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战】体育强国如何用高科技规避兴奋剂检测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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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公布了“孙杨案”的裁决结果，孙杨因触犯反兴奋剂条例而被禁赛8年。这一裁决结果备受国内外关注，英文的“Sun Yang”标签在结果公布后登上了Twitter的全球热搜榜。

“孙杨案”事件的来龙去脉，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网上已经有很多资料，把这件事说得很明白，大家可以自己评判。今天，我要说的是“兴奋剂”与“反兴奋剂”这场体育领域的科技战。

体育运动如果大致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两类。

一种是技术主导类型，就比如乒乓球，很少听到有哪个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因为除了苦练技术，你不论吃多少兴奋剂也拉不出中国队一样的“弧圈球”。

另一种身体主导类型，考验的是体能和耐力，像游泳、田径和举重这样的运动。在顶级运动员较量的最后时刻，谁能忍受最后那几秒的痛苦，谁就是赢家。在技术和身体条件接近极限的情况下，兴奋剂就可以制造冠军和亚军的差异。

从19世纪的可卡因、咖啡因，到20世纪的苯丙胺，早期兴奋剂用来消除疲劳，刺激中枢神经兴奋。

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上，出现了非常荒诞的一幕：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的过程中，身后一直跟着一个拿着注射器的教练查尔斯•卢卡斯。每当希克斯跑不动的时候，教练就会给他来一针“士的（di）宁”，这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有一句话：你也太不拿我们当流氓了——这教练也太不拿组委会当权威了。

随着生物技术迅速发展，二战后，合成类固醇药物成为了兴奋剂的主流，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睾酮。这类药物吃完之后，肌肉力量明显增加，骨骼变粗，但女性特征也随之消失。

在东西德统一前，东德体育可是与苏联和美国并列，尤其游泳项目，当时几乎强大到垄断世界泳坛。很多处于成长期的东德孩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服用了类固醇。

德国前著名游泳选手玛蒂娜·戈茨楚克曾在一场庭审中作证说“我难以忘怀70年代的那一系列噩梦，胡博内尔先生（东德的一名医疗顾问）让我们一天三次就着茶吃下一种蓝色的小药丸。他告诉我们，这种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但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就变得认不出自己了”。当时出现了很惊悚的现象，东德的许多女运动员，嗓音变粗、喉结突出。

尽管从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始，人类已经决心把借助药物提高成绩的运动员踢出去，但是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

先有矛才有盾，反兴奋剂的检测方法总是比兴奋剂出来的时间晚一步。当时西方国家发现，在前东德的运动员中，几乎从未发现一例阳性结果，这就是检测方法不到位造成的。

兴奋剂检测方法，归纳起来无外乎尿检和血检两种。

尿检是最常用、最基本的检测手段。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1小时，由专人监督，前去取样站点报道，留下尿液。如果运动员服用了兴奋剂，兴奋剂在人体内经过转化，相当一部分会以代谢产物的形式随尿液排出。因此，兴奋剂尿检实际上就是在检测形形色色的代谢产物。

一般情况下，尿检的确有效，但是体育圈有句老话：查出来的是兴奋剂，查不出来的是高科技。

为了对抗尿检，利尿剂登上舞台。这种药物严格来说并非兴奋剂，本身并不能增强体能，但可以增加排尿。

一方面，在体育运动中，迅速排尿能减轻体重。像拳击、举重、摔跤这一类项目，出现运动员违规使用利尿剂快速减轻体重，获得较低体重级别的比赛资格，获得更好的名次。

在应付兴奋剂检查时，有些运动员服用利尿剂，降低尿液中其他兴奋剂浓度。世界反兴奋剂机构《2007年禁用清单》就规定，如果尿样含有利尿剂，并有某种禁用物质，即使该物质可能低于允许浓度上限，都可能作为违规处理。

2008年9月，当时的美国游泳新星布鲁恩曼被发现使用双氢氯噻嗪，被禁赛6个月，这里的双氢氯噻嗪（sai qin）就是利尿剂的一种。

兴奋剂技术发展至今，不但更加人性化，而且更加隐秘。

传统的合成类固醇，被运动员服用，可能引发高血压、冠心病，潜在的毒副作用很大。近些年，发达国家基于技术优势，克服兴奋剂不良反应。

去年，在韩国光州游泳世锦赛还未闭幕之际，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谢娜•杰克的违禁物质检测显阳性。被检测出来的是一种名为Ligandrol的违禁药品，也被叫做LGD-4033，效果与合成代谢类固醇类似，可以让服用者体能更快恢复，但是不会产生合成类固醇使用时的毒副作用。

谢娜•杰克本人辩解称，Ligandrol来自她吃的运动补品，而这种补品恰好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家公司，专门为运动员生产极限运动营养品。

为提高运动员耐力，前苏联曾使用过一种“自采血兴奋剂”方案：事先从运动员体内抽出一部分血液，抽出血液后，身体会自动补充失去的部分。赛前再将血液重新注射回身体，体内就会出现大量的血红细胞，能够输送更多的氧气到肌肉，提高运动员在比赛中的耐久力。

这种手法相当隐秘，很难被检测出来。如今不用从运动员身上采血了，直接在实验室培养。

现实情况下，有些运动员因基因特殊，确实天赋异禀。最有名的例子是芬兰的著名滑雪运动员，七枚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埃罗•门蒂兰塔，研究发现他的与红细胞有关的EPO receptor基因发生了突变，导致了血液携带氧气能力提高，从而在耐力性的运动中有先天的优势。

EPO可以算是兴奋剂领域的明星分子，美国体育界连赢七届环法自行车赛的阿姆斯特朗从1999年开始在体内注射EPO蛋白，直到2012年才被指控。

更高级的基因造血技术，通过改变人体内控制生成EPO的基因组来调节EPO的表达，问题在于，现有的检验技术可以检测阿姆斯特朗，但是要区分一个天生的埃罗•门蒂兰塔还是人造的埃罗•门蒂兰塔却非常难。《自然》杂志几年前就刊登过“变种人奥运会”的担忧。

如果说检测技术的滞后带来的纰漏情有可原的话，那反兴奋剂机构的“白名单”更加导致不公平竞争。

出于某些所谓的正当理由，反兴奋剂机构允许运动员服用禁药。药是治病的，你生病了，当然允许吃药。但是合法服药的背后，有巨大的差别对待。

俄罗斯黑客组织曾侵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数据库，结果发现，2015年美国运动员申请“用药豁免权”的人数高达653人，而通过人数为402人，这一年俄罗斯运动员仅有54人申请，不足20人通过。也难怪总是有人说，英美游泳队几乎“人均哮喘”，奥运会上带着几千瓶哮喘药，去参加比赛。

兴奋剂与反兴奋剂这场科技战中，首先得保证整体的公平竞争，让所有运动员心服口服。之后再合力提高检测效果，揪出那些想要靠药物作用，觊觎奖牌的人。

（策划：大包| 文案：柳叶刀| 主讲：大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