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追星族”到“饭圈”——我国粉丝组织的“变”与“不变”_风闻

文章来源丨中国青年研究

**摘要:**为偶像争取新浪明星超话头把交椅的“坤伦”粉丝大战引发了多方讨论，是否真的如很多人感慨的那样“年代差异，追星有壁”?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粉丝文化三个不同阶段粉丝组织的发展轨迹，指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娱乐工业的发达以及造星方式的变革，我国粉丝组织的严密程度不断增强，但粉丝组织领导者的特征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尽管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及技术背景不同，不同阶段的粉丝文化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但这些差异并非不可调和的对立矛盾，更没有孰优孰劣的高下之分。

**关键词:**粉丝文化;粉丝组织;粉丝社区;饭圈

2019年7月中旬，以新浪微博为基地的网络粉丝社区爆发了一场“世纪大战”，对战双方为周杰伦的粉丝与蔡徐坤的粉丝。“战争”的导火索是一篇名为《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的豆瓣网帖。在该帖子中，一位豆瓣网友真诚提问:“总有人说周杰伦演唱会的票难买，可他微博超话都上不了排名，官宣代言微博的转评赞都没破万，他真有那么多粉丝吗?”

帖子一出，无数听着周杰伦歌曲长大的网友感到非常震惊与困惑。随后，该话题发酵到朋友圈、微博，引起了不少人关于追星方式差异的讨论。到了7月20日，事件进一步白热化，许多非杰迷的“中老年前辈粉”与杰迷团结起来，誓要在新浪超级话题(以下简称“超话”)这个最新网络粉丝社区里，与“小年轻流量粉”的典型代表蔡徐坤粉丝一决高下。

这样一场近乎狂欢的网络粉丝大战，最终以众网友将周杰伦送上明星超话第一的位置，蔡徐坤粉丝团发布声明宣布自此退出微博各项数据榜单的竞争为结局宣告落幕。但其引发的争论却并未随之结束。从周杰伦到蔡徐坤，追星的方式和逻辑发生变化了吗?是否真的如很多人感叹的那样“年代差异，追星有壁”?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我国粉丝组织在不同阶段的“变”与“不变”，来回答以上问题。

一、轨迹:从“追星族”到“饭圈”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对特定的人或事物有强烈的兴趣或赞赏的人”都可以被称为粉丝[1]，那么粉丝古已有之。然而，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的角度出发，真正的粉丝的出现与电子媒介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紧密相关。他们是“与文化文本及对象形成持续的、有意义的情感关系的消费者及用户”，不仅“规律性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叙事或文本”[2]，而且将这种阅听行为转译为一些类型的文化活动，与他人分享关于文本的想法与感受，加入讨论共同话题的社区[3]，甚至创造新的文本。

作为现代工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市民文化，“就此意义而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文化”[4]。及至改革开放，与其一同到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标志着新时期中国文化的转型，并逐渐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大众文化时代。尹鸿指出:“这个时代是随着中国一元化政治文化的解体和人文主义启蒙文化的衰落，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革进程的深入，随着大众从文化学习到文化消费的心理变化而进渐到来的”[5]。与此同时，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在我国也得以迅速发展，这不仅为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和广泛传播奠定了技术基础;而且电子媒介以视觉形象为主要传播符号的特征也降低了文化接收的门槛，使其传播的内容能够达到更为广泛的人群。

在此背景之下，粉丝文化逐渐在我国获得了落地生根与生长发展的土壤。就我国的粉丝文化发展而言，大致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于内地发展崛起的港台大众文化作品大量输入，以香港“四大天王”为代表的港台明星红透大江南北，在内地也掀起了一股追星狂潮，“追星族”这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体开始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追星族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追星族也变成了狂热地崇拜和追逐影视歌星的一群人的代名词。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35周年台庆晚会的舞台上，郭达、赵丽蓉、蔡明主演的小品《追星族》就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充分展现了“追星”这一现象和“追星族”这一群体在当时的社会热度及其引发的各类争议。第二阶段以2005年缔造了中国电视史上许多奇迹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为起始点，“玉米”“凉粉”“盒饭”等群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高调姿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于追星族的传统印象。他们不仅到节目现场高举灯牌、高喊口号为所支持的选手助威，而且通过手机短信投票等方式表达态度，甚至制作了大量的宣传材料有组织地向他人推广自己的偶像，号召更多人投票，将这场选秀变成了一次“全民参与”的狂欢。至此，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电视屏幕上发展起来;作为fans的音译词，“粉丝”不仅开始为人熟知，逐渐将“追星族”变成一个历史词汇，而且粉丝的规模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第三阶段则大概以2014年为分界线，伴随着以解约归国发展的鹿晗为典型代表的大量“小鲜肉”“流量明星”的走红，粉丝经济成为大众文化产业的重要一支。一方面，粉丝电影票房飘红，各类IP产品尽享粉丝红利，粉丝展现出惊人的消费力;另一方面，业界的粉丝营销意识不断提升，粉丝营销手段不断更新，粉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到了2018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将饭圈女孩更进一步推向前台，超乎普通观众想象的饭圈生态更多地为人所关注，饭圈文化也逐渐成为一个显著的青年文化现象，甚至多次在主流话语中成为被认可和鼓励的合法性存在。

