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黄鹤楼名联正解_风闻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皮明庥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首章以“缔造先从江汉起”为题，终章末节专门介绍“张之洞在武汉的楹联和书法”，说此联为“武昌黄鹤楼联并书刻于石”。作为专注武汉城市历史数十年的大家，言其“书刻于石”应有根据。不过，清代最后一座黄鹤楼于1884年毁于一场大火，此前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为黄鹤楼题写过不止一幅楹联，但这幅楹联从内容看写作时间应该比较晚，“黄鹤楼联”之名似有疑问。

冯天瑜著有多个版本的《张之洞评传》，并主编过《黄鹤楼志》，在这个问题上堪称双料的专家。他先认同过此联是黄鹤楼楹联，以后又说是张之洞1907年奉调入京后为奥略楼（门生故吏为纪念其勋业而建造）所题（《武汉：白云黄鹤的故乡梅花绽放的江城》，《东方早报》2009年9月8日；《黄鹤楼打造高品质文化展示平台》，《长江日报》2011年10月10日），再后又说是张之洞1907年离任入京前在蛇山临江处题写（《“支点”说的历史文化依据》,《湖北日报》2012年10月22日）。最后这个说法应该最合情理。

奥略楼曾经长期被误认为黄鹤楼，有毛泽东1927年的名篇《菩萨蛮·黄鹤楼》为证。黄鹤楼故址所在，即武昌蛇山临江处。黄鹤楼文名最盛，张之洞抒发豪情，虽眼前无楼未尝不可以心中有楼。如果不拘泥细节，笼统地将这幅楹联称为黄鹤楼联，应是无伤大雅、且有益于大雅。但是其写作时间，本来是有助于理解内容的，可是看起来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反过来根据内容来推断了。

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这幅名联至少有另外3个一字之差的版本。原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现重建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工业博物馆）正门，以及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重张的黄鹤楼公园新大门，都将上联中的一个字即“缔造先从江汉起”中的“先”字改为“都”字，坊间还有另外2个版本改为“多”或“皆”字。孰正孰误？这也可以通过完整解读此联的内容来说明。

关键词：“昔贤”与“文轨”

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张之洞的这幅楹联到底在说什么？皮明庥解读说：“大有以武汉地区为切入点，谋求中华振兴的勃勃雄心。”冯天瑜解读说：“将江汉交会的武汉在全国的枢纽地位，从历史纵深度和全球广阔度加以界定。”不得不说，二位先生都遗漏了这幅楹联中的关键词进而偏离了张之洞的原意。

先说上联。上联的关键词是“昔贤”，到底什么意思？如果说是泛指，应该解释不通，因为历朝历代称得上整顿乾坤的帝王将相不知可以拉多长一个名单，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都没有到过江汉交汇处，更别说从此处开始大展宏图了。换个思路，仅算清朝历任湖广总督者也有近百人，他们中间又有几人政绩具有全局性意义？非要这么解释，还嫌不够，还要把“先”字改成“都”字或“皆”字，只能说蛮霸无边。改成“多”字，似乎退让了一步，也还是说不通。所以，“昔贤”不可能是泛指。

不是泛指，那么就是特指了，特指谁呢？如果没有可信的答案，也不好解释。皮明庥说：张之洞虽托辞说“昔贤”缔造江汉，真实的命意还是表白他自己在“治鄂”中的大志。也就是说“昔贤”并非实有所指（既不是泛指也没有特指），而只是张之洞用以表白自己的托辞。

