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正撞向冰山_风闻

疫情尚未结束，它正在从中国人的煎熬，演变成全球性的治理危机。而随着我们从风暴中心慢慢走出，反思的方向也更加清楚：一个孤立的社会事件，牵涉的是整个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好几代人在经验和智慧上的传递。同时新的头条已经诞生，并加剧了这种悲剧性的紧迫，一个天才运动员的陨落，一个流量明星的沉没……整体的、个人的危机之下，一代人正撞向一座超越于他们能力的冰山。我们需要重新检视他们，到底继承了什么，抛弃了什么，眼前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一群怎样的人。

这篇文章也是尚未出版的《单读25》的卷首语，今天我们提前发布。英文版将刊登在《悉尼书评》（Sydney Review of Books）。

在溺水中游泳

撰文：吴琦

手机提示我一天有超过 10 个小时都在看它的时候，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了。问题不是所谓的电子产品依赖症，而是我们的生活走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一步，就连特殊时期的紧张和激动，除了手机以外也已经没有别的出口。听到危险的消息，想要拉别人一把，都不知道从哪里伸手。

从 2020 年 1 月 20 日开始警惕起来，已经不算早，但还是比一些更该警惕的人早很多。灾难面前的心理保护机制，首先会把自己放在它的外部，认为可以小心地绕着它走。非典时期的记忆对我来说就是这样。2003 年，还没有进京上学，老家小地方像隔了一层玻璃罩，危机在外面发生，很难体会到强烈的程度。

第一反应是还要不要回家，这次偏偏是在最需要回家的时刻。传染病发生在春节，就像炸药包丢在了地雷阵。如果说中国人还剩下什么信仰，春节大概是其中一个，只有在这段时间，人们不需要外力推动，自觉进行机械性的仪式和流动。当然也包含一些日常比较少见、却突然汹涌起来的善意和热络，我轻易不会去撼动它，过去只有一次因为在国外学习而错过这个节日。甚至尊重它在这个无情年代里成为情感最后的图腾，尽管对新一代人来说，它也时常意味着难以承担的负重。

▲上海虹桥机场，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照片来源：路透社

家人不能理解，觉得我提出的劝告言过其实，当时流行的说法是，抽烟喝酒即可杀死病毒，仿佛连疾病都可以给春节助兴。是我爸电话里流露出的不舍，让我知道自己手里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应该留在北京，而我也得老实地承认，在物质和情感上都没有任何储备，足以让我在这个家国价值被推到最大的时刻一个人度过。我延后了启程时间，更改了交通工具，还是回到了南方的家中。

一切还没有紧张起来，只是微微颤抖。直到大年三十这天，消息终于在全国范围传开，之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得到确认，亲戚们才后知后觉地决定相信这个从北京回来的“外来者”。而我心中的担忧，还是漫过了团圆的欢喜，在唯一一次家庭聚会上（往年这样的聚会一直要持续到大年十五），连努力融入的尝试都没怎么做，始终紧张地刷着新闻。这一次，外面的大事件，即将光临小世界。

大年初一前后，情况依然不明，既有的信息都指向了更坏的方向，但没人有把握做出判断。判断现在是一种特权，把握更是一种忌讳。更普遍的情绪仍是侥幸，既然第一块石头没有砸中自己，接下来可能也不会，但寒冷的空气中，不安的分子在加速运动。也是在焦虑和侥幸之间，我决定提前回京，因为节后要出差澳大利亚，还要面对可能的复工，武汉封城让一往无前的交通网络突然可疑起来，赶在人流最少的时候出发，似乎是风险较低的方式。

以前，我从未见过那些平时剑拨弩张的交通枢纽在春节的正日子突然放松下来的样子，也没见过据说会在这几天变得恬静的大都市，原本以为逆峰出行是一件酷且叛逆的事，一路上体会到的却是千金散尽的冷清和寂寞。

而在疫情之外，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其实是春节联欢晚会，作为符号中的符号，图腾上的图腾，过去几年不断流失观众、遭遇嘲讽的这场盛会，如昙花一现，不再反复播出。它终于无法概括我们此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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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我几乎是坐着澳大利亚政府颁布旅行禁令前的最后一班飞机，降落在了悉尼金斯福德·史密斯机场。许多朋友为我欢呼鼓掌，说这是逆境中的勇士，应该尽情享受“逃离”的自由。离奇的是，我也真像走运一般，享受到酒店提供的特别优惠，被安排在顶层的房间，还附带早餐和酒。心里其实和电梯里偶遇的外国大哥的反应差不多——他看着我寒酸的打扮，惊讶地问候，“你住顶楼啊？”

