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被歪曲和篡改的新疆（下）_风闻

关于写一写金庸对新疆历史认知存在问题的文字，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我预料这个东西发出后，肯定是会有一大波反对意见蜂拥而至。

金庸在相当一部分人心目中被神化了。而一旦什么人被神化，都无疑是会出现问题的。

不过还好，目前来看，上半部分的文字发出后，比我想象的要好些。

留言区有朋友留言说对这篇文字理解起来要有些难度。或许对一些人来说，的确是会有些难度，不知道我讲的重点是什么。

其实关于反面的意见，在发之前我便大致想过，大体上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种会认为我对一部虚构的小说较劲，简直是荒谬。

一种会认为我这是文字狱，上纲上线，文革遗风。

还有一种认为本身满清就不是好东西，大一统也不是好东西，所以金庸说的好。

嗯，好吧，虽然我在行文中已经多处强调，我所说的不是小说能否虚构的问题，而是作者历史观、价值观的问题，但是很多人还是有上述的看法。看来对部分人来说，要读这样一篇文字，还真是有一定难度了。

先说第一种反对意见。

留言区的一位朋友对此的留言就很有代表性，质问我：“难道还真有成年读者会认为郭靖杀死蒙古大汗杨过 神雕 古墓冰床其人其事是信史？”

这就是属于没看懂我在说啥。

所以我的回复是：“我所说的不是小说不能虚构，但是这里面却有个立场问题。你所说的神雕、冰床和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就用你所说的《射雕》来举例，如果在金庸笔下，保卫襄阳城的人都被设定为邪恶的呢？大宋是一个邪恶政权呢？”

拿可以虚构的神雕、冰床或者上天入地的武功，来批驳我不应指责作者的立场，根本就是举错了例子，这种对话完全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就像我们今天虚构一个二战的小说，将里面的希特勒设定成正面人物可以吗？这个和具体情节的虚构不虚构有关系吗？

以昆汀的影片《无耻混蛋》（Inglourious Basterds）为例，同样也是在真实历史背景下进行虚构，最终硬是虚构成希特勒在电影院被冲锋枪打成了马蜂窝。

谁都知道希特勒最后是死于自杀，绝不会是死于一个电影院内，然而大家都能接受这种虚构，但是话说回来，昆汀再怎么虚构，也不会把希特勒及其纳粹成员“虚构”成正面人物。

▲  《无耻混蛋》中的希特勒形象以及最后丧命的电影院

如果不明白，我再举一个例子。

《流浪地球》我们差不多都看过吧，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这毫无问题，但是，如果刘慈欣在小说中，将实施流浪地球计划的中国人设定为自私、无耻，关键时刻贪生怕死的形象，你是不是可以说：反正是虚构的，那些较真书里中国人形象的人，真没常识，脑子都有问题？

所以，对第一种意见，我再次重申，小说虚构当然没问题，但，如果你的小说在历史观、价值观的立场上有问题，那就不是什么虚构不虚构的事儿了，尤其是小说还是设定在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的。

对于第二种意见，我坦白的说，对于这两部小说，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没有，也不会给金庸扣上什么居心叵测、卖国贼之类的帽子，就是本着这两本小说中所写的新疆来说问题，正常范围的探讨。我只不过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出来而已，至于大家怎么认为，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儿。

如果说我们连自己想正常探讨的话题一出口，就被扣上文革遗风的帽子，那么，这种扣帽子的做法才恰恰是文革式的。

大家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先把狼奶吐干净了再说。

对于第三种意见，不争论。你说大一统好也罢，不好也罢，说乾隆雄才大略也罢、暴君独夫或者清朝就是从头烂到尾也罢，见仁见智，这两篇文字不是讨论这个的。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单独拿出来说。

在这里我引用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的一段话：“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共勉!

最后我再多说两句。

第一句是：新疆历史上的每一步都是用血换来的。

第二句是：对于我所说的《书剑恩仇录》，或许只有新疆人才更能懂得我在说什么。

接下来说说《白马啸西风》。

这部小说里牵涉的新疆问题长远了点，是唐代。很多人认为金庸之所以仇清、反清，是因为祖上的恩怨，查家的家仇。但如果你看完《白马啸西风》，估计就不会这么简单的认为了。

那么在金鹰的《白马啸西风》中，笔下的唐王朝又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白马啸西风》据说是为了拍摄影视剧而专门写的一部中篇，但最终却成为金庸小说中，被搬上影视剧最少的一部，主要原因是存在诸如心理描写比重过大等问题，不大适合用影视画面再现。

