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永居条例》必须要体现人民的声音_风闻

●谭吉坷德

《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上线短短时间里就吸引了十几亿的点击和大量留言，据说还造成了网站的瘫痪。意见几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人们认为《条例》违背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并引发了中国人对“洋大人”超国民待遇和优越感的长久积怨，引发了沦为“二等公民”的担忧和愤怒。

中华民族是崇尚天道正义的民族，民意滔天就是天意。一个新法规的出台，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这么多国家主人对这一条例的反响，说明这个《条例》同人民的意愿相去甚远，人民的声音很匮乏。

对这一《条例》的汹汹民意更像是去年山东大学“学伴事件”的续集。二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来看待外国人。

国家主人们的担忧不无道理。事实上很多年来，只要是外国人，只要沾上洋人洋气的东西，在中国都是“优先级”的存在。只要你的肤色或者国籍不是中国的，就都是名副其实的“洋大人”。人们担心《条例》会使这些扩大化，担心人均资源占有不堪重负下福利恶化和尊严减值，这有其可以理解的社会背景和历史逻辑。

精神贫穷才是最大的贫穷。曾经的“外交无小事”已经发展成了“外国人无小事”。高校竞标式的花钱购买“外国友人”，外国人丢了自行车立马就能找到，福州优待袭警洋人，山大不光给钱还提供三陪学伴，山财大“给洋人腾最好的宿舍”，南京地铁“只罚中国人，不罚外国人”，沈铁列车临时停站+警车护送日本人赶飞机，方正县有钱给侵华日军立碑，却没钱修自己的烈士墓……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精华，也有很多的糟粕，但是唯一没有的就是“崇洋媚外”。在唐代的长安有很多外国人，除了商人之外就是“昆仑奴”和“新罗婢”。我们用不着用今天的道德判断去咬文嚼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待外国人是一种大国姿态的骄傲文化。

这种骄傲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被打得粉碎。西方不但打垮了这个东方大国，而且彻底摧毁了这个社会精英们的意志和信仰。从1840年直到今天，除了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全面西化”努力成为西方的“同类国家”就是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共同追求，他们对西方的极度崇拜、极度自卑、极度依附为“胜王败寇”做出了很好的诠释。

通过全国抗疫，人们知道了守护中国人5000年的中医险些灭亡的历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从19世纪末开始，还有一个当年的公知大V们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废除汉字运动。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崇洋媚外”就是中国知识阶层的集体信仰和文化表征，最终发展成为意识形态并入侵政策领域。所有在外国人面前两腿发软的媚态，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物。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美国化。你要问有没有带有中国民族气质和特征、能够让中国人昂起头来而不是跪着爬行的现代化道路，那些“精神美国人”会异口同声的告诉你——没有。

给外国人超国民待遇就是公开的歧视国人。首先为自己的国民服务，再去为外国人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顺序。在给外国人“超国民待遇”之前，能否让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三亿农民工享有相应的城市福利待遇。

100年来直到今天，大约有6000多万中国的知识人才流向西方。即使在今天，在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领馆门前，都会看到中国的财富和知识精英们排着长队等待签证去效忠西方国家。如何把他们留下来，让他们为中国服务，它的重要性理所当然的应该排在吸引外国人来华定居的前面。

这次全国抗疫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人民的觉醒，充分说明了我们是一个并不缺乏精神国力的民族。十几亿点击和留言就是人民的关注和人民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平等共处、评价积极的国际观，成为一个平视别人，自信、有尊严的中国人。

法律就是公共意志。法律要体现人民的声音，就必须建立在大众的意愿之上。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主导立法是宪法赋予的法定职权。《外国人永居条例》从法理上讲应该是人民委托人大广泛听取人民的声音，形成的法律要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从这次《外国人永居条例》来看，这又是一次典型的部门立法。这种立法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官府立法。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将部门特权与利益合法化和制度化。这是对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最大的挑战。这种脱离人民，依托少数精英完成社会改造是相当长时期内的政策底色，这种利益逻辑的立法特色常常使法律丧失了应有的立法价值。

主体性缺失源于代理权越位。人民参与立法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程序制度，人民的声音事实上被排除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之外。这就使法律失去了获得正当性的源泉。当权力逻辑和部门利益绑架了立法过程，立法民主也就失去了踪影，人民的意愿转化成法律意志也顶多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

八届全国人大提出要逐步减少部门立法，发挥人大的立法主导作用。部门立法也由七届人大的80%减少到了九届人大的60%。十一届人大确立的64项法律中有75%属于部门立法，呈明显反弹趋势。笼统地说，绝大部分管理社会、管理老百姓的行政法几乎都是部门立法。“当个消防大队长，相当一个副市长”，从这个民间谣谚中，你就可以知道部门立法的利益有多大。立法去部门化，消除部门“立法自肥”是几十年来的法律话题。从司法部出面立法来看，这个话题还会继续讲下去。

宪法是国民意志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上位法”。有人讲过：“中国最奇怪的现象是那些红头文件，所谓条例执行的最坚决，但是宪法是没人执行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在很多现行法律面前《宪法》已经被虚置为“道义法”和“名义法”。法律违反了宪法，如何审查，由谁来承担责任，没有任何规定和依据也就根本无法实施。“任何法律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实事求是地说如同牛栏关猫，庸俗效用主义的“效率优先”时常会跳出来羞辱宪法。

几十年来，对宪法的不断突破已经成为“精英”们“杀出一条血路”最自豪的谈资。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改革就是改革人民当家作主和公有制的宪法。参与了很多“顶层设计”的公知徐景安毫不隐晦地讲，“我国国企改革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违宪的”。“我说中国改革一直是违宪、护宪、修宪的斗争。中国改革又到了关键时刻”。在他们眼里，宪法就是改革的最大障碍，突破宪法的公有制和人民性既是改革的入口也是出口。此人2008年3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发表的“我所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决策过程”一文，可以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宪法如何蒙尘。

人民的福祉就是最高的法律。人民参与立法并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草案公布后，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讨论，提出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为群众参与立法，发出人民的声音提供了经典范例，也同小团体关起门来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天，14亿人能够一夜之间戴上口罩，也当然能14亿人高度关注立法。

内行霸道外行王道是一个悖论，决定大国形象的是实力和气节，不能为了政绩和面子却丢了里子。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新中国初期实行的三大外交政策之一。我们今天也要打扫干净那些一见到外国人就不由自主跪下来的意识形态、腐朽文化和条例文件。在“同国际接轨”和“进一步扩大开放”之前，先将我们自己教育、医疗、养老的社会领域打扫干净，让我们在外国人面前以我是中国人而自豪。

民族复兴首先是民族精神的复兴。《外国人永居条例》引起的反响再一次证明了人民的觉醒。他们不再站在远处漠然置之，而是用春雷般的声音显示了自己的主体地位。这种声音就是精神国力，就是现代人民的特征，就是一个伟大民族走向复兴的号角，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家园。这种声音告诉世界，中国的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