二、变迁:粉丝组织从松散到严密

在此次与蔡徐坤粉丝较量的过程中，不少初代追星族与二代粉丝第一次被科普了新浪超话这一最新网络粉丝社区的“玩法”，听说了“合理抛分”这一打榜策略以及“打投组”“数据组”的存在，更在竞争白热化阶段感受到被总是相差“10万影响力”支配的无奈时，发出“流量粉丝组织严密有序，实在太强了”的感叹。实际上，从追星族到粉丝再到饭圈，粉丝组织性的不断增强，的确是粉丝文化变迁的重要特征。

1.不同阶段我国粉丝组织的特点

从粉丝行为来看，追星族的活动往往比较个人化，是原子式的。追星族的重心在“追”，即跟随所迷恋崇拜的偶像的脚步。这意味着他们的主要实践是参加演唱会、按时收看相关节目、到电影院观看电影、购买和收藏杂志等一系列阅听偶像相关文本的活动，而这些活动大多是追星族自发的个人行为，相对缺乏组织性和统一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组织。事实上不少明星都存在着线下的歌迷会或者影迷会，甚至有的延续至今，只是受到地域差异等方面的限制，活动范围和频率较为有限而已。为了方便管理，线下的歌迷影迷会也存在所谓的“会长”及“秘书长”这样的管理人员，不过由于时空限制、信息通达性较差以及需要缴纳“会费”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粉丝组织加入成本相对较高，因此会员人数有限，管理任务也相对单一。早年间刘德华的歌迷影迷会、张学友的歌迷会等都是这一粉丝组织形式的典型代表。

到了第二阶段，以李宇春的粉丝“玉米”为代表，粉丝的组织化程度得到了提升，不再那么松散。这主要得益于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自《超级女声》以来，电视选秀节目火爆荧屏，更多的大众文化文本以及偶像被制造出来，使得粉丝的规模出现了爆炸性扩张。与此同时，粉丝组织活动的目的性也更为明确—帮助偶像从激烈的选秀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原先总是个别行动的粉丝们集结起来，以组织的形式积极参与短信投票、建立公益基金，不断刷新纪录的短信票数和公益基金累计金额，一度成为了媒体报道的对象。

其二，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普及程度的提升，互联网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进入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中，其跨越时空障碍的传播特点为粉丝建构更大规模和更为稳定的统一组织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日渐兴盛的BBS网络论坛以及随着“超女”火爆起来的百度贴吧保障了粉丝组织活动场所的低门槛和高容量，越来越多的粉丝可以通过互联网找到拥有共同兴趣的人，从而结成粉丝社区，粉丝组织规模大大扩展;另一方面，QQ群这种即时通讯工具又强化了组织内部粉丝之间的亲密联系，使得粉丝组织的活动更为直接、高效。

其三，通过网络结成社区后，粉丝组织内部成员间围绕元文本以及脱离元文本的信息和情感交流愈发频繁，产生了数量惊人的“粉丝交谈”文本。粉丝的创造性和分享性也在网络社区内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由粉丝所创造的次文本不仅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类型非常丰富，包括粉丝小说、粉丝漫画、粉丝视频等一系列粉丝艺术形式。在粉丝组织内部，这些文本被当作一种礼物进行免费共享，不仅维持了组织的生命力，激发了组织的活力，更增加了组织的凝聚力。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这一阶段大量的粉丝组织形成了分工明确、层级分明的管理结构。以百度贴吧为基地的粉丝组织为例，通常就包括了吧主、小吧主、图片小编、视频小编、外交组等管理人员。其中吧主的权限最大，包括帖子管理(删除、置顶、加精)、ID/IP管理(查封及解禁)和组建吧务团队、设立相关贴吧等其他管理权限;小吧主由吧主设定，只有删帖的权限;而图片小编、视频小编、外交组的主要工作则是协助吧主和小吧编辑管理贴吧内的视频、图片以及与其他贴吧进行沟通交流，例如发表外交帖等等。

