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被歪曲的新疆（上）_风闻

一刀西域图志

游走在新疆的山川大地，记录新疆的山水人文，追寻新疆的历史传奇。

我不是一个金庸迷。虽然我的青春期正好是赶在了一个“男看金庸，女看琼瑶”的时代。

对于金庸的小说，自己当年正儿八经读的，也就是一部《射雕英雄传》和半部《神雕侠侣》，其余的，则都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断断续续翻看的，其实直到今天，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我也没看全过，包括电视剧。

但实际上我接触金庸并不算晚，而其还是来自当年的一位上海籍体育老师，没错，我对金庸小说的认识是体育老师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金庸的小说刚刚进入大陆，新疆人民别说见到了，听都没听说过。而当年我们的体育老师，则开风气之先，通过上海的亲友，拥有了金庸的小说，而且他对金庸显然是痴迷到了不务正业的程度，因为他老人家体育课上不搞任何体育运动，而是坐在讲台上给我们一帮孩子念金庸的小说，硬是把体育课变成了诵读课或者说武侠小说赏析课。

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会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借口不适宜户外运动，坐在教室里给我们读金庸小说，后来似乎不管天气好不好，都在教室里读，读的便是金庸的第一本小说《书剑恩仇录》。但即使如此，那部书好像读了一个学期，到最后也没读完。

▲  当年体育老师给我们读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版本

其实，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金庸的小说都没什么正儿八经的认识，虽然后来曾看过一些关于金庸及其小说的著作，包括孔庆东的一本，甚至还有幸还见过一次金庸。

印象中，金庸好像只来过一次新疆，和棋圣聂卫平在天山的天池上搞了一个什么“天山论剑”，当时新疆的各个媒体都报道过，比如有的媒体就以金庸所说：“我的前世是新疆人”这句话做标题。

但实际上，金庸至少还说过自己的前世是大理人。

▲  可能在金庸很多次的轮回转世中，有一世是新疆人，一世是大理人

那次我也代表着一家媒体去了，不过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当时我为什么也跑了去，倒是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就是当时在天池不断的有人过来找他签名，一个小朋友拿个了大签名册，说自己叫“某yì”，金庸问是哪个“yì”？小朋友说：是贤能的那个yì。

我还正在想到底这是哪个“yì”的时候，金庸便已经点点头，在签名册上写下了“乂”。

说实话，我此前一直记得这个“乂”的意思是割草，引申出来的是治理和安定之意，因为在传统文化里，对草民治理以维持安定，自然是要使用割草的手段——总之是没记住还有贤能的意思。

▲  这是当年我写的稿，属于凑数性质 

对于金庸的小说，我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是推崇的，曾经还在当年一个著名的网站上，和人争论过金庸的小说到底能不能收入中学课本这个问题。

当时对方持反对态度，做痛心疾首状，而我则是支持的态度，因为《水浒传》早都成经典进了课本，为什么金庸的小说不能进课本？

而对方则摆出一幅高高在上的姿势，大扯了一通什么《水浒传》有着深刻的意义，反封建反压迫，有着农民起义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目的云云，看其行文，倒很像是一个擅长勾划中心思想的语文老师。殊不知《水浒传》在当年，也不过就是从上演市井传奇的小剧场到武侠小说罢了。

而《水浒传》中的崇尚嗜血、轻视普通人的生命、仇视女性，讲义气不讲原则等等游民属性的糟粕比比皆是，金庸的小说则始终有着当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核，对方对此却视而不见，选择性失明——或者本来就瞎也不一定。

由此可见当年我们的语文课，教育出来的都是一帮废物，单从这个角度来讲，金庸就要比他们超出好几十个银河系的距离。

但即使如此，我依然算不上什么金庸迷，虽然在以往讲述新疆历史的文字中，偶尔会举金庸小说里的例子，其实主要就是好用，大家都熟悉罢了。而且事实上，随着我对新疆历史的不断关注，逐渐发现，在金庸小说中的新疆，反而是非常有问题的。