但实际上，“昔贤”是有明确指向的，答案就在张之洞的湖广督署联中：

北起荆山，南包衡岳，中更九江合流，形胜称雄，吴头楚尾一都会；

内修吏治，外肄兵戎，旁兼四裔交涉，师资不远，林前胡后两文忠。

此上联说的才是武汉都会的中心地位，“吴头楚尾”，明指长江中游地区，暗示吴地和楚地的全部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可以辐射。上联说地理，下联说历史，表示有林则徐和胡林翼这二位谥号皆为文忠的先贤可以作为学习榜样。林则徐于1837-1838年任湖广总督，时中国深受鸦片之害，而林在湖广禁烟卓有成效，继而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遂有名垂青史的虎门硝烟。胡林翼因与太平军作战得力而任湖北巡抚（1854年署理，1856年实授，1861年死于任上），死后清政府追赠总督（这点很重要，不然不能拿胡林翼入湖广督署联）。胡林翼胸怀大志，曾请人绘制《皇朝一统舆图》（内有钓鱼列岛的专图可以作为钓鱼列岛自古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他以湖北为基地全力支持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是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名臣”。林则徐和胡林翼这二位文忠公的确是从在湖北有所建树开始，进而出头去收拾大局的，成为张之洞心仪的榜样（张之洞的遗愿是得文忠谥号而未成）毫不奇怪。此湖广督署联，或云并非出自张之洞本人，只是很得他欣赏，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表示张之洞心迹。所以上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是十足的写实。

再看下联，“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自然是讲张之洞本人的志向与功业，但具体为何？冯天瑜描述：“面对武汉三镇林立的工厂和南北贯穿的铁路”，张之洞草拟了这幅楹联，“其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张之洞确实与铁路有莫大的关系，1889年建议修筑（北京）卢（沟桥）汉（口）铁路为清政府采纳，因此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承担修筑该路南段之责，至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是中国第一条自建的干线铁路，张与该路修筑相始终，是第一功臣。联语中本没有提及工厂，但张之洞为修筑铁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汉阳铁厂，也属相关事实。

不过，看到“文轨”二字，如果只想到了铁路，应该属于很严重的疏漏。中国传统中，文轨并列，表示“书同文，车同轨”，虽然“交通文轨”是新用法，与同文同轨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文”与“轨”可以分为二端并不因此而有变化。张之洞曾经抵制新名词，这里的“交通”也确实不是指代运输方式的新名词，而仍然是古代汉语的用法，指交往通达。由“不觉亚欧遥”的联想推断，“今日交通文轨”应该是指在“文”与“轨”二个方面与广义的西方（包括日本）进行交流，更具体的含义，“轨”的方面无疑是引进了铁路，“文”的方面则应该是指聘请了外国教习和派出了留学生。

揆之史实，张之洞虽然本人是科举制度的极大受益者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大家，但在清末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废除传统科举制度的教育兴革大潮中，堪称是推波助澜的第一人，而湖北也是聘请外国教习最多、派遣留学生最多的省份，形成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张之洞也为此自鸣得意，1902年他编写《学堂歌》称：“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也就是说，此时湖北已派出留学生400余人。研究认为，1905年湖北留日学生约1700人，占全国比重达21%（苏云峰著《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1981年版，第471页）。一般印象，清末十年间留欧（德、比、法、英）学生，也以湖北籍居多。

想到在日本和西欧有自己派出的成千上百的子弟，觉得这些地方并不那么遥远，这属于心理感受。那么实际的时空距离是不是也因为铁路建设而有改观呢？似乎可以往这方面设想。假定张之洞确实是在1907年书写了这幅楹联，这时京汉铁路通车已有一年，山海关内外铁路正好建成改名为京奉铁路通车，日本抢夺控制的南满铁路经过改造也重新运营，再利用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从汉口坐火车到莫斯科再到西欧，虽然还不现实方便，但确实已经可以想象了。不过，这不一定是张之洞的思考方向，也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一方面，俄国铁路一直是不与标准轨接轨的寛轨，并无与欧洲其它国家接轨之意，其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只是在本国范围内连接欧亚；另一方面，限于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以铁路连接亚欧并不比海路更有优势。而张之洞的铁路战略也只是在中国范围（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点）内的规划考虑，在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和相互争夺的背景下，更不会以与外国铁路“接轨”为追求，避之尤恐不及。他所期望的“轨”方面的“交通”，应该还是引入西方的铁路技术。

所以，“不觉亚欧遥”的真正含义也许是，张之洞认为，通过多年“交通文轨”的努力与实践，其治下武汉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与日本和西欧的差距已经不是不可以克服和追赶了。这里确实体现了张之洞的自得之情，虽说是登高望远，实际视野也只不过武汉三镇，但思绪却可以远到日本和西欧。

从“中体西用”到“交通文轨”

