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倒翁小姐姐”谈起：被符号化和消费主义裹挟的女性_风闻

来源 | 贞观（zhenguanclub）

作者 | 弥涅瓦的猫头鹰 （复旦大学传播学在读博士）

“不倒翁小姐姐”的符号化：资本、政治、男权的多重逻辑

在陕西疫情走势积极向好时，“不倒翁小姐姐”率先复工了。

2月25日，在某媒体的疫情防控公益广告里，“不倒翁小姐姐”冯佳晨戴上口罩出境，示范复工复产精准防疫的正确姿势。3月3日，在西安发布的官方短视频中，冯佳晨又摇起了扇子，向观众推介大雁塔和大唐不夜城。

距离“不倒翁小姐姐”爆红于抖音已经四个多月，冯佳晨似乎还处在网红生命周期的上升阶段。这期间，她为CBA赛事站台，登上了央视小春晚，还受邀去迪拜演出……新冠疫情似乎也没有使她的人气降低，抖音上她以“皮卡晨”账号发布的每条短视频都有上万个赞。

但在“不倒翁小姐姐”这则新媒体缔造的神话中，与数万计网民的共时狂欢相对的，却是冯佳晨本人的在场缺席。一位友人注意到了这个悖谬，她觉着“不倒翁小姐姐”就像一个符号，“在外界看来，她没有性格、没有思想，那么多报道写她，但没有一个能近距离写她。大家似乎只需要她一直摇，她好像也只想一直摇”。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我搜集了2019年11月9日至2020年2月24日以来，关于“不倒翁小姐姐”的4000多篇报道，剔除掉400字以下的文章后，还剩下719篇报道（包括纸质媒体、网络媒体及微信公众号文章）。然后，我对这719篇报道进行了简单的词频统计分析，得到如下一张词云图。

在这张图里，除了“不倒翁”等几个核心的标签词汇外，绝大多数词汇都是围绕着“文化”和“旅游”展开的变体，除此之外，还有少量互联网经济生态用语。时间有限，我未能开展更进一步的主题分析，但仅从词频统计即可窥见，媒体在讲述“不倒翁小姐姐”的故事时，主要运用的是传统文化复兴、网红旅游经济的框架，“冯佳晨”作为一个代号，也仅仅只是一个代号，在媒体的报道中是面目模糊的。

有个别报道采访到了冯佳晨本人，但她的男朋友兼直属领导孙宇似乎总说得比她更多，“她官方是我要求的。很简单，我们是大唐不夜城的员工，是曲江新区的员工，曲江最大的就是文化和旅游业。我们做文化旅游业的，肯定更偏宣传。”在极昼工作室一篇关于冯佳晨的报道中，孙宇这样解释她“官方”的原因。

对这样的“官方”叙事，冯佳晨（或其背后运营者）曾有意无意地做过一点对抗。她会在自己个人的抖音账号上直播工作间隙的花絮，分享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在大唐不夜城试图换掉“不倒翁小姐姐“的扮演者时，“皮卡晨”的粉丝们还在网络上掀起了反对的声浪。但更多时候，她选择了以一枚完美符号的姿态，去契合媒体所讲述的的宏大叙事。

我无意苛责冯佳晨隐匿起自我成为一个人偶型的符号，我更无意引出另一则所谓“人格思想独立的新女性” 神话——这则神话往往蒙上了更隐蔽的中产幻象。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本就是中国网红生产线在2019年留下的齿轮印痕。

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丛林里，具有人格化的标签，是衡量一个网红的终极标准，而往往也是人格化的标签，剥离了他们真实而生动的一面。冯佳晨成就于“不倒翁小姐姐”，这个站在不倒翁底座上来回摇摆的仕女形象，恰好满足了观众长久以来对盛唐的想象，和一部分猎奇的心理；但冯佳晨也束缚于“不倒翁小姐姐”，为了不使观众的眼球和随之而来的资源流失，她只能选择装在“不倒翁小姐姐”的罩子下永远摇下去。