我说的不是小说中对新疆景物的那些描写，因为那些描写虽然大都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但作为小说，这无关紧要，只不过对一个新疆读者来说偶尔会出戏罢了。

金庸小说中对新疆认识真正有问题的，是对新疆历史的误读与误导，这一点在其晚年不仅没有改变，似乎还更为明显。

在金庸的小说中，和新疆大面积有关的，一部就是体育老师给我们读的《书剑恩仇录》，另一部则是《白马啸西风》。

其中《书剑恩仇录》作为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远没有后来的作品成熟，《水浒传》的影子很明显。有人说《书剑恩仇录》受梁羽生的影响也大，但我一样也不怎么看梁羽生，好在《水浒传》读的比较熟，因此看书中的红花会，差不多就是一个清代版本的梁山聚义厅，连喜欢将出阵的英雄豪杰绰号加名字的罗列一遍这点，都与《水浒传》如出一辙。

▲  《书剑恩仇录》插画，颇有点梁山好汉抓住高俅的感觉 

金庸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会选择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也会出现很多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比如《神雕侠侣》里的忽必烈、《倚天屠龙记》里的朱元璋、《鹿鼎记》里的康熙、鳌拜、李自成、郑克塽等等。

《书剑恩仇录》的时代背景，设立在乾隆年间，金庸所选择作为背景的历史事件，是发生在新疆的大小和卓之乱。

书中的所谓回部老英雄木卓伦，原型人物就是大小和卓的综合体，所谓香香公主，原型即俗称香妃的容妃。

▲  疑似香妃（容妃）画像

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将仇视中华文明，叛乱的大小和卓描写成了正面人物，而将稳定新疆，进行平叛的兆惠及清军极力丑化。

▲  真实的兆惠画像

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也可以对某个取自原型的人物重新设定。但问题在于，进行虚构或者重新人设，所反映出的，是作者的历史观。

而更关键的在于，很多人会误将小说当做信史来读，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基本上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对三国历史的认知都是来自这部小说而不是陈寿的《三国志》。

也正因为如此，大热的连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几个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重要角色，就不能使用原型的名字，贺知章、李泌、李林甫、高力士、岑参等等就改成了何执正、李必、林九郎、郭利仕、程参等等。免得吃瓜群众信以为真。

而做为影响力巨大的金庸小说，就更容易影响一般人对历史的认知。

那么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这一段历史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在《书剑恩仇录》中，回部与清廷纷争的起因是所谓一部《可兰经》（即《古兰经》），是因为兆惠要控制回部而抢走了这部取自麦加的珍藏版经书，这个设定本身就经不住推敲，如果说抢走某个群体的一件什么圣物就能控制这个群体的话，那么是不是抢走钉死耶稣的十字架就能控制基督徒？抢走佛骨舍利就能控制佛教徒？或者我们抢走《大宪章》和《独立宣言》的原本就能控制英美？

我觉得这样做除了拉仇恨、找事情、引发冲突之外再无任何意义。

而且在小说中，回部还与红花会这样的汉人帮会结盟，事实上这种可能完全不存在，因为当初大小和卓的反叛，目标非常明确，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要消灭“卡菲勒”，也就是异教徒——除非红花会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否则早就被灭的渣都不剩。

这里有个概念需要再次强调一下：迄今为止，很多人还是将“回部”“回人”的“回”当做今天的回族人。没错，某度百科上直到现在还是这么说的。事实上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书中对这一概念似乎也没怎么区分，往往写作回族，不过在其修订版本中，新增的最后一章倒是出现了一个“回吾尔”的叫法，比较奇怪。

所谓回部，如果是指族群的话，是满清对几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境内族群以及藩属的称呼，主要是指今天的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和回族等，这一点和今天“回”的概念不同。

而如果回部作为一个地理名称的话，那么就是专指今天新疆的南疆。因为这里是以回人为主的聚居区域。因此所谓“陕甘回乱”，在清政府那里的正式全称是“陕甘新疆回乱”，是包括阿古柏之乱在内的。