通读全联，感觉这里面最值得品味的说法是“交通文轨”。

在中国传统中，“文轨”是天下统一的象征。这个传统有二个来源：其一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另一为《礼记·中庸》中所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关于二者的先后关系众说纷纭，这里且不讨论。实际上就所涉及的问题而言，二者是有区别的。作为秦统一后的举措，与度量衡的统一一样，“车同轨，书同文字”涉及的都是技术标准，而《中庸》所言的三项“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更像是泛泛而论、只具有象征意义，因为最后一项“行同伦”可以有一定的标准但不可能是技术标准。以技术标准论，“书同文字”的涵义，乃是对汉字结构的规范，使汉字形体走向定形（俞伟超、高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历史功绩》，《文物》1973年第12期）；“车同轨”，就是统一车轨距离，方便道路交通。如果是引申的意义，“书同文”可以指语言文字的统一，“车同轨”可以指交通运输的开发与统一管理。不管怎样，秦汉以后，“书同文，车同轨”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达到了统一，有时可以将“行同伦”搁置在一边，而仅以“文轨”二字代表天下统一。

“文轨”之说，可谓古代中国长期统一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这是因为，语言文字是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基本载体，广义的交通既包括人与物的转运也包括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的传递，这些恰恰是拉近广泛分布的人类距离所必不可少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样古老的中国智慧，对今天仍有启迪，可以作为识别全球化路径和进程的关键指标而予以借鉴。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刻舟求剑，以为今天的全球化就是要做秦始皇2000多年前做的事情。实际上，当今世界主要的民族国家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世界范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体系，如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有近百年历史，即使从联合国才开始算也有70多年历史。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人类社会对“文轨”的追求，就不应该是相同，而是相通。这是因为，一方面，“文轨”相同虽然不是一定做不到，但要做到一定会付出极大而且是不必要的代价；另外一方面，以技术进步为支撑，“文轨”相通也完全可以达到“文轨”相同所要达到的效果。即以语言文字为例，今天若要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语言文字，所要支付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必然造成的负面后果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可以预期的是，通过发展互联网及机器翻译技术，不需要统一语言文字，全世界人民之间也可以实现基本的沟通。

正是站在今天这样的认识高度上，我们看到“交通文轨”这个表达，不能不为之惊艳，并且产生极大的兴趣，去进一步探究百年前张之洞的思想与实践。

张之洞所处时代的全球化形势，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诚如《共产党宣言》所预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攻势，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之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人因而深切地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发出“保国”、“保教”、“保种”的呼喊。在张之洞看来，此三事实为一体，而盛衰兴亡的关键“其表在政，其理在学”，“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但“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于是在戊戌年针对当时所谓“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形势，撰写了“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的著作《劝学篇》。百日维新期间，《劝学篇》得到光绪皇帝推重、下令广为刊布，于是风行一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大约针对这段史实。实际上《劝学篇》中只提及“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之后不久，张之洞决定将两湖书院按照新式学堂改革，其奏报称：“两湖书院学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这才明确提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自此以后，张之洞就被贴上了一个“中体西用”的标签。以张之洞及《劝学篇》的地位和影响，视他为“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人物，自然毫无疑义。反过来，以“中体西用”论为框架来分析张之洞的思想与实践，也不无道理。一直以来，史家评论张之洞都没有超出这个模式。但是仅以“中体西用”就可以为张之洞盖棺定论吗？鉴于张之洞本人在晚年以“交通文轨”来概括他自己的志向与功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体西用”与“交通文轨”同样包含了学习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学以致用的意愿，这是二者的相通之处。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中体西用”只是把西方近代文明当作中国固有文明的辅助与补充。孙家鼐所言：“中国创办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驾凌中学，此是立学宗旨。”西学的地位在中学之下，说得十分明确。拔高西学地位的表达，最多也就是认为西学对于中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与中学可以等量齐观，如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而“文轨”是涉及天下统一的根本大计，“交通文轨”，就其表面来说，是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就其实际来说，是中国学习西方而不是西方学习中国，上升到“文轨”这样的高度，就是中国全面与西方文明接轨，这样的内涵显然就不再是“中体西用”这样的框架可以容纳。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事变之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张之洞也不可能没有变化。虽然其联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实际主导清末新政）与《劝学篇》形神皆似，但这只是施政的权宜，并不代表张之洞的真实思想仍然停留在戊戌年的“中体西用”上。事实是，在此前与各省督抚及朝中大臣的商议中，张之洞已经明确指出： “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盖必变西法，然后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又说：“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而变西法，“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这些言论，足以证明他的真实想法是“以仿西法为主”。