进入第三阶段，造星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助推了粉丝的这种组织化。

一方面，过去的明星需要依靠具有大众识别度和影响力的作品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吸引人们的关注，进而形成忠实的粉丝群体。但在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时代，许多明星不再依循传统的成名路线，而是在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低进入门槛的社交类媒体聚集了一定数量的粉丝之后，反向引发大众媒体的关注，获得在大众媒体登场的机会，从而进一步提升知名度，扩展粉丝的数量。这意味着，粉丝对这些明星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尽管粉丝历来都被视为狂热的消费者，但社交媒体和大数据使得粉丝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行为的可见度大幅提升，相关行业能够采用更有效的策略引导粉丝的行为，进而将他们更深地裹挟进明星产业链中。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为了让偶像获取更多的机会，粉丝都不得不以经济投入、时间投入和情感投入等方式参与到明星的制造过程中。

在这种背景之下，粉丝组织之间的竞争更为白热化，粉丝组织的功能性也随之加强。在不看“名气”看“人气”的“流量”大棒指挥下，粉丝们高度重视数据，“打投”“控评”“轮博”“反黑”“冲销量”等一系列实践成为粉丝的日常，而这些要求统一组织的实践行为，也进一步加深了粉丝的组织化程度。粉丝利用新浪超话、微信群、QQ群、新浪微博群等社交媒体构建起自己的网络社区矩阵，并形成了外围广泛、核心紧密的粉丝组织。所谓外围广泛是指粉丝组织通常没有加入门槛，只需要关注明星超话或者后援会的微博账号即可;而核心紧密则是指粉丝组织的管理者不仅门槛高、人数少，而且组织严密。目前稍有一定规模的粉丝组织都至少有两个工作组:一个是由负责管理工作的核心粉丝组成的管理组，另一个则是由提供技能服务的粉丝组成的工作组，前者的工作涉及日常事务及重要活动任务的安排，后者又根据工作内容的安排划分为宣传组、文案组、打投组等一系列小组各司其职;前者不仅对后者有直接领导权，而且对整个粉丝组织的言行都有极强的引导作用。

2.我国粉丝组织的发展趋势

梳理各个时期我国粉丝组织的特点，可以看出其变迁趋势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粉丝组织的规模化。从追星族到“饭圈”女孩/男孩，粉丝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发展趋势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普及紧密相关。从BBS到贴吧再到超话，从台式电脑到智能手机，粉丝们跨越时空限制找到同好结成社区以及进入社区的门槛越来越低，粉丝规模自然得以迅速增长。此外，网络社区为粉丝们提供了稳定的交流实践场所，通过信息性交流、情感性交流、生产性交流以及仪式性交流等多种交流互动，粉丝们不仅强化了对偶像或元文本的情感联系，更密切了同组织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对于组织的认同和黏性[6]。

第二，粉丝组织的结构化。从早年的明星线下歌迷影迷会到如今的明星“全球”后援会，粉丝组织的结构越来越复杂。这里的结构复杂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粉丝组织管理结构的科层化。在传统歌迷影迷会内，组织的结构通常为“领袖+成员”的单层次结构[7];进入贴吧时代，已经分化出了吧主、小吧主、分类小编等多个层级;超话+后援会时期，粉丝组织的管理结构更为细化，不仅有根据区域和级别划分后援会，如全球后援会、全国后援会、北京后援会、上海后援会，而且每个后援会都设有管理层及其领导的工作组。相比前一阶段，这些后援会无论管理层还是工作组的责任领域都更为明确和完善，几乎涉及明星及粉丝相关事务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分工明确的管理结构。其二，粉丝组织矩阵的立体化。粉丝不再仅通过线下歌迷影迷会相互联系，网络粉丝社区的范围和类型得到了极大的扩展，粉丝们不止聚集在超话、贴吧等类似开放广场的社区内广泛参与活动，通过功能不同的“站子”获取信息及其他文本，还通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微博群、微信群、QQ群等实现更为私人的、紧密的相互连接。

