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命案潜逃37年，他在疫情期间落网了_风闻

红星深度 03-05 “我受不了啦……警察同志，我要自首！”2月中旬，一个中年人来到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刑侦大队自首。

视频显示，这名男子独自一人背着方形蛇皮袋来到刑侦大队，袋子里是他的被子和衣服。

据《厦门日报》报道，来自首的是现年46岁的张某祥，贵州人。张某祥于1995年伙同他人在贵州安顺持火药枪、炸药、刀具等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2000年10月服刑期间，他趁外出劳动之机脱逃。

潜逃的20年里，张某祥一直在全国多地逃窜、躲藏，靠打零工为生。

不过，这回，他“想开了”。毕竟，疫情防控期间，厦门警方加大对工厂、旅店、社区和出租房的排查，同时发动志愿者、广大群众参与其中，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在这场战“疫”中，深知自己被通缉的张某祥无工可打、无房可租，也坐不了车，身上又没钱，只好在小树林、排洪沟、桥底下风餐露宿，连续一个月的忐忑不安后，他终于下决心去自首。

结束20年的逃亡生涯，这回，他实现“拎包入住”。

事实上，张某祥还不是潜逃最久的罪犯。连日来，红星新闻根据全国各地媒体、公安局官网进行大量梳理和统计后发现：至少有超过30名“杀人犯”在疫情防控期间落网，不少犯下命案的逃犯潜逃时间超过20年，潜逃时间最长的37年。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部署和要求，联防联控，在“不漏一人”的疫情查防中，获得的“疫”外收获。

为何在战“疫”时期能抓获这么多逃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用“形势紧，科技强，更强是人防”来总结。

因疫入狱

诸多大案要案嫌疑人集中落网

2月23日，28年前发生在南京医学院的杀人案告破。据南京市公安局通报，经审讯，麻某钢交代28年前在原南京医学院将受害人林某强奸并杀害的犯罪事实。

麻某钢落网的细节，警方没有详细披露，但强调“得益于现代刑侦技术的深度应用和现代打击犯罪新机制的建立，以及公安部领导下的各兄弟公安机关扎实的刑事基础工作”。

在江苏省建湖县，疫情发生以来，截至2月28日，全县就抓获在逃人员17名。

江苏省全省“收获”逃犯的数量更为可观。2月23日，江苏省公安厅发布通报称，疫情发生一个月来，江苏省共抓获逃犯481名。

邻省浙江和安徽，同样“战绩”盈盈。

2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发布通报称，1月23日至2月22日，疫情防控期一个月内，浙江省共抓获在逃人员678名，其中外省在逃人员74名，故意杀人在逃的3人。

在安徽省，自疫情发生至2月19日，该省也抓获各类在逃人员452名，其中有2人身负命案潜逃20年。

事实上，不只在江浙或安徽，哪怕在贵州、内蒙和新疆等地，各地警方也在疫情防控中获得不少“疫”外收获，且还是些大案、要案的“主角”。

据公安机关公开披露犯人落网的案件，红星新闻检索、梳理到其中60起相对较为典型的案件。结果发现，疫情期间落网的逃犯主要有：杀人犯、诈骗犯、抢劫犯、涉毒犯、盗窃犯、强奸犯。

