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 1938，文化与大众之战_风闻

因为这场灾难，很多人的生命被永远地改变，甚至失去了它，我们依然很难平静下来，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邀请老朋友们谈谈他们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感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文学和知识界也应该开启自己的反思，重读这个世界。

今天的分享者是作家、媒体人杨潇，他推荐的是《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这本书。在关注这场与新冠病毒的战役之余，不妨回到八十二年前的武汉，听听当时的作家在另一场“战斗”中发出的声音。

被人遗忘的武汉“英雄”故事

撰文：杨潇

疫情初起时，官媒急吼吼给武汉打气，说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手边刚好有本《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记录了被今人遗忘的“英雄”故事：这座“中国的马德里”如何吸引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记者、作家、摄影师（W.H.奥登、衣修伍德、罗伯特·卡帕等等），以及又如何把军事上的失利转变为宣传的胜利。这个故事留下了很多经验，其中最有趣一个，是权力更迭提供了短暂的窗口期，自由媒体在这里蓬勃发展，正是依靠这些活跃的媒体（当然也包括街头剧、漫画、合唱等其他形式），流亡的知识分子（在难民中比例奇高）得以把抗战文化带给大众，把他们充分动员起来。

《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

作者: [美] 史蒂芬·R. 麦金农

出版社: 武汉出版社

副标题: 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

译者: 李卫东 / 罗翠芳

把文化带给大众：老舍、郭沫若与闻一多

（下文节选自《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

在武汉，出版物种类与数量的兴盛标志着了中国文化创作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理论上进行了创新，高质量的大众宣传已经在上海发动起来，不过，将新的理论付诸于实践，使之在哲学、文学、绘画、戏剧、视觉艺术、音乐和其他文化领域得以体现，却是在武汉。

这一时期创作的热情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参与者们认为正在发生的变化与五四运动时期曾经发生的变化一样重要。两个富有才能的领导人，老舍与郭沫若，以自己的方式，领导了武汉这个试验田的文化大众化运动。

老舍

老舍（1899—1966）从小失去了父亲，在一个贫苦的满族家庭长大。他基本上靠自学而成才。老舍不属于五四运动中的知识精英，1919 年这些知识精英（上街游行的学生与教授们）以科学与民主的名义挑战中国传统文化。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老舍到美国与英国留学。1929 年，他回到了北京，一年以后搬到济南，在那里他教授英语，并开始创作小说。老舍最初的作品是模仿西方文学的短篇小说与独角戏，发表在北京本地的报纸上。他第一部最畅销的著作是连载小说《二马》，讲述的是北京满族邻里间的生活。在他的故事中，他再现了北京方言与胡同街区里的生活。这种关注是新鲜的，本土化的，但是如果与当时巴金、茅盾、丁玲及徐志摩等人带有批判色彩的知名小说相比，老舍的作品使他处在主流作家之外，巴金等人所描绘的是中国城市上流社会家庭生活中信仰的破裂与困惑。由于老舍的作品强调方言与地方化，很多人包括五四运动中一些有名的作家，如鲁迅就认为，老舍的作品虽好，但有局限性，作品狭隘且缺乏深度。对此，老舍全然不予理会，他以说书大师的称号，以及作品受到普遍欢迎而引以为荣。他的经典著作《骆驼祥子》在 1936 年连载，曾轰动一时。

老舍跟不上北京、上海五四运动那一代作家步伐的另一原因是他厌恶政治。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他因不愿意参加新文学运动，故从来没有获得主导中国政治的任何一个列宁式政党阵营的信任。他与国共两党的文化部长（前者是叶楚伦、陶希圣，后者是周扬、胡风、冯雪峰）关系都比较疏远。30 年代早期，虽然日军对华北的侵略深深地搅乱了老舍的生活，但是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即使他需要这么做，他也没有任何参加正式的游行抗议活动。老舍与鲁迅及上海的左翼作家联盟虽有联系，但仍保持了较远的距离。他结交的唯一一个、并保持了长期友谊的政治人物，就是北方军阀和民粹主义者冯玉祥将军。冯很早就是老舍的崇拜者，他把老舍的短篇小说当做识字课本教材，教士兵认字。