但距离越远越把我拉回危机之中，在我们这代人获得了完整的教育和现代化体验之后，它是我们迎面撞上的一座冰山，一场大火。我一面心急如焚地继续守着手机，仿佛那才是我的本体，只有它能带我接近此刻最牵动人心的事，一面看着窗外陌生的悉尼，这座沿海港、沿地势起伏流转的城市，错落之间露出了镇定，几周前它刚刚经历山火的威胁，据说市民们也都戴着口罩，躲避在城里四散的烟。但我没有感到庆幸，也丝毫不能放松，一个新的玻璃罩好像漂洋过海出现了，一场瘟疫在我的国家蔓延，而我竟出现在此处，这真令人恍惚。

▲疫情发生后，戴上口罩的空乘人员。照片来源：法新社

与此同时，“封锁”、“病夫”、“中国制造”这些词语在国际媒体上重新出现，被赋予明显的歧视性意涵。在世界政治重新保守化、深度世俗化的今天，它并不令人意外，标榜开放的全球化时代，本来就极少兑现它在价值观上的诺言。只是当我确切地知道就在他们发出这些容易的指责的时刻，无数人的生命正在经历煎熬和危险，便再难忍受这样的冷漠。

我在个人层面上也感到耻辱，不是因为这种来自外部的批评，而是因为每一次它的无效都会有效地勾连起内部的伤痛。传染病本身是现代社会在逻辑上的意外，或者说它携带着强烈的反现代前现代的记忆，使它不仅是一种生理病症，更是一种象征——身体与物体表面的不洁，指向了整体生活的落后。更不幸的是，这种落后如今正被一股虚热所包裹，失去了清晰的自我认识。但我此刻偏偏就在外部走，走在悉尼高高低低的路，夏日的阳光过早地晒在身上，有体温升高的风险，而内心正进行着一场激烈甚至神经质的辩论。那个迎面走来的悉尼人为什么不戴口罩就在大街上咳嗽，他的长柄雨伞是不是用来打人的棍子？

澳大利亚政府的通告看起来严厉，执行却并不严格，还有航班陆续起降，我也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但工作的行程缩短了一半，公开活动和会面全部取消，勇敢的朋友只能冒着风险私下和我见面，更多人通过邮件和电话发来他们的抱歉和担忧，甚至专门下载了微信联络我。酒店前台开始收到他们送来的杂志、书、鲜花和巧克力，明明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决定，却都用个人名义向我道歉，这些意外的问候，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病了。

“自我隔离”是很残忍的，因为自律和自由一样，都是一个人可能对自己提出的最高要求，尤其还多少带着惩罚的性质。戴着这个紧箍咒，我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出门，最后如鬼使神差一般，不断走到那些和中国有关的地方，仿佛执意要寻找或证明些什么。悉尼移民很多，亚洲风味早已细密地嵌入整个城市。在达令港、环形码头的海滨一线，布置了许多十二生肖的装饰，蛇形的顶灯、巨大的牛头马面、长得像猪的老鼠……这些传统的中国元素和海外当代艺术一经结合，立刻会产生一种错位而奇异的美学。高楼大厦之间突然出现一座建制完整的传统园林，象征着广州和悉尼的友谊，有餐厅有茶室，却很少人买票进入。中国城倒是热闹依旧，在“四海一家”的牌匾下，戴口罩的人骤然增多，气氛凝重起来，提醒我应该感到尴尬，仿佛一只刚刚逃走的野生动物，不小心又路过了动物园门口。

几天的联络和等待之后，合作伙伴告诉我，墨尔本不能去了，最稳妥的办法是提前结束旅程。我心里也这样想。转头看微博，就看到在武汉的二环路上，突然奔跑着一只野猪。

从悉尼回国的飞机竟然满员。前排一对情侣一副沙滩装扮，操着京片子，显然刚刚度过一趟快乐的旅程，他们一路说笑，没戴口罩，用行动来嘲笑周围的人反应过度，却在漫长的 12 小时过后飞机开始滑行时，突然争吵起来，仿佛这争吵是不戴口罩的后果。落地后北京又是雾霾，路上人烟稀少，都不再令人意外，我们好像已经在迷雾中走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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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孤身一人，得以全情投入“战斗”。以前看不上微博，觉得社交媒体充斥着个人主义式的表演，读书人嘛，最需要的是与众不同。可是即刻的、众人的危机，首先打碎的就是对个人力量的执着。我们早该知道的，人类需要彼此，社会需要协作。