其中，身负命案的有30起，诈骗6起，抢劫5起，涉毒3起，偷盗3起，强奸3起，其他10起为普通案件的逃犯，比如虚开15亿元增值税发票、寻衅滋事等等。

20年以上逃犯 多因身负命案

对公开披露的这60起案件进行梳理和统计后，红星新闻发现，疫情期间落网的逃犯中，逃亡时间在20年以上的有20起，分别是：

王某，吉林省临江市人，1998年2月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潜逃22年后在贵州落网。 张某祥，贵州人，1995年持枪、刀和炸药抢劫被判入狱服刑5年后，趁外出劳动之机逃跑，潜逃20年后在厦门落网。 胡某顺，河南省内黄县人，因宅基地纠纷，伙同其哥哥将邻居一家3口杀害潜逃20年后，在内蒙古落网。 刘某，湖北丹江口市人，在丹江口市的一家电影院门前，纠集他人将潘某捅杀致死后潜逃。27年后，因疫情担心家人安危，他在广东河源向警方自首。 谢某才，贵州大方县人，在家乡伙同他人殴打付某某致死，潜逃20年后落网。 罗某，江苏常州人，1993年在广东顺德杀人潜逃27年后，终在家乡常州市金坛区落网。 徐某龙，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网上追逃21年的命案逃犯，疫情防控期间，在阜阳市太和县原墙镇辖区内被抓获。 韦某聪，广西平果县人，杀妻潜逃27年后在安徽省落网。 郑某，安徽淮北市人，27年前，他伙同妻子在安徽老家将村民汪某杀害后潜逃，后于新疆昌吉落网。 刀某，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人，因农田用水纠纷，他用锄头打人致死，37年后落网。 辛某，河北省魏县人，25年前，捅死村民后逃亡。疫情防控期间他在河北省南宫市强行冲卡，被抓后装聋作哑漏破绽，最后终被抓。 韩某，陕西省富平人，22年前，在老家因庄稼灌溉收取水费问题和他人产生纠纷，并殴打他人致死，随后逃亡到广东东莞市。疫情防控期间，他不戴口罩，拒绝防疫检查落网。 王某某，河南省太康县人，20年前因强奸潜逃，疫情防控期间落网。 马某某，陕西商洛市人，1995年杀妻潜逃25年后落网。 曾某，辽宁省大连市人，因琐事捅杀1人、捅伤1人，潜逃25年后在内蒙古落网。 刘某连，山东省巨野人，1998年伙同兄弟杀害本村一名村民后出逃，22年落网。 邹某，湖北省监利县人，21年前，在工厂宿舍与同事敖某玲因生活琐事争吵，后他将敖某玲杀害潜逃，以乞讨为生。疫情防控期间于江西省奉新县落网。 武某军，安徽省凤阳县人，1995年，因池塘和水稻的灌溉起纠纷，他用红缨枪刺杀他人致死潜逃。25年后终落网。 黄某，海南省临高县人，26年前，他在浙江省宁波市打工时，因琐事，趁舍友范某熟睡时，他将范某刺死逃走，终落网。 麻某钢，江苏省沛县人，2828年前他在南京医学院将学生林某强奸并杀害，终落网。 红星新闻统计发现，疫情期间落网的逃犯中，潜逃时间最长是刀某。

据云南省德宏州芒市边境管理大队介绍，1983年8月18日下午，在自家农田埂上，因放水田灌溉问题，刀某与波某某发生争执。随后，刀某用锄头击打波某某后脑致波某某死亡，案发后刀某某潜逃至境外生活。

37年后，刀某某侥幸认为案发时间太久不会被发现，便悄悄返回国内生活。疫情防控期间，刀某很快被抓，他也从一个青年变成一个62岁的老人。

此外，逃亡时间在20年以下的，也有不少人。但这些长年逃亡的，以犯下命案为主，其他是诈骗犯、抢劫犯和盗窃案。

警示：小事不可小视 命案均由小事起

梳理疫情期间的这些案件可发现，长期潜逃的罪犯，主要是身负命案。而这些命案绝非因为矛盾大到无法沟通弥合，很多案件甚至原本就只是邻里间、家庭间、夫妻间的一点点小恩怨诱发的，但由于一时没控制好情绪，最终酿成一桩桩惨痛而深刻的悲剧。

红星新闻梳理前述60起落网者的案件发现，有30起涉及命案，其中17起命案是邻里间或家庭内部小矛盾引发。

邻里间的矛盾，主要是在20-30年前，犯案者大都在家务农，而纠纷主要体现为因农田灌溉诱发，比如前述提及的云南人刀某；陕西人韩某；安徽人武某军，都因农田灌溉诱发命案。命案主要发生场域是农村社会。

此外，宅基地之争诱发的命案也不在少数。比如最近在内蒙古落网的胡某顺，他是河南省内黄县人，20年前，因和邻居有宅基地之争，他和哥哥将邻居一家三口杀害潜逃。截至他落网时，他哥哥依旧还在潜逃。

而在河南省叶县，因宅基地纠纷，葛建华伙同他人对村民施害，造成1死1伤，潜逃11年后，在疫情防控期间，他在山西临汾自首。

检索发现，很多命案都是“琐事引发”。这些琐事不只发生在农村社会的邻里间，也发生在和工厂同事间。

比如，湖南省新化县人扶某，2004年，就因一点琐事，在出租屋内对同事下手，并造成他人死亡。潜逃16年后，终于疫情期间落网。同样是湖南人的刘某，在广东因和工友发生矛盾，杀害了工友，潜逃14年后，疫情防控期间，他在浙江诸暨落网。类似的，还有前述提及的潜逃21年的湖北省监利人邹某。

家庭内部的情感纠纷，也易诱发命案。比如广西平果县榜圩镇村民韦某聪与妻子韦某卫就因琐事引发争执，后韦某聪起了歹念，凶残地将韦某卫杀害。再比如江苏省泗洪县人鲁某，在2004年，因感情纠纷，他将妻子刺伤致死，潜逃16年，疫情防控期间在河南落网。

多宗杀妻案中，情节尤其恶劣是潜逃19年、二次杀人后再次潜逃终落网的郑某。郑某是福建省南平市人。2001年，他发现妻子许某美出轨后，将妻子杀害潜逃。潜逃期间，他在江西省广丰市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工作。工作中，由于身负命案，他不敢提出高的要求，而且工作任劳任怨，加上他人长得帅，很快讨老板娘欢心，老板娘吴某后来和丈夫离婚并和郑某结婚。