“不倒翁小姐姐”作为符号嵌入文化和旅游的叙事，固然有资本和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但女性本身被客体化、被对象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媒介叙事倾向，而这通常是更习以为常、更具隐蔽性的社会现实。

请让我罗列一些涉及冯佳晨个人生活的报道标题：

“不倒翁小姐姐网红滤镜有多重？看她上综艺生图后，网友：我失恋了”

“有种‘证件照’叫不倒翁小姐姐，当真实颜值曝光后，上天是公平的“

“有种‘意外’叫不倒翁小姐姐吃火锅，没了10级美颜，长这样”

“都被‘不倒翁小姐姐’骗了！15岁就开始谈恋爱，如今已经谈了8年”

“‘不倒翁小姐姐’皮卡晨越来越火，男友坚持守护，如今却被劝分手”

“不倒翁小姐姐被捧成明星待遇，下班被围堵，男友紧随身边”

可以看到，生活中的冯佳晨被不约而同地放在“容貌/恋情”的话语下识别和定义，这并不是偶然，我们的文化想象一个女性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她的外貌，我们的文化评判女性价值的终极标准也往往与男性勾连。

“厌女”的媒介文化：被蔑视与被观看的女性

不只是“不倒翁小姐姐”，在我们的媒介文化中，女性被符号化、客体化的现象比比皆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很多宣传稿都在大写特写女性医护人员的“英雄主义”：从剪头发、剃光头到挺着肚子上前线，再到药物断奶甚至流产十天坚持回到岗位……疫情被赋予战争隐喻的同时，女性在媒体上也化身子宫和乳房，第二性征和生殖器官取代了她们的大脑和双手，外貌、妻职、母职掩盖了她们的个人技能和专业能力。

在男性中心的叙述中，女性同样作为公民参与劳动、贡献价值的事实，被转述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在遭受苦难的集体主义话语，而对她们身体形象的聚焦和描述，则以一种变相的软色情来刺激主流（男性）观众感官，最大限度地动员起对抗击疫情的悲悯情绪。

在关于外国人永居条例的讨论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中国女孩由中国男孩来保护”的声浪。这种饱含着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论调的宣言，自然也少不了男权主义的色彩：

首先，它无视了女性的主体性，将女性想象为弱小、无助、需要男性保护才能生存的附属品；

其次，它将女性看作一种性资源，是他们需要和外国人竞争的性对象——且让我们看看同样的人群所喊出的“欢迎年轻外国女孩永居”吧。

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女性所发出的“中国女孩只属于中国男孩，要么凤冠霞披，要么三尺白绫”之类的声音，在经历五四时期女性纷纷觉醒走出闺门，新中国喊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之后，当代“中国女孩”竟然又回到了“嫁”、“娶”、“贞洁烈女”等旧中国男权对女性的桎梏中。

以上我所列举的这类符号化、客体化女性的现象，实际上是我们当下的媒介文化所呈现出的一种“厌女症”倾向。

“厌女症”（Misogyny），并非常规意义上的憎恶女性，美国哲学家Kate Manne认为，在一些男性的心理深处，对所有女性的憎恨是哲学上无法验证的。“厌女症”是指人们对女性贬低、物化的态度和意识，在男性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性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弃”，“当女性表现得不像她‘应该’表现得那样时，厌女症就会发挥作用了。厌女症是性别歧视的强化结构。”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中，细致刻画了日本社会的种种厌女现象：从文学美术到社会事件，从家庭关系到天皇制度，从女校制度到娼妓圣女……同时，上野千鹤子还以Sedgwick的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概念为依托，提出了厌女症的理论机制：为了维持男性集团的主体性和优越性，需要将女人“他者化”，视为欲望客体，加以蔑视。