第三，粉丝组织的功能化。从获取资讯、交流感受等满足粉丝自身的信息和情感需求，到“打投”“控评”参与到娱乐工业之中，粉丝组织的功能越来越丰富、完善了。这一变化的主要根由在于粉丝组织的活动目的发生了一些转向。如果说早期的粉丝组织强调其“同好会”的功能，目的在于为粉丝提供分享交流的机会和空间的话，那么随着融合文化对粉丝“参与”的鼓励，粉丝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了娱乐工业的各个环节之中，粉丝也逐渐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有限话语权。在此前提下，粉丝组织的活动目的已不仅是满足粉丝作为消费者在获取信息、交流情感等方面的需求，还希望能够为粉丝作为生产者提供创作、参与、分享文本的便利条件。更进一步的是，粉丝组织开始承担起经营推广者的角色，希望组织有效的粉丝活动，参与到娱乐工业中[8]，为偶像的事业添砖加瓦。这样一来，粉丝组织的管理者至少就要担负起对内管理和对外宣传交流的两大职责，而粉丝组织的普通成员的实践也同时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他们在粉丝组织中的实践更多的是一种个体的情感投入以及个体间的情感互动，如今在这基础之上，他们的实践还共同构成了一种集体的情感劳动—为了助力偶像发展这一共同的目标，有组织地、无偿地进行劳作。粉丝组织功能化的一个表征是上文提及的粉丝组织管理结构层次丰富、分工明确，有专门的工作组为发挥相关功能持续运作。另一个表征则是粉丝组织强大的行动力。在共同的组织目标的号召以及有效的组织管理下，当前的粉丝展现出前世代粉丝难以匹敌的行动力，无论是“打投”“控评”“轮博”“反黑”等常规实践活动，还是生日应援(如王俊凯粉丝为庆祝其18岁生日组织的应援)、文本创作大赛(如杨超越粉丝的编程设计大赛)等特别实践活动，粉丝组织都表现出了很高的行动效率和专业性，常常令媒体或不了解饭圈生态的非粉丝网友发出感叹。

第四，粉丝组织的制度化。比起线下的歌迷影迷会，网络粉丝社区更加强调组织制度、行为规范对组织维持和管理的重要性。从日常实践来说，超话、贴吧等社区都有相应的管理细则，一方面指导新加入组织的成员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粉丝，另一方面明确粉丝参与组织活动的规则，并设有相应的奖惩制度[9]。除了日常实践，针对一些特殊的活动或时期，粉丝组织也会出台临时的规范，以引导成员的行为，如国家公祭日当天的发帖规范等。粉丝组织的制度化是其规模化、结构化和功能化的必然结果，对维护粉丝组织的稳定有序，实现粉丝组织的高效统一有着重要的作用。粉丝组织的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以及制度化，无一不体现出粉丝组织从“松散”走向“严密”的发展趋势。这种“严密”一方面的确为粉丝塑造了一个有序、自律、高效的“去妖魔化”形象;另一方面，却又由于促成了粉丝组织在一些对外及对内行动中的集体非理性状态，而给粉丝带来了新的“污名”。

从粉丝组织外部来说，严密的组织特征使得他们形成了明确的边界，对于“非我方”人员和区域，粉丝被要求秉持“与我无关”的无视状态或不要随意招惹的谨慎状态;在必要时，最好以组织的名义实现良性互动，如为偶像共同参加的活动进行联合应援。但是，一旦不同的粉丝组织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或矛盾纷争，粉丝组织就会凭借其“严密”的组织性表现出超高的集体“战斗力”，以至于“骂战”“打投”大战频发。甚至在某些阶段，一个粉丝组织正是通过与“他们”—即其他粉丝组织或非粉丝网友的斗争，来强化成员将“我们”看作一个整体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提升粉丝组织的严密性。