​被许多学者批评的互联网，并不仅仅是一个赛博虚空，它也是社会的第二现场，潜伏着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联结和可供调动的力量和组织。2008 年汶川地震时，我和同学除了组织捐款，只能去北京的血液中心做志愿者，负责接答突然猛增的献血咨询电话，分担彼此救人心切的焦灼。而现在，素不相识的网友自发形成了各种行动小组，有人整理来自各个医院、家庭和个人的求援、求助，有人致电核实，或者陪伴他们，帮助老人填表，有人把信息统一汇总，传递给相关各方，在本地的人可以参与运输，更有能力的人就捐助、筹款、穿越层层障碍把物资运进湖北……眼前好像真的出现一张大网，专家、媒体、官员和基层干部的意见都能看到，医生、护士、病人、快递员、网红、企业主都在发声，环卫工人、医院护工、非肺炎的病患、家禽瓜果的养殖户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声音也都出现了。情况错综复杂，却不能简单用混乱和徒劳来形容，更严肃的看法是，那些看似虚拟的信息流动，可以落实到行动中，在动态的局面下，人们依然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是微博对我的教育，和 2008 年相比，也是真实的进步。一方面个体依然重要，因为涉及到言论的来源、语境和可信度，但更广泛地看，它又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事件本身的进展，就是一个信息互相筛选的过程，任何意见都会被反对被推翻被印证，随时可能要调整。与其躲入书斋，背对现实，在过去的立场和遥远的概念中自我满足，不如参与力所能及的实践，在挑战中更新自己的认识。如果今天的世界如临深渊，拯救必须开始于此刻。

就这样好几天没有下楼，像困在碉堡里的狙击手。洗漱的频率大大降低，胡子不用每天刮，衣服也不再来回换，现代社会对仪容的要求全部取消，终于不用再应付别人的眼光了。离索群居原本是我们这类人最爱过的日子，但一场严重的公共危机会让人看清，世上哪有真正的孤独。现代人为了掩饰自己崩溃的个人生活找了太多借口，非要在这人人坠入孤岛的时刻，才能听到彼此的呼救。

我想到约翰·伯格在《幸运者》里写的那个乡村医生，用尽自己的全力，去治疗村里人的疾病，也维持他们的尊严，最终却死于自杀。也想到雷蒙·阿隆这样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他说政治从来不是道德，“人类的历史始终是在嘈杂和愤怒中行进的”，个人只能对自己负责。都是把自己选择的那条路走到尽头的人。伯格在书里引用了一位陌生的匈牙利诗人 Attila Jozsef，他有一句诗准确地概括了我在 2019 年体会到的那种苦闷——“在溺水中学会游泳”。当方向前所未有地清晰，道路却几近塌陷了，个人的虚浮，行业的萎缩，公共生活的崩解，既是令人窒息的空气，也是复生的全部希望。人不能不往前走。只是没想到 2020 年一开始就比它更惨烈许多。

绕了一圈最终我还是在北京独自过了几天节。把家里剩下的物资全部搜刮出来，我妈带来的鸡蛋，我爸留下的茶叶，贪便宜囤下的杏仁和松子，朋友从福建带回的落花生、米椎子和红薯干，澳大利亚的巧克力，以及闲置了半年的油和大米，这些本来要被忘记被浪费的食物都派上了用场，居然也凑出了一桌像样的年货。连朋友急忙从英国寄来的口罩也到了，就更显得齐全。远方的世界再远，其实也只够打捞眼前的生活。

雾霾和大雪，在北京的上空形成了层层屏障，直到一场寒潮降临，空气才恢复透明和冷冽。这个冬天，这座城市不再能完全体会武汉的痛苦，但 2004 年的记忆还依稀停留在这一年到头少有的空旷中。很多人说大家戴着口罩都显得更好看了，我想了想，大概是善于伪装的五官被遮住，只剩下眼睛，不得不流露出真实。小区里的灯关了又灭，电梯变得更容易等，人与人相隔很远，说话都轻声起来，突如其来的礼貌和克制，简直像另一个社会，一天很平静就过去了。偶尔有老人出来活动腿脚，小孩紧紧牵着父母的手，平日里飞也似的快递员，独自穿过花园，如同散步一般，看上去都是毫无负担的样子。这些瞬间让我平静，生出一种前线战事已有缓和的幻觉。对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来说，这些寥落稀少的景象，是另一种怪诞美学。此刻我们怀疑一种集体叙事，又被另一种共同的情感调动。

城市陷入死寂，很多人难以入眠，心却是滚烫的。

疫情不仅深深影响了我们当下的生活，也将长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更多双眼睛，继续观察、记录时代中的危机与转变。这些真挚而沉重的纪录，我们会留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