1937 年 7 月 7 日，老舍正住在北京西南郊区，离卢沟桥只有几十英里远。当时中日军队交火，南京政府正式对日宣战。随着日军快速占领北京，老舍离开妻子与家人，只身南下报道日军的侵略行径。在穿越华北平原时，农村与集镇中充满了恐惧与惊慌的情景使老舍感到震惊。为此，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向大众描述了普遍性的毁灭与难民的苦难。这些文章尤其是对在韩复架放弃省会济南之后的山东所发生的情形进行了着重描述。

1937 年 12 月，老舍来到了武汉，起初他与一个朋友住在武昌华中大学一个很小的公寓里。几个星期之后他搬到汉口，帮助冯玉祥将军在一个高墙围着的名日叫“福音堂”的大楼里组织了一个作家天地。参加这个团体的有他的好友吴祖湘、何容、老向（王向辰）。在这里他找到了合乎他兴趣的氛围：“这里有树，花草，鸟，还有一个大院子：锻炼是没有问题的，跑 100 米还不用转弯……这里的人虽很多，但是秩序井然，所以我能自在地读写。感谢能有这样一个空间和安静、平和的人们，让我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进行大量的创作。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与冯先生。”因有冯玉祥的经济与政治支持，老舍、何容与老向成功地创办了双月刊《抗到底》，该刊物向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短篇小说、歌曲和漫画，以及鼓励半文盲工人阶级的戏剧作品等。杂志的编辑们承诺要在语言与形式上进行创新，以便普通士兵都能够读懂，并吸引更多的城乡读者。

老舍和他的同事们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旧瓶装新酒”，这个口号是他们从历史学家顾颉刚 （1893—1980）那里借用来的，后者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起了通俗读物运动。顾除了创办一个通俗读物出版社外，还推出了一个周刊。到 20 年代末，他收集了 13000 万多首民歌。30 年代在抗日情绪的推动下，顾主持编印了北方大鼓词曲读物，宣传抗日，这种词曲的印刷本首次印刷后，在几天内就卖出几万本。到 1936 年，顾在北京开了一家大型出版社，该出版社在一个星期内推出 8 种册子与几种小报纸，所有这些都是用简洁语言和民间形象及短语写就的作品。北京陷落之后，通俗读物编刊社把设备与人员搬迁到武汉，目的就是要与老舍及其同事一起工作。

从政治上讲，老舍的活动对 1938 年春天由上海来到武汉的新文学作家所享有的战时宣传权威提出了挑战。3 月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武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老舍告诫自己的同行说：“忘记自己是一个文人，换句话说，忘记莎士比亚与杜甫，把自己变成一个乡村说书人。”老舍在大会上呼吁协会的作家，在“文章下乡，文章人伍”的口号下，多写一些大众作品。因此这个口号与老舍关于大众化的思想，成为那个协会代表性的出版物——《抗战文艺》的主题。到了夏天，据报道，这个协会每月为士兵出版 10 个小册子，为大众市场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杂志和其他出版物，名称诸如《弹花》、《人人看》、《战潮》、《老百姓》，以及老向的“抗战三字经”，后者在出版后的头一个月就卖出了 5 万册。

▲《抗战文艺》创刊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刊，1938 年 5 月 4 日在武汉创刊）

起初，老舍似乎赢得了这场文学战争的胜利，不过这个战争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到夏天，老舍的通俗读物运动遭到了强大的抵制。抵制主要是来自从上海过来的“左联”成员。正如历史学家梁堪（音译）在最近一篇论文中令人信服地指出，战时关于大众化的观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扎下根。批评老舍及其追随者的人认为，老舍正在攻击从五四运动就已发起的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学运动，而这个新文学运动到 30 年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就是要提高人民大众的“觉悟”。换句话说，“到部队里去”的口号是好的，但是“旧瓶装新酒”的口号不能让人接受。4 月，左翼作家在《七月》编辑部汉口办公室聚会，《七月》是邹韬奋诸多月刊中的一种，由共产党员胡风主编。在会议上大家认为文学的通俗化必须意味着“大众化”。盲目地模仿旧的文化表达形式，从政治上讲是危险的，因为它将导致“投降主义”，即容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与政治的邪恶。颇具影响力的共产党作家冯雪峰（1903—1976）也明确地指出，当面向大众演说时，作家需要追求社会主义的目的：

