干。

事实上“带病上班”文化在东亚十分常见，“忍着病痛、冒着生死危险仍然坚守一线”被视为职业美德。因小感冒就请假是矫情、娇气的表现，容易被上级视为不可靠、工作能力不足，也给其他同事添麻烦、增加别人工作量。实则，这种“工作美德”是公共卫生的巨大隐患。

日本近年经济本就低迷，像中国这样最为严厉的控制举措，以几近休克式的经济为代价，日本恐怕承受不起。为控制疫情而停工停业，不仅企业受不了，失业风险也增添了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何况日本花了8年时间、巨额投资的奥运会即将举行，对迟缓拖沓的政府而言，“佛系抗疫”恐怕是权衡利弊后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