据南平市浦城县政府网站介绍，此后，吴某与郑某发生感情纠纷，吴某要求郑某离开废品收购店。对此，郑某多次威胁吴某无效后，于2020年2月18日，将吴某骗上山，要求吴某与他和好。遭到拒绝后，郑某露出凶残本性，在一树丛旁将吴某掐死。

事后，郑某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逃往福建省松溪县。疫情防控中，当他乘坐的出租车行至浦城县水北加油站卡点时，就被浦城警方拦截，郑某当场被抓获。经突审，郑某对两起杀人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联防联控下无路可走，13人选择自首

梳理60起疫情期间落网的典型案件，红星新闻还发现，有13起案件是当事人自首。这13起自首案件中，涉嫌抢劫的有4人，涉嫌杀人的有4人，涉嫌贩毒或运输毒品的有3人。此外，涉嫌诈骗和强奸而自首的，各1人。

自首者中，很多人都潜逃20年以上。疫情防控期间，他们在居住、谋生以及面对处处查岗、查身份证的背景下，无处可逃，最终只能自首。

潜逃20年，最终选择到警局“拎包入住”的张某祥就向厦门警方直言：“我受不了，我要自首。”据厦门警方介绍，张某祥称，看到处处卡点加密、盘查更严，心慌了。

因为张某祥没有身份证，躲藏期间无工可打、无房可租，坐不了车，身上又没钱，只能在小树林、排洪沟、桥底下风餐露宿，忐忑不安度日。

在贵州向警方自首的吉林省临江市人王某，同样出于惶惶不安。他向警方直言，犯下杀人案后一直在全国各省东躲西藏，不敢透露自己真实身份，不敢和人交朋友，只有做苦力为生，天天担惊受怕。

“现在贵阳疫情防控工作太严了，到处是卡点，走到哪里都是警察，走到哪里都要身份证实名验证。”王某感慨道，“我不敢住酒店，小旅馆也全部关门，饭馆也关门，各个卡点都有警察查身份，进不去，也出不来，连公交车都坐不了，我已在街上游荡4、5天了，我走投无路了，于是自首。”

因宅基地纠纷而杀人的葛某华也向山西临汾警方直言，疫情期间到处都设卡检查，他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续几天食不果腹、夜不能寐。”他说。

这是诸多自首者面对全国联防联控时的无奈抉择，但也是最正确的选择。更多没有选择自首的逃亡者，则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社区工作人员、民警或志愿者等查研身份过程中，漏出马脚而落网。

专家：形势紧，科技强，更强是人防

为何战“疫”时期能抓获（包括自首）很多长期潜逃者？3月3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王太元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说：“形势紧，科技强，更强是人防”。

王教授解释说：首先，疫情严重、形势紧急，在逃人员也担忧东躲西藏易感染疫病而送命；其次，科技强，全国各地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测体温、查证件、严管进出车辆和人员，加上扫脸验证、网上比对日益普及和全国共享，在逃人员隐匿逃逸的难度日益加大；再次是“强人防”，不光警务司法人员，各级各类公务人员，甚至社区管理者、社会服务人员、全体公众都普遍关注“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在如此普及的全民动员、全民参战面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者，也难以隐藏、无所遁形。

王太元说，从短期和具体业务上说，这对今后的公安工作都有相当大的启示——应更全面、普遍发动群众主动积极参与、依法搞好安全防范，个人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关注家庭、单位和社区安全防范，注意发现并及时报告不明人员或存在奇怪现象和潜在的危险。此外，家庭、单位、社区的各类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人员，要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看好自家门，管好自家人，做好自家事”，确保基层治安管控不留死角、没有缺口。与此同时，警务、司法人员和组织，把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追逃工作融入各种中心工作、临时任务、紧急处置中，全面发挥、不断扩展群防群治和防控科技的功效。 对长期建设的启示，王太元认为，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

全面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夯实社会服务、秩序管控、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基层基础工作；

以多种方式稳步推进多警种联勤、军警民联防、多部门合作、多区域协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治安维护、防灾减灾、应急处突等能力与水平；

紧跟生产、生活的动态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趋势，不断深化、系统合成社会治理、公共安全领域的科技运用，相应优化、不断提升相关领域的组织运作、行动指挥、勤务保障能力与水平；

全面优化、完善社会各方面、各层次行为规范，依法固化共建共治共享、联勤联防联动，整体提升国家安全水平。

全面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夯实社会服务、秩序管控、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基层基础工作；

以多种方式稳步推进多警种联勤、军警民联防、多部门合作、多区域协作，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治安维护、防灾减灾、应急处突等能力与水平；

紧跟生产、生活的动态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趋势，不断深化、系统合成社会治理、公共安全领域的科技运用，相应优化、不断提升相关领域的组织运作、行动指挥、勤务保障能力与水平；

全面优化、完善社会各方面、各层次行为规范，依法固化共建共治共享、联勤联防联动，整体提升国家安全水平。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春 韦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