历史上大小和卓之乱的真正起因是小和卓霍集占想趁着清军与准噶尔人争战，分裂南疆自立，继而恢复先祖的荣光继续东进，也就是向中原地区推进所谓的“圣战”。因此主动与清廷宣战，扣押杀害了清军将领。

那么乾隆最初又是怎么看南疆回人的呢？

初期的乾隆认为，南疆的回人为农耕的族群，性格柔顺、听话，与汉人无异，而不似游牧的准噶尔人，桀骜不驯，反复无常；其次乾隆认为自己是将大小和卓兄弟从准噶尔人的手中解救了出来的恩人，对方一定会知恩图报。

事实上，乾隆最初的想法就是对南疆进行羁縻式的管理，直白的说就是让大小和卓自治，南疆成为一个藩属就行了，并没有考虑直接派遣官员管理，但没想到大小和卓自己跳出来与清军为敌，这才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而在大小和卓叛乱之初，乾隆实际上一直主张对大小和卓进行安抚，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即使到了最后，也只是明确对大小和卓兄弟及个别骨干分子绝不宽宥，其他人等只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不再叛乱，就不予追究。

但在《书剑恩仇录》中，这些历史背景全部被剔除和替换，清军成了对回部进行压迫、作恶的邪恶力量，将历史完全进行了颠倒，而清军后期平叛的主帅兆惠更是阴险毒辣，“残忍鸷刻”。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的关键战役黑水营之战，也完全被篡改。

历史上的黑水营之战是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的转折点，简单地说就是清军在南疆的军事行动跌至谷底的最低点，随后便转机，开始一路走高。

关于大小和卓之乱，我在微信公众中发有专门的系列，包括整个战争进程以及黑水营之战等都有详细的文字。不过在这里为了方便阅读，还是简单梳理几句。

清廷平定大小和卓治乱总体上可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军主帅雅尔哈善因为指挥无能，久围库车城不下，损兵折将，导致乾隆临阵换帅，将雅尔哈善撤职处死。

第二阶段是乾隆从北疆调任兆惠为帅，大小和卓阵营的霍集斯家族投诚，阿克苏、乌什纷纷归顺清廷，南疆塔里木盆地北缘城镇尽数被清军掌控。

第三阶段就是黑水营之围，清军跌至谷底，兆惠被围，达三个月之久。塔里木盆地南缘重镇和田反复易手，双方处于胶着状态，兆惠岌岌可危。

第四阶段黑水营之围被解，清军在充分准备后全面进击，大小和卓溃败而逃，被清军一路追杀到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最在异乡被处决。

▲  清廷绘制的黑水营之战被解围场面 

而黑水营之战的起因，其实就是乾隆的轻敌冒进。

在清军取得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一系列胜利后，乾隆在清军兵力、马匹、后勤保障均不足的情况下，急不可耐地反复催促兆惠出兵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叶尔羌（今莎车）与喀什噶尔。

无奈之下，明知准备不足的兆惠硬着头皮出征，结果身陷重围，被困于叶尔羌河畔的喀喇乌苏，即黑水，结营自保。但即使如此，一万余人的叛军，仍然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始终无法拿下被围在树林里，外无救兵，内部缺乏粮草弹药的4000左右清军。战斗力之渣由此可见一斑。

▲  黑水营之战的位置

而在《书剑恩仇录》中，黑水营之战的起因成为兆惠自大狂妄，率兵进攻，双方的兵力也彻底反了过来，成了清军兵力优于回人，清军在进攻叶尔羌城的过程中，先后身陷沼泽、进入叶尔羌空城被火烧、遭遇雪崩等，步步吃亏，损失精兵动辄以万计。而回人一方则斗志昂扬，以少胜多，奋勇争先，以此来表现清军的无能与回人的英勇。

这些所谓的虚构，只不过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即清廷一方是邪恶的，而回人一方是正义的。