对粉丝组织内部而言，严密的组织特征使得组织内部对异见的宽容度降低。粉丝组织属于趣缘群体，成员们虽然因为相同的爱好集结在一起，但由于人数众多且个体差异较大，原本应该属于内部异质性较强的群体，但是随着粉丝组织严密程度的提升，这种异质性正在降低。一方面，对组织规范及价值观较为认同的成员会自动留下并维护这些特质，一旦遭遇异见者，便会采用集体教育(如劝删帖子)、举报(如向粉丝社区管理者或平台管理者举报对方违规)、鉴别粉籍(即判别异见者是唯粉、cp粉还是团粉，非同类属性者通常被认为应相互排斥)等方式来净化粉丝组织。另一方面，不是非常认可组织规范及价值观的成员，要么因无法适应而逐渐退出组织，要么与维护者发生冲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粉丝组织通过降低内部的“噪声”，实现了“同声同气”，继续强化了组织的严密程度。

三、不变:粉丝组织领导者特征稳定

1.粉丝组织领导者的特征指标

尽管粉丝自认是与“世俗的”社会规范相对立的，粉丝组织内部应该强调平等与交流，但事实上粉丝组织内部的确存在着占据结构顶端的核心粉丝以及执行组织规范的管理员。尤其随着粉丝组织的严密程度不断提升，核心粉丝及管理员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也越发显著。

那么，在强调平等与交流的粉丝组织内部，粉丝需要拥有什么样的特征才能使其脱颖而出，在粉丝组织中拥有权威和权力，成为粉丝组织的管理者或者非管理员核心粉丝(以下统称“粉丝领导者”)呢?不同时代的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

约25年前，安德莉亚·麦克唐纳认为可以按照知识的等级(即粉丝所拥有的知识量)、粉都层次或性质的等级(即粉丝参与粉丝活动的程度)、接触机会的等级(即粉丝得到“内部”消息的机会)、领导者的等级(不同级别的粉丝组织的领导者)和场所的等级(即粉丝对粉丝活动地点的控制权力)五个方面来识别[10]。2002年，马特·希尔斯提出，粉丝的阶级与粉丝掌握的“粉丝文化资本”(关于粉都对象的知识、资讯)、“粉丝社会资本”(粉丝的人际关系)、“粉丝象征资本”(粉丝的声望、地位)相关[11]。台湾学者庞惠洁在继承了该粉丝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观察网络上粉丝的活动，提出了划分粉丝内部阶级差异的三个标准:资讯质量(即时性、独特性、数量)、线上角色/线下人格特性(对待其他粉丝的态度、对待偶像的态度)、和身份(法定职务、社群成员身份、派系成员身份)[12]。2014年，胡岑岑以百度贴吧内的几个粉丝组织作为观察对象，总结了粉丝领导者特征的六个参考指标:持续性、创造性、活跃度、权威性、知识量和始创性。即在粉丝活动中，持续时间更长，活跃度更高，更具有权威性(粉丝所发布的信息的即时性、真实性、独家性以及粉丝接触偶像的机会)，拥有更多关于偶像和粉丝组织的知识，在粉丝的文本创作中表现得更有创造性，甚至创建了具有稳定结构的、持续活跃的粉丝社区的粉丝，更有可能成为粉丝组织的领导者[13]。在2019年最新的相关研究中，鞠春彦、杨轩两位学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指出粉丝组织中核心粉丝地位的获得与其拥有的文化资本密切相关，而这些文化资本并不是单一的，是核心粉丝现实生活中的文化资本与社群文化规则下积累的文化资本的累加[14]。

按时间顺序梳理这些指标不难发现，即便粉丝的活动场所已经由线下发展到线上，从贴吧转移到超话，粉丝组织的严密程度也在不断加强，但是粉丝领导者的特征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总体而言，粉丝领导者在粉丝组织中身份和地位的获得，与其作为粉丝的“粉丝资本”以及作为个体的“个人资本”紧密相关。“粉丝资本”是在粉丝组织特有的规则之下累加起来的，包括粉丝所拥有的关于粉都对象的知识以及粉丝在组织内部的表现两个大的方面。前者的衡量指标为知识的数量、品质(如即时性、独特性)，后者则内涵丰富许多:加入组织的时间长短、在组织内的活跃程度、为组织建设贡献的力量(如创造文本、维护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粉丝所拥有的“粉丝资本”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只针对相应的粉丝组织有效。