这种蔑视，很多时候是显性的：譬如招聘时标明只要男性，宣称“女子无才便是德”，嘲讽董明珠作为企业家的强势，断言刘强东性侵案爆出是“价格没谈拢”。有些时候，这种蔑视又是隐性的：通过制造出一个个母亲神话、家庭神话、贞洁神话、浪漫神话、美貌神话，以欣赏和赞美女性的糖衣外壳，将女性物质化、客体化、景观化，使女性所能施展的天地限制于內帷之中、身体之上、两性之间。

​在这种时局下，我们的媒介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畸形面貌：一方面在形式上越来越后现代和赛博化；但另一方面在内容上，许多落后的、倒退的价值取向以更具迷惑性的新技术形态为外壳迅速回潮。这其中，有对女德的倡导，有对驭夫术的鼓吹，有对自强女性的嘲弄，有对新女性的荡妇羞辱，有对单身大龄女性的污名化，还有对女性外貌和身体的高度物化和变相售卖。

不客气地说，正是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媒介文化氛围，将包括女性的形象（以及更为广义的媒介形象），逐渐异化成为一种可供多方窥视的景观，也异化成男权社会的一枚功能性符号。

这种饱含“厌女”倾向的负面凝视，及其背后潜藏的文化逻辑，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侵蚀了我们的媒介文化：它首先暗示“颜值即正义”，其次暗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鼓励女性将外貌和婚恋作为建构自我认同、维护人际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最有效证券，并借助现实环境中的升学、就业、婚姻、生育政策等对女性形成一系列结构性的压制。

John Berger在《观看之道》中提出了“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这一观点：“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别人观察。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女性自身的观察者是男性，而被观察者为女性。因此，她把自己变作对象——而且还是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

在男性霸权的社会，整个媒介话语是男性中心的话语，女性注定要遭到象征符号上的消解，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物质化、客体化、景观化，或者根本不被呈现。女性有意无意间也将自己的话语进行了重组，沦为男性话语中心化的多功能玩偶。

截图来自《请回答1988》

新危险：消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伪赋权

在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制造了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平等并没有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物质条件的不平等是无可辩驳的。后来兴起的消费社会则许下了平等的诺言：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政治游戏，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来消除人们之间的内在矛盾，但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幻觉，下层社会的人企图通过相同商品的消费跻身上流社会是极其困难的。

鲍德里亚从阶级的角度论证了消费为当代资本主义提供的合法性依据。事实上，在当今社会，消费在性别领域同样制造了一种平等幻觉，从而强化了男权文化结构。

“女人要精致、优雅，要有仪式感”，“你要学会花钱，投资在自己身上”，“天天上健身房的自律女性才拥有未来”……在媒体的硬广与软文中，随处可见这类天花乱坠之辞，包括商家所打造的“三八女王节”、“女神节”，实际所指向的都是商品的消费。当女性与“买买买”画上等号时，消费主义便窄化了女性的生存空间，职场、专业领域里女性的身影将不再彰显，女性的价值只存在于穿Prada、拎Chanel、用La Mer，在五星级酒店喝下午茶，去北海道新西兰黄金海岸度假……

而当越来越多女性陷入消费主义陷阱，自身的劳动收入又不足以支撑欲望时，她们只能把希望再度寄托在男性身上，于是又出现了一系列偷梁换柱的说法：什么“老公不给你买包就是不爱你”，“送没送YSL星辰口红，是要不要换男友的标准”，“爱她就给她一个家（房地产广告）”……陷入消费主义泥潭的女性，就轻巧地在商家的诱导下地将物质压力转到了男性身上，而作为对这种转移的买单，她们也不可避免让渡了一部分独立自主，再次沦为男性的附庸角色。

在消费主义的催生下，媒体上还兴起了一则“新时代独立女性”的神话，譬如《欢乐颂》里的安迪，《都挺好》中的苏明玉，这是我们当下的媒介文化所追捧的“大女主”，“大女主”通常都头脑清醒，性格独立，行事果断，最重要的是，她们有钱，她们出则乘百万座驾，入则拥千万豪宅，她们有能力为自己的欲望买单，有资本撑得起时尚优雅的品味。

