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末的长沙，就像 80 年代的深圳_风闻

1896

**时间：**1896 年

地点：长沙

人物：梁启超

19 世纪末的湖南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深圳，是中国未来改革的起点。

火热的长沙

从边缘到变革中心

长久以来，因为被崇山峻岭包围，湖南一直处在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边缘，直到 1724 年才确立为行省。湖南人也自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边缘者，并因此有了“劲”“悍”“直”“刚”的性格。“他们就像欧洲比利牛斯山和美国阿勒格尼山上的居民那样非常特别，既不欢迎陌生人，又缺乏有教养的礼貌，却能独立自强”，一位美国旅行家日后写道。他发现“长沙街道上的行人语言混杂，仿佛这是中国的巴别塔”。

▲清朝版图

但湖南命运因广东人的叛乱而改变。曾国藩创建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重塑了清帝国，湖南人也随之跃升至舞台中央。整整三十年，湖南人主宰了帝国的政治与军事世界，在最高潮的一刻，天下督抚的一半人都来自湖南。以新宁县为例，在 1850 年前的两百多年时间，该县产生的最高官员不过是县令，之后却出现了三名总督、一名巡抚、七十三名司道府县官员，还有五十三名提督、五十八名总兵、五十六名副将和参将。

一个吊诡的现象随之出现。空前的权力、荣耀、财富涌向湖南，给这个省份带来强烈的自我意识，同时加剧了它的封闭。写作《海国图志》的魏源，开始洋务运动的曾国藩，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创建马尾船厂的左宗棠，清帝国的诸多变革因湖南人而起，但他们却从未把变革代入自己的家乡，甚至因新尝试惨遭唾弃。曾纪泽以汽船将曾国藩的灵柩送回湖南时，全省为之哗然。郭嵩焘前往伦敦时，他的朋友王闿运说他“殆已中洋毒”，甚至不无夸张地声称湖南人耻与其为伍。

或许因为太平天国以上帝为名，湖南人尤其与“洋”为敌，他们认定自己不但重塑了政治秩序，更是文化秩序的捍卫者。对于传教士，湖南是一座“铁门”，长沙与拉萨、紫禁城并列，是“现今世上少数让外国人不敢进入的地方”。当西方的影响在广州、上海、天津、福州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长沙却什么也没发生。这里不仅抵制洋人，有时还主动出击，一位叫周汉的湖南人撰写了大量反洋教的小册子，成为席卷长江流域的反教骚乱的主要催化剂。

梁启超抵达

播下变革中国的种子

长沙渴望着梁启超的到来，尽管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却与黄遵宪、唐才常、欧榘甲、熊希龄等人培养了蔡锷、范源濂、杨树达、方鼎英等一批国家栋梁，种下了未来变革中国的种子。

梁启超本人却与众人想象的不同。在黄遵宪召集的一次聚会中，皮锡瑞发现梁启超“貌不甚扬，亦不善谈”，比起纸面上那个雄辩滔滔的主笔，他本人更像一个谦逊的青年。或许，梁启超浓重的广东口音也是一层阻碍。

除去饮宴，郊游也是欢迎仪式的一部分。湖南名士易鼎邀请梁启超、李维格同游岳麓山，同行者还有江标、陈三立、熊希龄、蒋德钧、陈莅唐，后两者是湖南督销局总办与会办。黄遵宪因事未到。游山之后，他们再“同登舟饮至二鼓”，边饮酒边大谈时事。

熊希龄说，《湘学报》将改用铅字印刷，印刷机刚从上海运来；蒋德钧提到“制造局止作电灯，锅炉小，尚不能多出”，陈巡抚“欲制枪炮，恐不能办，计此厂非二百万金不可”；他们还说起岳麓书院要“仿西学式，教算学、方言”，但“现在算学止二人，方言止一人”，书院还要“别造房屋二间”。皮锡瑞则问梁启超，陈宝箴为何不信素王改制论，梁猜测是由于“学派不合”，也“似恐范时忌”。