▲  《书剑恩仇录》插画中的清军形象

我们知道金庸是所谓的左派，如果从左派的角度出发，自然是反封建、反压迫的，首先应该踩在脚下的就是剥削劳苦大众的总头目皇帝老儿。因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便成了颠扑不破的信条。只不过即使中国社会在极左横行的时期，连黄巢、张献忠、洪秀全这样的人渣都被吹成了神的年代，也没有出现为分裂新疆，发动圣战的和卓“平反”的情况。而金庸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受到了当时大环境的影响。

在东南亚华人中，因为晚清政府的腐朽颟顸，形象十分恶劣。而东南亚华人又开风气之先，接受西方文化远远早于内地、深于内地，更是与辛亥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对满清异常厌恶，只要是满清的，就没有一样是好的，就要反。

我曾经和一位伙计看香港拍摄的清代武侠剧，那位伙计就对我说：香港演员一点也不敬业，演清朝人，头也不剃。

的确，在香港诸多以清代为时代背景的影视剧中，演员大都是不剃头的——至少以前是这样——而是直接在后脑勺上加一个辫子了事。

▲  周星驰、刘松仁与李连杰分别在《鹿鼎记》《洪熙官》中的发式

清代真正的发式，早期是基本整个脑袋剃光，只在后脑部分留一撮头发不剃，编成辫子。后期则逐渐放宽，只将脑袋的前半部分剃光，后半部分蓄发留辫。

▲  清代各个时期真实的发式

但香港影视剧里不剃头的清代发式，还真不完全都是人家演员不敬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当初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对满清政府的厌恶，影视剧为了不引起观众的反感，保障收视率上座率，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一直保留了下来。

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能看出，当时包括港台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对满清政权是多么的反感。而金庸在创作《书剑恩仇录》时，便有可能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但即使如此，以金庸华语文学如此大的影响，出现这样对历史原则性的颠倒，就颇有问题了。

据说冯其庸作为金庸的书迷，还专门到新疆查找《书剑恩仇录》中提到的一个叫“玉旺昆”的地名，而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杜撰的地名，根本不存在。

作为一代大学者、红学家，尚且会将小说的虚构将信将疑，更何况普通人呢？

再顺便说说所谓香香公主。

很多人受野史、戏说的影响，都以为所谓香妃是小和卓霍集占的一个女儿或者一个小妾。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显然也是采用了这种说法。

▲  《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与香香公主的插画

但真相是，香妃一家虽然是大小和卓的亲戚，但却在大小和卓叛乱后，先是远走他乡躲避，也就是不参与。随后又归顺清军，协助清军进行大小和卓的平定，完全是大小和卓的对立面。

香妃的曾祖父与大小和卓的曾祖父是亲兄弟。在大小和卓并平定后，香妃这一脉都搬到了北京。香妃的叔叔额色尹被乾隆授予辅国公爵位，额色尹的儿子，也就是香妃的一位堂兄喀沙和卓因“勤勉奉职”，后来被加封晋升为镇国公。

而香妃的亲哥哥图尔都，于乾隆二十七年，因“追论攻喀什噶尔功”，也被封为辅国公。因而在清代的一些史料中，记载香妃为“图地公”之妹，图地公就是图尔都——实际上按照现在的译写应该是吐尔地。

所以香妃根本不是什么强行被纳入后宫的。而是按照当时的正常方式，从功勋阶层选秀进入的，被封为容妃。当然，乾隆这一选择，肯定也是有政治上的考量，以期通过容妃牢固和回部的联系——皇帝的婚姻大都如此。

▲  传说中的容妃戎装像

容妃于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离世，享年55岁，葬于清东陵。1979年被考古发掘，但是墓葬已被盗，只找到容妃的头骨和一根灰白色的发辫。

▲  清东陵的容妃（香妃）墓

▲  根据容妃（香妃）的头骨复原的容妃像

按照野史的戏说，乾隆与容妃的关系就完全变了味，什么被纳入后宫的香妃时刻不忘报仇，怀揣利刃，一直找机会要行刺乾隆，后被太后赐死云云，完全是一派胡扯。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不过是戏说，图个热闹，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在这种叙事中，乾隆被暗示成一个欺男霸女之徒，而所谓香妃则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再进一步就是同情大小和卓了。这个逻辑一路发展下来，就成了统一新疆、避免分裂的乾隆成了恶人，搞极端宗教，分裂新疆的大小和卓反而成了悲情人物。