事实上，所谓的“大女主”式“新时代独立女性”，实际上强调的是“经济独立女性”，这是一种消费主义语境塑造的“虚假独立”，无论是《欢乐颂》还是《都挺好》，对“大女主”如何叱咤职场着墨得其实并不多，包裹着她们“独立”内核的更多是姣好外貌、精致生活、事业恋情双美满，是消费主义方方位位的伪赋权。更甚者，她们在职场上的优势要么来自父权化身的提携，要么来源于其本身所属阶层赋予的资本，而这一方面是一种变相的矮化女性，另一方面则忽视了性别不平等背后更严重的阶级不平等问题。

与消费主义一同成为新危险的还有文化保守主义。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文版序言中曾感叹到：“‘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充满豪迈之气的口号，我们是从社会主义中国学到的。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到我们耳里的，净是什么‘企业喜欢男生’‘女性就业难’之类，和资本主义没有两样。当我得知‘妇女回家’现象时，着实吃了一惊；日本女性希望挣脱主妇处境，难道中国女性反倒想回家当专职主妇吗？”

文化保守主义将中国传统父权-男权文化以一种儒家思想复兴的形式理想化，宣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要重新规训女性，再造秩序，回归安稳。他们教导女性除了“上得厅堂”还要“下得厨房”，他们宣称“拒绝喂母乳就不是个好妈妈”，他们给女性洗脑“嫁人嫁得是一个家庭”。这不只是一小撮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给封建礼教招魂，而是已经浸染在了我们整个媒介文化中的倾向。

让我们回到刚才提到的“大女主”剧。《都挺好》里苏明玉终其40多集不过是为与原生家庭和解，职场“白骨精”最终放弃事业成为现代新标杆“孝女”；《欢乐颂》打着女性独立、职场奋斗的幌子，却仍旧逃不开个体价值依旧要靠男性和家庭来加持的观念。更别说《甄嬛传》、《延禧攻略》这些古代“大女主”戏，完全就是在男权给女性圈画一亩三分地里，与同胞争个你死我活。

在“慈母”、“贤妻”、“孝女”等明晃晃规训女性的标签外，文化保守主义还以“驭夫术”等隐性策略给女性洗脑，将“出走的娜拉们”重新拉回內帷。Ayawawa手把手教女孩们如何示弱让老公在房子上加自己名字，营销号不厌其烦吹捧大S的“剥虾论”抓住了汪小菲的心，而女性自己也以攥紧了老公的银行卡和手机密码引以为傲，深觉在两性不可言说的战争中已经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所谓“驭夫术”实质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自我物化，它首先预设了一个男性的权威主体，然后将女性放在一个需要将自己作为性资源去换取权威主体物质资源的弱势地位，掌管家庭财政大权、紧紧抓住老公的心不过是文化保守主义制造的伪赋权幻觉，其结果只能使本就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滑向更为倾斜的天平，也让女权运动发展100多年来所争取到的社会地位和权利走向倒退。

截图来自《问题のあるレストラン》

走向抵抗：媒介没告知的和我们需要警惕的

在我的闺蜜们相继生儿育女前，我从不知一位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前三个月，每天晚上需要每过两小时爬起来给孩子哺一次乳。对很多选择喂母乳的妈妈来说，睡不了一个整觉的状况需要持续半年甚至一年以上。

这样的认知让我非常震撼，在那之前，我对结婚生子的想象不过是洒满阳光的起居室，热气腾腾的早餐，忙着出门上班的丈夫，还有孩子幸福的笑脸。这是人类社会化三大中介之一的媒体向我们描绘的当代婚姻生活的中产图景。