▲  《白马啸西风》插画

《白马啸西风》的时代和背景比较模糊，其实,故事在新疆的具体发生地也比较混乱，一会儿草原，一会儿回疆，一会儿又是高昌，这几个概念实际在新疆是属于不同地理范围的。

▲  各种版本的《白马啸西风》

《白马啸西风》中并未特意交待年代背景，各种版本的插画也不一样，男性扎发髻和留辫子的都有。但是书中有两条线索都指向了故事发生背景为清代，第一是书中用了回疆这个名称；第二是在说到高昌迷宫时，有距今千余年来这样的话。

前面说过，回疆，也就是回部的名称是清代对南疆的称呼，而李世民灭高昌是公元640年，加上一千年就是1640年的明末崇祯年间，再加上个千余年的“余”，怎么着也到了清代。而且书中还提到了当时中原的繁荣与富足，那么肯定不会是晚清，而只能是康熙到嘉庆这四代皇帝之间（当然所谓康乾盛世也不见得有多富足）。

但这样的话，书中哈萨克人的存在就有点尴尬了。

因为,在清廷平定准噶尔之前，新疆是没有哈萨克人的。即使后来清军灭了准噶尔部，哈萨克人也只是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越境到北疆的伊犁一带放放牧，哈萨克正式大规模进入新疆是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因遭受沙俄迫害逃入中国。而且迄今为止，南疆，即所谓回疆，也没有哈萨克人部落。

更重要的是，书中提供了高昌迷宫这个设定，书中的一些人物是守护这个迷宫的，迷宫又是在高昌城内的。那么故事的发生地就比较明确，只能是吐鲁番盆地。然而问题在于吐鲁番也基本没有哈萨克人生活。

我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在整个吐鲁番地区，只有位于托克逊县北部山中的通沟村，有一个300多人的村落，其中有着200左右的哈萨克人，而且还全都是1933年从阿勒泰迁来的。

▲  今天吐鲁番托克逊县的通沟村村委会

但作为一个小说，这些都不重要。我再说一遍：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牵涉到了历史的小说传递给了我们怎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

小说中，金庸专门追述了一下高昌国的历史：

“唐太宗贞观年间，高昌国的国王叫做鞠文泰，臣服于唐。唐朝派使者到高昌，要他们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鞠文泰对使者说：“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意思说，虽然你们是猛鹰，在天上飞，但我们是野鸡，躲在草丛之中，虽然你们是猫，在厅堂上走来走去，但我们是小鼠，躲在洞里啾啾的叫，你们也奈何我们不得。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唐太宗听了这话，很是愤怒，认为他们野蛮，不服王化，于是派出了大将侯君集去讨伐。”

这段叙述大体上没错，麴文泰所说老鹰与老鼠的一段话也是出自正史的原话，但是金庸却在这段话中夹带了私货，不显山不露水的偷换了概念，将李世民与麴文泰在经济、军事战略上的矛盾转移到了文化上。

增添了唐太宗李世民要高昌“遵守许多汉人的规矩”这一内容，将麹文泰所说的“各得其所”，曲解为：“为什么一定要强迫我们遵守你们汉人的规矩习俗呢？”

而且在小说最后，金庸借助主人公之口，说：“这个汉人皇帝也真多事，人家喜欢怎样过日子，就由他们去，何必勉强？”

而所谓高昌迷宫内的珍宝，也不过是唐太宗所赐的“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

书中又借助高昌人之口说：“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欢。”

金庸在这里，完全背离史实，抹杀了历史真相，将一个历史上汉人的高昌国说成了异族城邦，直接鼓吹高昌自古以来就与中华文明没有关系。

而事实上，麴文泰本身就是正儿八经的汉人，不光麹文泰的麹家，高昌大姓的张家、阚家、马家、阴家、索家等等都是汉人，祖上全都是从今天甘肃一带迁来的，比如麹文泰家就是从今天的兰州迁来的。

我发现有不少人对高昌，都持有金庸的这一观点，比如在前两年黄晓明主演的那个《大唐玄奘》里，麹文泰不仅穿着一身搞不清楚是什么民族的打扮，而且说起话来跟外国人说汉语一样怪腔怪掉，这不是搞笑吗？一个兰州人汉语能说成这样？