有意思的是，新式学堂兴办不过几年时间，“各学堂之经学徒为具文，经学实有沦亡之疑虑”，不得不设法保护了。而张之洞想到的办法是开办专门学堂来保存中国经史旧学，1904年，他将武昌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是为首创，3年后，更建议向各省推广。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但“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其理念实际上来自西方：“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事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至本国最为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凡此皆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情性。东西洋强国之本源，实在于此。”（《创立存古学堂折》）

存古学堂无疑是鲜明的例证，但今日学者认为这是张之洞长期以来“中体西用”观念的延伸，甚或认为这是张之洞自新返旧的退步标志。这样的观察，首先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实际上，按张之洞的想法，存古学堂每省只办一二所而已，不仅不是主流，更不成比例（“若以新学为足救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已二三百所，而保粹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大局何碍？”——这还是1904年即废科举前一年的数据）更重要的，存古学堂的“存古”与《劝学篇》所讲的“存中学”在目标和方法上皆为不同。《劝学篇》所要保存的中学被视为“圣教”，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强中国”与“存中学”之间逻辑关联（“国不威则教不循”），“今欲强中国”与“不得不讲西学”之间逻辑关联，但“讲西学”与“存中学”之间并无直接关联，所以还不算是直接以“讲西学”的方式来“存中学”。但戊戌年尚有强国梦，庚子以后能想的只是挽救残局，因此存古学堂所要保存的已经只是“古”，属于传统文化范畴了，而且是仿照西方理念以新式学堂来“存古”，真正是以“讲西学”来“存中学”了。照此来看，存古学堂非但不能是“中体西用”的体现，反而更像是其反动。

简而言之，庚子以后，张之洞的思想与实践较之于戊戌年的“中体西用”均有突破，所以他以“交通文轨”作为表达，并不突兀。

“交通文轨”与“全盘西化”

张之洞从湖广总督离任4年、去世2年后，武昌首义引爆辛亥革命，即有清朝权贵议论张之洞实为“祸首”；半年之后，孙中山考察武汉、游览奥略楼时则评论说：“以南皮造成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就政治立场而言，张之洞从始至终维护清朝统治，所谓不言革命是也；但他的长期执政在积极的意义上为武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创造了条件（正反两面皆有认可），所谓大革命家是也。对此反差，则有史家评论为：“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张春霆：《张文襄公治鄂记》）但按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壮大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物质基础，本是正常的历史规律，张之洞不言革命而有大革命家之实效，并非只是机缘巧合。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张之洞对自身的革命性有无认识？鉴于他以“交通文轨”作为表达，我们可以说他对此应该是有所认识的。因为“交通文轨”，虽然“交通”的方式可以是缓和、渐进的，不一定那么急切，但结果一定是趋同的，而要达到与西方“文轨”趋同，中国必定要经历巨大的变革。以此而论，“交通文轨”显然具有相当的革命性质，原非“中体西用”可比。

张之洞的《劝学篇》面世不过一年，即受到何启、胡礼垣著文批评，梁启超也在《自由书》中断言“中体西用”论没有价值，“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恰巧30年后的1929年，胡适以英文讨论“文化冲突”，有“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之说。数年后爆发的中西文化论战，十教授发表《中国文化的本位建设宣言》反弹“全盘西化”论，而胡适则批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建设实则清末洋务派、维新派“中体西用”论的翻版，可见“中体西用”论确实名声不佳。但胡适也承认“全盘西化”的口号并不适宜，改之以“充分的世界化”。

一百多年来关于中西文化和现代化的讨论，“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可以说是最吸引眼球的口号，而“交通文轨”则几乎无人注意，1933年的华西协和大学新校歌首句“欧亚交通，文轨新同”可能是唯一的唱和。不过，“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可以说都不是合适的表达，也可以说这二者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而相形之下，“交通文轨”，可以说既是合适表达，又是本质正确；而其优胜之处，或者说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不是理论空谈，不是口号文宣，而是长期实践得出的认识，是对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经验的借鉴，是对近代中国学习与引进西方文明经验的总结。对于当代中国的全球化主张，“交通文轨”，应该也有参考价值。

上外全球文明史研究所“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追问人类共同命运”学术研讨会后趁兴再作

2018年春末写于日内瓦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