我们的媒体不会告诉我们，女性生产后消不掉的妊娠纹和撕裂的阴道；

我们的媒体不会告诉我们，因为性别歧视女性丢失了多少工作和晋升的机会；

我们的媒体不会告诉我们，有多少女性在婚姻中遭遇家暴但无法获得法律支持；

我们的媒体也不会告诉我们，消费了再多商品获得男性再多“亲职投资”，个体价值和意义依旧无处安放。

我们的媒体只会鼓励我们生二胎，“一个孩子太孤单了”；

我们的媒体只会渲染杨幂少女般的身材，仿若那是产后女性的常态；

我们的媒体只会声称“你貌美如花，我赚钱养家”，却忽略女性需要付出的家务劳动；

我们的媒体只会聚焦大女主的“所向披靡”，而无视真实的职场生态下女性需要去对抗的种种艰难险阻。

我们的媒体力图在一个个母亲神话、家庭神话、美貌神话、浪漫神话上洒满糖霜，却不愿去呈现女性在现实里的真实处境，也很少提醒神话虚幻的光影背后是更大的风雨和暗礁。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一些医院领导会驳回女性医护人员的卫生巾需求；我们也会看到，女性前仆后继将自己打造成男性所希望的样子却屡屡遭遇神话破灭的境地。

自1971年Berger和Luckman提出关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经典论述以来，许多学者和实践者都强调了大众传媒在知识和文化生产中的强大作用。作为公共话语的主要提供者，媒体不仅设置了公共话题的议程（Rindova等，2006），还提供了“社会事件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模型，以及使这些模型易于理解的普遍的知识和态度结构”（Van Dijk，1988）。

可以说，媒体塑造、传达以及合法化某种形式的现实，并在“现实的建构中发挥构成性的作用”（Moscovici，1976）。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当下的媒介文化实际上是男权文化的媾和者和男性中心话语的实践者。就以媒介制造的美貌神话来讲，我们的媒介文化无比追捧女性的美貌，无数女明星因为外貌和身材而不是作品上热搜，“颜值即正义”、“看脸的世界”、“长得好看比什么都管用”是媒介叙事和现实生活通行的逻辑。

但Naomi Wolf在《美貌神话》一书中却驳斥，这是一派胡言：“美貌不过是被当成了黄金一样的货币体系，并成为现代西方世界用以保证男性统治高枕无虞的最后、最好的价值体系，以美貌为标尺（强加的具有文化特色的生理属性），男性按等级给女性定义了个人价值，事实上在表达这样一种权力关系：女性必须奋力争夺资源，男性却早已将资源据为已有。”

而女性为了提升颜值、保持身材，倍感压力地控制饮食、寻求消费，将精力与才智都耗费在身体与外表之上，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公共事务参与权拱手让给男性。Naomi Wolf认为，这是男权势力在试图“通过美貌神话化的方式可以继续操控女性，达到控制整个社会的目的”。

在当下的文化中，如何去识别男性中心的媒介话语，进而去反抗并改善女性的处境，这是我们所迫切需要去思考的。

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将反抗分为公开宣称的反抗和琐碎的日常反抗，女权事业固然需要以战斗的姿态向一切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公开发起斗争，但也需要每一个个体在具体的生活中在琐碎的事务中开展日常抵抗。

而我认为，在当下社会无孔不入的媒介生产和定义着我们的现实的情形下，提升媒介素养，对媒体的种种歧视、陷阱和神话保持警惕，是每一个女性包括男性都需要在日常中习得的能力。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可能很容易被责备为过度敏感，但我们既然决定要反对性别歧视，去改善女性在现实中的处境，这就是我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应当做好的准备，我们不应因此起彼伏的责备声而自责，也不应为此停下脚步。

与此同时，我们要警惕的不是男性群体，也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体，而是让我们深陷这样处境的父权和男权的制度和文化结构。女权不是女性对男性群体的斗争，它关乎的是改善一半人口的处境，也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它应该成为所有女性和男性共同的事业。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