游湘江、登岳麓山、拜屈原祠是不可少的游览。长沙城内则乏善可陈。作为一个从上海到来的年轻人，这里没有太多可探索的。长沙最繁华的坡子街与上海四马路不可同日而语，不但没有西餐厅与橱窗、跑马场这些新事物，就连一个洋人也见不到，一个德国人年初曾试图进入长沙城，惹得书院学子们愤怒异常，甚至用石头砸他，差一点酿成外交事件。城里唯有富文、新学两家书店出售一些洋书，还有一家豆豉店代售《时务报》。

喧闹非凡的火宫殿是湖南人元气充沛生活的象征，但梁启超会喜欢那股辛辣味道吗？时务学堂的招生考试是在贾谊的祠堂进行，这里倒是值得一逛。贾谊这个天才以雄辩文采与政治洞察著称，此前谭嗣同正以他来作比梁启超。不过梁不是君主专制的拥趸，断然不会同意贾谊那套政治哲学。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长沙

**人物：**许知远

梁启超到来的时候，我觉得长沙可能是一个变革者的形象。陈宝箴 1895 年去做湖南巡抚，尽管他是江西人，但他也是湘军的一部分，他要好好经营这个地方。他的儿子陈三立，是晚清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一个很温和的变革者。他日后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孙子，就是陈寅恪，20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陈宝箴（1831—1900），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

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变革长沙，变革湖南，而且他们很清晰地意识到《马关条约》之后，中国随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他们觉得应该把湖南经营好，它属于比较内陆的省份，可能变成中国未来抵抗外来瓜分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自成一个系统，他们有这样的抱负。

我们现在去长沙已经很难感觉到它曾经是中国的变革之都，在 1895 年到 1898 年之间，长沙或许就像 80 年代的深圳一样，代表着新的气象。不过这么说也不公平，因为在 21 世纪初，湖南曾经是娱乐变革的中心，湖南卫视曾经催生了一整代人的审美和趣味。

我在写这章的时候，是一个很混合的感觉。我当时去了长沙，逛了岳麓书院，它代表一个绵长的传统，朱熹在此讲学。然后又感觉到热闹非凡的日常生活，到处都是口味虾，所有人都在外面吃吃喝喝，我觉得长沙人都不回家，成天在外面打晃、瞎晃，每个人都看起来很开心。游湘江很美，但在城内又是到处都在修建、到处都在拆除，像工地一样混乱的城市，没有太多韵味的城市。

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去，汪涵那时候是年轻人喜欢的对象。湖南产生的各种综艺选秀节目《超级女生》《快乐大本营》，基本上滋养了一代年轻人的生活，那时候我就很不喜欢湖南这套审美方式。所有人在上面都花花绿绿的，那种廉价的花花绿绿，所有人都没心没肺的开心，所有人都在营造出一种很奇怪的青春崇拜。那种年轻崇拜是把年轻浅薄化和消费化，好像蹦蹦跳跳、唱歌跳舞、使劲地笑就是年轻的一切，把年轻庸俗化。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有一种生命力，在其他卫视、电视台，视觉语言相对沉闷的时候，湖南人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然后又想到这曾经是曾国藩的家乡，是当年整个湘军崛起的地方。我的好朋友谭伯军、任波给我讲了很多近代长沙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它曾经对中国社会这么重要。曾国藩是一整套传统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倡导者，他影响了梁启超、蒋介石，影响了很多代人，他有一个非常克制的、内敛的，内心有坚定价值观的世界。

那时候我特别想写一篇文章，就叫“从曾国藩到汪涵”。然后我想到底失去了什么？后来意识到其实是长沙过去“士人文化”的消失。这里本来就有非常充沛的日常生活，但是当士人文化、精英文化消失，只剩下市民文化的时候，它会感到这样的喧闹。但如果曾国藩代表的传统，或者湖南郭嵩焘这些委员，这些湖南精英文化的传统可以继续，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格局是非常不一样的。

— 预告 —

1898 年春，中国的局势变得危急起来。俄国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德国租借胶州湾、法国、英国紧随其后，令中国陷入一种“被瓜分的恐惧”。康有为有感于此，与官员李盛铎创办保国会，并请梁启超赴京参与，这样梁启超又一次回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如何参与保国会的活动？又如何介入当时的政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