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下拿命换钱的男人：失去耳朵和肺叶后，他该如何生存？_风闻

今年正月，矿工余海去世，仅有13人被允许参加他的葬礼，勉强将他安葬。这个以矿为生的人，在碎石里失去了耳朵、肺叶最后是性命，年仅41岁。连同被伤害的命运，被扫落在时间的灰尘里。

正月十七，余海走了。

他的灵牌偏左的地方歪歪扭扭竖写着一行字：余海，卒年四十一岁。公元2020年2月10日。

灵牌极其简陋，内部一块硬纸板，外面裹一层淡色草纸，宽七寸，高一尺。两块白萝卜切块做基脚，捧灵的人方便拿握，摆放时也立得稳。人亡灵在，接下来的七七四十九天里，它将替亡者走完未竟的路程。

余海的病是矽肺病，这是个死症，什么时间离开都是正常不过的事。这是十几年矿山作业生涯的结果。当年一同打工的伙伴好几个人都这样提前走了，他挣扎着活到今天，算是幸运的。

和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妻子小芹也说不清到底该找谁讨说法，因为根本说不清这病是在哪里落下的。她唯一一次听余海说过，有一年在山西繁峙干了一年，洞里没有水，整整打了一年干孔眼。但繁峙在哪里？老板出了国还是在国内？活着还是死了？谁也不知道。

叶落归根，人死归土。入土为安是眼下的头等大事。

按村里的丧葬习俗，人死了，要在家里设灵堂，停放三天，供亲友瞻仰和告别，但眼下，疫情当前，只有一切从简了。

小芹给近些的亲友一一打了电话，说余海走了，大家来帮帮忙吧。两个小时后，来了七个人：两个老人、五个青年。农村的习惯，一家婚丧百家帮，你再大的能力，婚丧这种事，自己摆不平。

村干部也来了。小芹一下像抓到了救命稻草。这个时候，人能不能来，来多少，干部说了算。镇里街面上的店铺都没开张，菜呀，粮油呀，肉与佐料根本没地方买。村干部吩咐下去，谁家有东西都拿来，专门有登记，待街里铺子开张了，买了还你们。

可年前办的年货家家都吃用得差不多了，年轻人都是准备过了年就出门去的，谁家也不能办得太多。有人拿来了十斤萝卜，有人背来了三十斤土豆，有人拎来了几斤水果糖。

余海的墓早就建好了，红砖青瓦，前面栽了两棵小柏，有鸡蛋粗了。为了节省土地，建在房后的山腰上，那里一片乱石杂树，最大的坏处是交通太差，根本没有路，陡峭得一块石头能一下滚下沟底。

棺材上山，需要拉纤。一帮人肩扛棺材，一帮人前面拉纤，喊着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呀，哪个不出力是龟孙子呀！村里大部分人死了，都是这么上山的。

可眼下，扛棺的人都不够，哪里有人拉纤？村干部说，我也没有办法，上面有文件，这段时间，喜事停办，丧事简办，谁违犯了，就要处分。

余海出殡这天，是个大好天气，天暖和得要穿单衣。按老人说法，人上山逢好天，是死者对帮忙人的感激表达。到场十三人，这是最大的允许人数了。每人一桶方便面外加一个大馒头，饱饱吃了，抬棺上山。

没有拉纤人，大家使不上力，有个人从家里拿来了一条五吨拉力的倒链，一头系在树根上，一头系着棺材，上一段，歇一阵，再换一棵树系了，再进一程。

山上的迎春花有一些黄灿灿地开了，随枝头摇曳。余海十四岁的女儿娟子，打着引路幡，白花花的纸幡在她肩上的竹杆上飘啊飘，像一盏少油的灯苗，随时要被风吹灭。

小芹在后面走，看着这些，想等这阵过去了，街里门市开张了，一定要买一对大大的金山银山，余海开了一辈子金子银子，也配得上它们。

我和余海仅共事过一次，在一九九九年。岁月倥偬，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那是四月天，在小秦岭北坡的老毛岔。海拨2000米的老毛岔树叶未圆，山上与山下，树木大约差了两个色度，从山下回来的人说，陈村镇的麦子打石榴黄色了。