“个人资本”的累积则遵照个体所处的社会的总体规则，主要包括个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无论是在追星族时期还是在饭圈时代，粉丝的“粉丝资本”的累积都与其作为个体的“个人资本”息息相关，如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能够帮助粉丝积累关于粉都对象的知识，社会资本可以帮助提升粉丝在组织内部的表现。因而，“个人资本”的适用范围广泛，拥有雄厚“个人资本”的粉丝，往往能够迅速累积“粉丝资本”，提高在粉丝组织中的地位和声望。

2.“个人资本”重要性的提升

当下，大部分粉丝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网络社区、获取相关文本、分享情感经验、参与数字实践，基础的粉丝实践已经难以为粉丝获得丰富的“粉丝资本”。随着粉丝领导者门槛的提高，粉丝作为个体的“个人资本”的重要性较以往时期进一步提升了。就经济资本而言，在用“数据”说话的时代，粉丝的经济实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粉丝组织中的位置。当前，粉丝们批判所谓的“白嫖”行为，将为偶像“氪金”视作粉丝身份认证的基础门槛，因此，拥有良好的经济资本并愿意为偶像“一掷千金”的人，更容易获得在粉丝组织中快速上升的机会。对于那些粉丝规模有限、偶像正在处于上升期的粉丝组织而言，尤其如此。马志浩、林仲轩两位学者的研究就指出，有粉丝“通过金钱花费形式使自己所处粉丝的阶层得以上升，当被核心粉丝群体接纳后，粉丝个体的行动就必须要遵循其所处粉丝阶层位置应该服从的规范:继续为粉丝集体行为进行金钱埋单”[15]。此外，在粉丝组织矩阵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站子”，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来维持其运作，否则“站姐”无法第一时间为粉丝提供偶像活动现场的动态。

以文化资本来说，粉丝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知识、专业技能会对其在粉丝组织中的地位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核心粉丝中大多数粉丝都是大学及以上水平，并且他们表示身边熟识的核心粉丝也是如此，且相当一部分来自名校”[16]。这当然并非绝对的，但粉丝个体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的确更有可能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或良好的文本创作能力，从而通过在粉丝实践中的良好表现或由其创作的粉丝作品的传播度、美誉度，打开进入粉丝组织核心群的上升通道。

从社会资本来说，粉丝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也对其在粉丝组织中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大部分粉丝来说，受到地域、财力以及时间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直接地、近距离地接触偶像，所能获取的偶像信息一般来源于媒体的报道或偶像本人及其相关的社交媒体账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人际关系接触到偶像及其相关信息的粉丝，就会受到其他粉丝的欢迎。因为他们往往能提供非官方的“后台”独家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具有粉丝视角，不仅可能是对媒体和官方信息的补充、矫正，而且更具有隐秘性、更充满感情色彩[17]。不过，这一上升通道的打开需要有三个前提:其一，人际关系的真实性，即粉丝必须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否则一旦被证实是偷跑物料或编造假料，粉丝不仅无法上升，而且有可能根据组织规则遭到惩罚。其二，人际关系的有效性，即粉丝的人际关系要与偶像紧密相关，如果仅是一些外围人士提供的消息，难以引起其他粉丝的兴趣。其三，人际关系的持续性。比起偶尔有机会接触偶像，能够经常接触偶像或获取独家信息的粉丝更有机会成为粉丝领导者。

3.粉丝领导者与粉丝组织的关系

一部分粉丝将自身出众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转化为突出的“粉丝资本”，赢得了向组织上层流动的机会。他们或获得了“声望”—成为粉丝组织中的意见领袖，或得到了“身份”—成为粉丝组织的管理者;继而，这些粉丝组织的领导者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了影响力和实际权力，将对粉丝组织的发展和稳定产生影响。