▲  《大唐玄奘》中的麹文泰夫妇形象，把一个汉人政权的君王搞成了欧洲游侠

简单地说，自汉代以后，高昌从来都是汉人聚居区，即使是魏晋南北朝，内地是五胡乱华，打成一锅粥，匈奴人、氐人、羌人、羯人、鲜卑人等等纷纷建立政权，高昌还是以汉人为主汉文化为主导的聚居区域，这一状况直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势力退出西域，高昌的人口构成才逐渐改变。而且与很多人想象不同的是，赶走唐军，接棒高昌的，不是来自西面或北面的游牧部族，而是来自南边青藏高原的吐蕃人。

当然吐蕃人在高昌，或者说在新疆占据的时间很短，只有五十来年，然后就被从蒙古高原西迁而来的回鹘人给赶跑了，回鹘人因此在吐鲁番建立了第二高昌国，或者叫回鹘高昌国。

因此李世民除非脑子有问题，否则怎么会去要求本就是汉人王国的高昌汉化？而事实上反倒是李世民有着鲜卑血统，李世民的奶奶和老妈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以及往上几代，都是鲜卑化很重的汉人，因此李虎还有着一个鲜卑的姓氏“大野”。

当然也有人替金庸补锅，说虽然麴文泰是汉人，但在新疆这么多代，早已胡化，而且高昌国有大量各色胡人，算不得是一个汉人政权。

这基本就是想当然的瞎扯，或者是鸭子死了嘴不烂的硬撑。

无论是史料还是今天出土的文物，都证明了高昌国就是一个汉人政权。

当时的高昌官员设置、行政管理、郡县划分都是汉文化的，比如官员就设立有长史、司马、主簿等等，这些官员名称有哪一个是柔然或者突厥的？

当时的高昌国在行政区划上，划分有田地县、高宁县、横截县、威神县等等，而今天吐鲁番的吐峪沟，因为沟谷不通，呈丁字形，所以当时叫做丁谷；葡萄沟由于气候凉爽，山脉呈八字形，而被叫做八风谷。这些地名又有哪一个是柔然或者突厥的呢？就连高昌城本身的城门也分别叫青阳门、建阳门、金章门、金福门、玄德门等等。 

▲  今天的高昌城

至于在今天吐鲁番出土的浩如烟海的文书，也都是汉文的，官方语言和民间语言都是汉语，从出土文书我们知道当时高昌的孩子所学的就是《论语》《诗经》《孝经》《春秋》等等。今天能见到最早的《三国志》抄本就是出自吐鲁番的鄯善，时代为东晋。

▲  中华书局版《三国志》插页

而如果说汉文佛经，那就出土的更多了。

至于伏羲女娲图，应该都不陌生吧？这种典型的汉文化葬俗，汉代以后就不再在中原流行，但在吐鲁番盆地从魏晋南北朝一直保留到了唐代。

其他如墓志铭、镇墓兽、随葬人物俑、生肖俑、衣物疏以及出土的典型汉人食品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也幸亏是吐鲁番干燥炎热，才让这些东西保留到了现在成为铁证。

所有这些，又有哪一点不能证明高昌政权的文化属性？

▲  吐鲁番博物馆中众多墓志的一块，完全是汉文化的东西。上面清楚写着延寿四年。延寿是高昌国的年号，延寿四年即公元627年，距离高昌被李世民所灭还有13年

▲  不会有人告诉我饺子是胡人的食物吧？

作为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高昌有大量胡人的确不假，但这里从汉晋到唐代始终是一个汉人性质的政权与聚居区域却是无疑的，而且出土的墓葬也显示，生活在这里的胡人大都改为汉姓，有些已经完全按照汉文化习俗下葬。

这就像我们不能说唐长安城因为有着大量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以及高丽人、日本人，有着长孙无忌、哥舒翰、高仙芝、安禄山这些非汉人将相，就是一个非汉人政权一样荒谬。

之所以在这里要用这么多篇幅来说明高昌国政权的属性，就是为了要搞清楚金庸在这里是完全编造、篡改了高昌国的历史真相。从而将代表中央政权的唐王朝，塑造成为了蛮横、狂妄、欺压弱小的形象。而将原本是汉人政权的麹氏高昌包装成异族政权后，更显得悲情和令人同情。

不要以为金庸将麹氏高昌改为异族政权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际上这样篡改之后，唐与高昌之间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唐王朝对高昌之战成为完完全全的非正义之战，中华文化成为了强加于人的可憎之物，不得人心，李世民的所作所为便是欺压周边的民族、消灭多元文化的自大狂。这一点，倒是和今天的白左，或者某些极端分子的观点一致了。