那天下了班，我们在吃饭。馒头，稀米粥，菜是蒜汁香油调拌的疙瘩叶。疙瘩叶是一种野菜，藤蔓上生得漫山遍野，我至今不知道这疙瘩叶的疙瘩两字怎么写，只能取其谐音。这菜，好吃，方便，就地取材。这个季节，大部分洞口都吃这个菜。

有两个人远远从岭上下来。是余海和小芹。

虽然是表亲，我却从没有见过他们，当然也不认识。远房亲戚，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的也大有可能。一九九九年，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都有一副好体格好力气。他们每人扛着一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里面是行走的家当。

他们走得热汗满面，径直走到我面前，男的说：“我叫余海，你是不是峡河姓陈的表哥？”他一下说出了我老家的村名和我的姓。我突然想起来，是有一位远房表弟叫余海的。他们一定听说过我，并准确地打听到了我此时在老毛岔金矿某矿口。我急忙答应“是的，是的”。

他们此前在老毛岔的另一面峪里给人开矿，余海做爆破，小芹给工队煮饭，干了三个月，老板破产，没讨到工钱，回不了家，在山上挖药。秦岭这一段最好的药材是党参，叫秦党参，功效近于人参。他们挖了三天，因为过了采挖季节，一无所获，就到了这里。这次异地相见，纯属偶然。

我向工头说了情况，工队正缺人手，他俩留了下来。还是余海爆破，小芹给大厨帮忙煮饭。我们是一支庞大的工队，有二百多人，洞子开了三个岔道，每支岔道深度都在三千米以上。

那时候，我还没有学会爆破作业，是一名架子车工，每天的工作是把洞里爆破下来的石头往外拉。一车矿，千余斤，拉一趟十块钱，一天拉十趟八趟。

晴天时，早上出来一趟，看见太阳上升一尺，下午出来一趟，看见太阳下落一尺。如果是晚上，星光如泻当头照，那就是半夜子时。

不需要爆破的时候，爆破工也干淘渣工的活。

有一段时间，余海和我们一块在一个废弃的采场里淘渣。淘渣，就是把矿渣在水里用小摇船过滤，漂去粗粒，把经过水精滤的精华部分收集起来，然后经过高温炉和酸类大炼提纯，变成金子。当然，后半部分工作由另外的人完成，洞里的工人负责淘选矿渣。

采场上没有电，我们点蜡烛。采场很空，高达数丈，采场很大，看不到边沿。仅剩不多的矿柱在巨力压迫下，经常发出咔嚓声，突然崩出的矿屑像射出的枪弹。

但那也是相对安全的地方，突然有情况，大家就往柱子下面跑。工作中，东一支西一支的蜡烛跳跃明灭，照耀着的一张张怪异的脸，光怪陆离，瘆人。

有一天，老板要把其中的一支柱子炸掉，原因是在上面发现了很多明金粒。工作当然是由余海来完成。他们拉来了一台小型空压机、一台24型风钻。那时候余海二十一岁，还是一个帮手级别的爆破工。他的师傅姓詹，这是一个不多见的姓氏。

矿柱有四人合抱粗。我问过余海，为什么当初要留矿柱，他说没有矿柱支撑，根本没办法采矿，走一步塌一步。余海悄悄让我看过矿柱上的金粒，它们小如针尖，大如米粒，玉米糁色，灯下并不发光。生长金粒的矿石，羊油浸过一样润泽。

作者图 | 后来见过的矿石上的金粒余海说，这根柱子打下来，能值一百万，但是这是在玩命，靠运气。我问余海知道玩命为什么还要干，他说没办法。那时间年轻，不懂得世界上很多事，都是没有办法。