就粉丝组织外部而言，由于粉丝领导者在粉丝组织中所处的地位，他们常被视作粉丝组织形象的一部分，其言行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所在的粉丝组织。如果表现良好，可以对外(无论是其他粉丝组织还是非粉丝)展现出该粉丝组织的良好形象，甚至为偶像“添彩”;稍有不慎，则可能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从而连累组织，甚至连累偶像，正所谓“粉丝行为，偶像买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粉丝领导者往往会被要求言行得体，特别是那些在组织中担任管理职务，获得了明确身份认证的粉丝，更长期处于其他粉丝的“监督”之下。从粉丝组织的内部来说，粉丝领导者的权力和影响力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粉丝领导者的言行举止对其他粉丝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一旦表现得当，往往能够对营造良好的组织氛围和风气、增强粉丝的凝聚力和对组织的认同感起到良好的作用;反之，则可能引发成员之间的冲突，诱发粉丝的集体非理性行为，造成组织内部的不和谐。另一方面，粉丝领导者对组织的认可和忠诚程度，也会或间接或直接影响组织的稳定性。如果粉丝领导者对粉丝组织的主流价值观念较为认同，对维持其运作的制度也较为遵从，那么信任和认可他们的其他普通粉丝，也容易受其影响，对组织产生高忠诚度和高认同度，这个时候粉丝领导者对组织起到了加固作用。相反，如果粉丝领导者逐渐与组织的主流价值观产生分歧，对相应的规制也有异议，那么就有可能发生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该粉丝领导者主动淡出该组织，选择建立新的组织或做有影响力的“散粉”，那么从大的范畴上来说，该明星的粉丝组织内部将会出现许多不同的派别。第二种情况，该粉丝领导者选择与其他领导者进行对抗，那么不管胜负如何，最终粉丝内部亦会产生不同派别。

粉丝领导者对组织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领导者在组织中的位置(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位置越高，影响力越大。其二，领导者的个体状态，包括其个人喜好、立场、能力等多个方面的要素。其中第二个因素的多变性，造成了粉丝领导者的“不可控”，这与粉丝组织愈发强调严密性的趋势是相违背的。特别是在当前的粉丝文化中，甚至出现了极端情况之下，有普通粉丝由喜欢偶像转而喜欢这些粉丝领导者，或者无法辨别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现象，这不仅对粉丝组织，而且对偶像的利益也造成了挑战。许多粉丝组织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而尝试制定一些规制来约束粉丝领导者，降低其影响力;不少普通粉丝也主动提高了对粉丝领导者的“监督”力度，以期维护组织的稳定性。

综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娱乐工业的发达以及造星方式的变革，从追星族时期到饭圈时代，我国粉丝组织的严密性显著增强，体现在粉丝组织的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和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不过，粉丝组织的领导者的特征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随着时代的推移，粉丝个体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了，粉丝领导者对粉丝组织的影响力扩大了。由此，关于追星这件事儿，年代差异的确存在，但并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是一种彼此难以调和的对立矛盾及相互无法理解的双向障碍。很多时候，新的粉丝文化只是在旧的粉丝文化的基础上放大了某些特征，缩小了某些特征，再增添了一些特征而已。这些看似“壁垒”的代际差异，实际上很容易被凿穿，否则周杰伦的粉丝也不会被一篇帖子刺激到愤而冲榜，也难以在迅速掌握超话规则之后最终登顶了。

胡岑岑: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参与文献:

[1] Price L，Robinson L“. Being in a knowledge space”: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cult media fan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2016，1-16.

[2] Sandvoss C. Challenging boundaries:fan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A]//In Oakley K，O’Connor J.(eds.). The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Oxon & New York:Routledge，2015:357-370.

[3] Jenkins H.“Star Trek”return，reread，rewritten:Fan writing as textual poaching[J].Critical Studies in MassCommunication，1988，5(2):85-107.

[4]邹广文.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定位[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6):55-60.[5]尹鸿.世纪转型: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时代[J].电影艺术，1997(1):22-26.[6]胡岑岑.建构社区与制造快感:网络社区中粉丝的交流实践类型及意义[J].国际新闻界，2018(3):154-175.

[7][8][9]王艺璇.网络时代粉丝社群的形成机制研究—以鹿晗粉丝群体“鹿饭”为例[J].学术界，2017(3):91-103.

[10]安德莉亚·麦克唐纳.不确定的乌托邦—科幻小说的媒介粉都和计算机中介的交流[A]//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张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06-428.

[11] Hills，M. Fan culture[M].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02:24-31.[12]庞惠洁.初探迷社群内阶级与权力差异—以台湾杰尼斯迷为例[Z].台湾:2003清大网络与社会研讨会-虚拟社区，2003.[13][17]胡岑岑.迷群领导者特征的参考指标的编制及验证[J].新闻春秋，2014(1):65-74.

[14][16]鞠春彦，杨轩.核心粉丝是如何炼成的—基于文化资本视角下的粉丝社群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7):84-90.[15]马志浩，林仲轩.粉丝社群的集体行动逻辑及其阶层形成—以SNH48Group粉丝应援会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8(6):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