很遗憾的是，金庸不仅仅选择了这个香妃的版本，而且在整个《书剑恩仇录》中，都始终站到了历史上分裂新疆、进行极端宗教的大小和卓一方。

另外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对于新疆地理人文的谬误也比比皆是。

▲  《书剑恩仇录》中关于新疆的插画

随手举一例，在第十四回《蜜意柔情锦带舞长枪大戟铁弓鸣》中，描述木卓伦、霍青桐与手下回众歌舞，是“马头琴声中，歌舞四起”。而实际上马头琴是蒙古人的乐器，回人，或者说维吾尔人根本不用马头琴。而且书中还出现了维吾尔人弹奏冬不拉的描写（书中写为东不拉），冬不拉也不是维吾尔人的乐器，而是哈萨克人的。

维吾尔人用的乐器是都塔尔、热瓦普、弹拨尔等等。

在相同的篇章里，金庸还描写了回人饮用马奶酒，所谓：“几杯马奶酒一下肚，脸上微红，甚是欢畅。”

不过遗憾的是，首先马奶酒也是蒙古、哈萨克等游牧族群的东西，其次这一段前面还在描写木卓伦引用《可兰经》，张口闭口“穆圣说”，怎么接下来就喝开了？不知道伊斯兰禁酒吗？

而且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借着木卓伦、霍青桐等人之口，过来过去的引用《可兰经》，“穆圣说”“穆圣教导我们”等等不绝于书。实际从理论上讲，《可兰经》并非“穆圣说”，穆罕默德只是一个替真主传话的人，而且还不是第一传话人。第一传话人是哲伯拉依，也就是基督教中的大天使加百列，加百列把话传给他，他再传给众人。

大概金庸是觉得在小说中引用《可兰经》还不够，在其晚年修订版的《书剑恩仇录》中，索性在最后又添加了一章《魂归何处》。

从文学角度上讲，本身这一章就是画蛇添足，反倒破坏了留白的韵味。而再看这一章的内容，好家伙，基本上就是用来传播伊斯兰教义的，大段大段地引用可兰经，而陈家洛也哭着喊着要入伊斯兰教。

文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话：“满洲人也是安拉造的。安拉所造的男人女子，有许多不信奉安拉，不遵从安拉的规律，安拉最后会惩罚他们，叫他们失败。”

这意思，是不是信基督、信佛祖、信太上老君或者是无神论者最后都不得好死？这基本就是和ISIS差不多同一口径了。

金庸在这一章的结尾还专门有个注，说“本书中所引《可兰经》之经义、经文，均系根据中文译本或阿拉伯原文及英国企鹅版英文译文对照本”来证明自己所出有据。

我们知道，在金庸的小说中，对儒道释的内容引用的很多，比如《天龙八部》的名字就是直接从佛教中而来，但无论金庸在引用儒家、道家还是释家时，大都是随手拈来，非常贴切，不着痕迹，臻于化境。这说明金庸对这些内容非常熟悉，了然于胸。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金庸在引用《可兰经》时，明显是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地硬凑，十分的生硬刻意。

大概金庸这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精通所有教义的大师吧，无论儒家、道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祆教、摩尼教，从三坟五典、乐府汉赋、唐诗宋词到江湖黑话无一不精，所以才会要如此用力，反倒露出了短板。

顺便说一句，其实金庸所描写的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也有着将摩尼教与祆教（即拜火教）混为一谈的问题，这个就不多说了。

如果说《书剑恩仇录》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是因为有着金庸受到厌恶满清的大环境影响以及不熟悉伊斯兰教、写之前没来过新疆等原因，那么另一部关于新疆的小说《白马啸西风》则存在着无可回避的硬伤。

未完待续……

作者：半路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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