真如余海说的，是在玩命。那天夜里，余海逃出来了，仅仅是跑丟掉了一双鞋子，姓詹的师傅留在了采场，成为了乱石永远的一部分。

当他们在柱子上打下二十四个孔的最后一个钻孔时，柱子突然崩塌倾倒了。接着，天崩地陷，整个采场垮塌了下来。幸亏是夜班，采场只有他们两个人。

老板没有怪责余海。也许，结局也在他的预想当中。他也曾身经百战，从一个小工滚打到今天，给余海和小芹清了工资，让他们下山。

余海让我帮他寄一个邮包。一个帆布包，裹得严严实实。那时候，只有邮政包裹可寄。余海说：“这东西值钱，我不方便带，你千万当回事。”我掂了掂，很沉。我猜到了一点，又不敢确定。地址是四川某地，收包人姓詹。

我是余海两口子离开后第十天下山寄包裹的。在经过百尺梁时，一坡杜鹃开得无遮无拦，虽然面积仅有一面山凹，那气势却无岸无涯。那成片的花是嫩黄的，并不红艳，但却比红艳美好十分。它低眉顺眼，又奔放激荡。像一场生，也像一场死亡。

余海家那个村子叫四家村，余姓是这个村的最大旺姓，听老辈人说，余家早年出过很多人物，盛极一时，到了近三十年，才衰落了下来。我堂姑嫁过去时，余海的父亲家已经很穷，彩礼是一斗麦子。从我家到四家村有六十里，除了血缘上的距离，在地理上，我们也确实算真正的远亲。余海有一个表弟叫王海，他是我初中时的学弟，后来相遇，他给我讲了余海的另一段故事。

2002年6月22日下午13时30分发生的山西繁峙县砂河镇金矿大爆炸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八年。十八年，多少人与事早已风淡云轻，或化作了尘埃，但余海和王海都一直记着那一年。

王海他们两人是正月初到的矿上，那时候，人们都习惯早出门，门出得早，才有选择余地，能找个称心的工作，因为你早到，很多位置还空着。

走的那天，还很冷，大家穿着黄棉袄，像没穿衣服一样，走了一阵，王海又返回去，把媳妇的毛衣套在了里面。

那个地方叫义兴寨。当地人说，杨六郎镇守三关时到过这儿。余海说，我不认识杨六郎。王海赶紧打圆场:你忘了吧，咋能不认识呢，他可是大英雄，保家卫国。山西的工头连说，好好好。山西当地人认杨六郎，就像习武人认关公一样，凡认杨六郎的人，都是自己人。

这是座地下矿，矿石在地下，从地面凿竖井往下开采。这种开采方式成本很高，除非矿富。这确实是一座富矿，不但量大，还有明金粒。

王海比余海小两岁，但比余海早到一年山西。这早到的一年，王海给人做副手，师傅是安康人。后来，这位师傅可能在爆炸中死了，王海说是可能，没有亲见，因为师傅的电话号再没打通过。

安康师傅没有成家，七八年没有回去过。他有一位情人，就在村子里租房住着。事发后，王海去村里找过她，但早已人去屋空。王海记得，那是一位美人。

王海给余海做副手，工作面在第三平巷。那地方离地面不知有多少米，王海记得，每次下班，两人要爬好几架竖梯，抓许多条大绳。第三平巷没有水，不但没有水，空气也不多，每次抽烟，打火机打许多次也打不燃。后来两人买了火柴，在擦火时，同时用两根拼着擦。

余海他们有两个工作面，一个采矿面，一个掘进面。余海说，反正下来一趟不容易，干一天就要算一天。这是双份钱，工头说，你们能吃得消？余海说，吃得消。

余海有自己的把握，他发现掘进面的石头并不硬，顺手的话，一排炮下来也就三个小时，余下的时间正好采矿。两个面隔着三百米，来回不耽搁时间。

下面没有水源，只有打干眼，就是钻机工作中，只使用一条风管。王海请教过余海：师傅，你说咱到过那么多地方，山高水高，这儿山都没有，这么深的地下，怎么也没有水呢，不是说金生水么？余海有些不耐烦，说，那你得去问老天爷。

那时候，整个矿上都打干眼，下班后，个个白头粉面，待洗过了两盆水，才变为青年或中年。

时间到了五月份。山西的夏天来得晚，尤其是太行以北，五月只相当于陕西关中的四月，一早一晚还有些凉意。但该开的花都开过了，该长的树木都有了夏天的样子。远望平原，小麦泛着绿波，头顶的天，蓝得像另一个人间。