然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多元的朝代，大量域外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娱乐形式涌入唐朝。以至于“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而唐王朝重用胡人，一视同仁我们也是知道的，否则也不会有安史之乱。

那么李世民攻打高昌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经济上的矛盾。

我们看中国历史就能发现，凡是强盛的朝代，都拥有西域。这是因为唯有拥有西域，世界才是通的，否则就是死的。唯有拥有西域，才能和西边进行贸易，引进各种新技术。因为东边是大海，那时候就算是跨过太平洋到美洲也没用，美洲那时候还是蛮荒之地，南边也是，所以只能向西。

用刘阿姨的话说，就是咱们这是块文明的洼地，只有源源不断的输入才能保持强大，然后再传输给更洼的朝鲜日本东南亚。

中国是不是文明的洼地咱们先不讨论，但是和西边做贸易的确是很重要的。而高昌的位置，刚好在西域与中原之间。因而高昌的财政支撑，实际上就是对往来的商旅收税，也就是靠收过路费。

收过路费这事儿今天的咱们都感同身受啊，这玩意儿要是没人抗议的话，只会越收越高，越收越不要脸。因此当时西域诸国就逐渐受不了高昌的关税，向唐王朝提出咱们能不能重新开辟一条道路，不再经高昌过来。李世民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将汉代的一条已废弃的故道重新开通，绕过了高昌。这下高昌就扛不住了，没钱了。

因此高昌选择就是倒向了西突厥，同时攻打西域诸国等等。李世民自然坐不住了。这是经济上的原因。

其次，李世民攻打高昌还有战略上的原因。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西突厥等北方游牧部落对中原王朝始终是威胁，要摆脱被动，那就要控制西域，断其右臂，占有战略空间。汉武帝当年对匈奴就是这么做的，要不然你以为张骞出使西域是观光旅行吗？

那么高昌倒好，恰恰与西突厥结盟，截杀使节商旅、攻打属国什么的，直接把路给断了，而且麹文泰还收留唐朝的逃亡人员和要犯，李世民要求麹文泰将这些人引渡回来，也遭到了拒绝。这也就是说，攻打高昌，不仅仅是为了解除草原上西突厥等游牧部落的长远威胁，更是要解除高昌这个横在眼前的威胁。这个威胁一日不除，中原一日不宁。

当然李世民也期望这事儿能和平解决，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在早期的时候，麹文泰曾经到长安觐见李世民，就认了麹文泰的妻子为妹子，封为常乐公主，这样麹文泰就成了李世民的妹夫，成了一家人。而当双方闹得不愉快之后，李世民给麹文泰写信劝说，希望能挽回局面，同时召麹文泰前往长安。但都无效。于是派侯君集出兵，最终灭了高昌。

这一段历史其实很有意思，也很有写一写的必要，有机会了我会专门写写。

▲  侯君集画像，大概是因为其最后被李世民处死，所以没给正脸

通过与真实的历史对比，我们很容易看出金庸完全更改了整个事件的性质，那么金庸想要以此表达的信息什么呢？是中央王朝可憎？大一统可憎？汉民族可憎？还是中华文明可憎？或者说中国就不应该拥有西域？

金庸如果是一个一般的作家也就罢了，问题在于金庸好像还当过历史学的博士生导师，这就让人不由得不多想几个为什么了。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金庸之所以立场如此，就是为了写的小说好看，或者在反思中华文明的时候，有点偏颇。

我再次申明，小说你可以随便虚构，但是立场却不是。

通过《书剑恩仇录》与《白马啸西风》两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对于新疆的历史观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对新疆的分离与去中国化是支持的，至少是同情的。

我说过，我不是金庸迷，更不是所谓研究“金学”的什么专家，只是恰巧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对新疆的历史有一点了解和思考，对于新疆，爱之切，痛之切。因而对关于新疆的内容比较敏感，看到了，便不吐不快。

对于一个真正的新疆人来说，看到我写的这些文字，我坚信是完全能够理解我的想法和心情的。但我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只给新疆人看的，而是希望能与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自己理解和判断。

而对于金庸，我还是与上篇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一样，依然认为他是一个异常杰出的华语作家，也有着广博的知识，他的作品对华语世界，甚至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文明圈，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但是这不代表金庸是神，不代表他样样精通，而且也正因为他巨大的影响，他的立场，才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半路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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