事实上，七八年前就开始艺术通俗化运动，其不可歪曲的特定含义现在是清楚了。它们包括以下几层涵义：主导人民文化与艺术生活；通过培养从人民中来的作家，创造人民革命性的 艺术；派作家到人民中去体验人民生活；创造新的艺术形式与内容；先学习再用通俗的语言创作；把革命文化引入到提高人民教育水平的文学运动中去，以达到启蒙的目的；最后，用简单而通俗的艺术形式进行革命宣传。

冯与其他人认为，老向的通俗“抗战三字经”开了这样一个坏头：它的传统形式太有限了，“把我们带到古典中国的泥沼之中。”

看来，组织作家向教育程度不高的民众进行演讲的努力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也是不成功的。“左派”批评家使得老舍前番努力受挫。当然，就“旧瓶装新酒”的口号而言，知识分子之间并不是极端对立的。一些有名的作家如茅盾等，就寻找中间立场，与两边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事实上，茅盾也是采纳了老舍不少“旧瓶装新酒”的技巧才使他的周刊《抗战》获得一定声望的。不论怎样，站在“通俗文艺”一边的人们很多，左联作家的观众有限。尽管组织良好，并愿意在他们的出版物上花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但是主办《救中国》杂志的年轻左翼，作家如胡风等，在越过教育程度高的学生与教授而向广大民众进行宣传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却不甚理想。在武汉，更多有代表性早根作品不是由左翼作家，而是由老舍及其同事所创作的。

▲1938 年 3 月 27 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负责“文协”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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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老舍似乎处在其创作生涯的高峰期，在 10 个月里，他创作了 5 部戏剧、2 本小说、12 篇短篇小说（很多发表在《抗到底》上〉，和一批批判性文章，努力规劝他的同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们加入到接触大众的活动中去。在这一时期，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未完成的小说《蜕》，其中 16 个章节已发表在《抗到底》上。这个小说的开头是以华北卢沟桥事变的余波为背景，对与上百万人群一起从京津地区逃出的 5 个学生的命运进行了追踪，他们准备向济南或更远的地方逃去。在路上，这 5 个学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合作者的背叛等，最后这些经历促使他们下决心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老舍的独幕剧《保卫大武汉》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它可能是那一时期演出次数最多的剧目。

年轻作家韩素音记载了 10 月中旬的一次演出情景：这个表演缺乏我们在北京所习惯的那种艺术形式。在这些表演中，现代的服饰，粗糙且缺乏韵律感的台词，对我们来说都觉得奇怪，甚至有点粗俗。但当每一次爱国主义的热忱话语说出来之后，观众掌声雷动，以至很难听清楚其他的台词。表演往往中途被打断，向人们宣布前方最新取得的胜利。人群雀跃欢呼，大声呼喊：汉口有救，武汉将能够坚持。

老舍在武汉的使命感有着浪漫而富有幻想的特质。他是爱国的，承诺要把文化送到大众中去，而他又不太关心政治上的对与错。为了团结，他要求同伴们放下阶级与党派成见。新的文化大众化的运动是为将来长期战争做准备，旨在唤醒民众，为他们提供“精神食粮”。在这一点上，打败日本的关键是运用传统的民间形式，提供爱国主义教育，停止老百姓的通敌行为。但是在他所吁请的人群中，大多是那些从北京和上海来的、有着更多正规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难民们。老舍感觉到了这些人在通俗化运动中的不经意与冷淡的态度，于是不断地强调他所做的只是在倡导 1919 年五四运动民主精神，使之复活。

疫情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也将长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多双眼睛，继续观察、记录时代中的危机与转变。这些真挚而沉重的纪录，我们会留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