掘进面打到了三百米，始终没有见矿。半途掘进中，也经常发现一些小脉线，但再一茬炮爆过后，仍空喜欢一场。老板找了工程师，勘察几回，最后说，停了吧，打错方向了。

采矿面还在继续，已经采到了一亩地大小。矿茬成五十度倾斜，采场像一张竖起来的烧饼。王海有时候站在顶头的工作面，看余海扛着钻机上来，像一个小人儿。

五月二十四，两人早早吃了饭。停了掘进面，采矿需要加大量才行，比不得以前有两份收入。两人商量，今天要打二十个孔，至少采下来五吨矿石。

可今天有些不顺，先是风管爆了。大功率空气压缩机输送过来的气流异常有力，刚把风管拉到工作面，它“啪”地一声爆了。一股浓白的气流喷出来，采场立即听声不见人，风管在气流的催动下，在地上疯跳，吹得砂石乱飞。刚捆扎好风管，钻机又坏了，风页的弹簧坏了两个。

收拾好这些，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余海说，把干粮吃了。两人就开始啃馒头，没带水，就着苹果啃。苹果是运城那边果库去年的存货，已经没有了水分，很沙干，异常甜。两人各啃了两个馒头、两个苹果，留了一部分，打算下班了再吃。路上要爬梯子，需要力气。

两人站起来，往工作面走。这时候，头顶掉下来一片石头，砸在了余海的头上，他的头灯当时就灭了，安全帽沿着斜坡一下滚到了底部。王海看见余海沿着采场滚下去，混合着碎了的石块。

王海喊人七手八脚把余海弄到了地面，发现余海并无大碍，除了掉了两颗门牙，就是一只耳朵只剩下一点皮连接着头部，像吊着一只蝙蝠。

在山下医院，医生说，要把耳朵接起来，得上北京，太原都不行。老板说，上啥北京？剪下来算了，又不影响听力。问余海意见，余海始终一语不发。过了一阵，余海突然大哭起来：“我没有耳朵了……”

一月后，余海用一只左耳，换得了三万元工伤赔偿。也因为这场事故，躲过了那场大爆炸。

我问王海：“如果当时到了北京，那只耳朵被接上了，余海会怎样？”王海说：“你知道的。”

2010年8月，在甘肃马鬃山，一个长夜里，围着电炉子，王海对我讲述了以上故事。此夜，我们再没有说一句话。到天亮，我俩干空了两瓶小白杨。

外面的风刮了一夜。骆驼草的气味，牛羊粪的气味，月亮的气味，从门缝挤进来，充盈了没有灯光的一屋。

2017年1月起，我结束了四方为家的矿山打工生活，开始在贵州一家旅游区的营销中心做文案工作。今年1月20日，我与朋友一道乘坐大巴至遵义转火车回陕西老家过年。

到县城后，我们包了一辆出租车往我老家走。一路未消化的雪被车轮辗压成了冰板，好在司机久经这样的路况。过年的人都在往回赶，路上所有人都走得十分小心。

翻过了猿岭，就是我老家地界。这个不足三万人的深山小镇，很多年里，很多人一直在矿山打工。据我所知，三四十年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死于各种矿难，还有不少人眼下正在矽肺的痛苦里挣扎。

​作者图 | 以往在矿山开新矿口这是我无限熟悉的地方和人们，一路上，有旧坟，也有新坟，他们的亲人在坟前烧下的纸灰还在。我想把它们指给远道来的同行者看，讲出他们生前的经历，终还是忍住了。

眼下，国内矿业不景，有一些当年的同伴转战到了印尼、塔吉克斯坦，以及我不知道的天涯海角。有一些有联系，大部分已杳如黄鹤。

余海的命运经历，对于我来说大部分是空白，对于他来说，我大概也一样。就像我们在生活中行走，生活与生活者之间，又何尝不是彼此空白？

矿山做工，永远是一个悖论，从业者梦想藉以填补命运，一生开矿，又被开矿的生活掏空，最后，谁也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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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陈年喜

编辑 | 张舒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