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与中国的精英主义群体心理学_风闻

2000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的舆论空间里，一旦群情激昂，有一本书的书名总会如期而至。这本书是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出版的大众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在勒庞西去近九十年之后，《乌合之众》在很多国家对公共事件的讨论里早已淡出，但近二十年间它在中文舆论空间却一直长盛不衰。在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许多文章再次使用《乌合之众》批评群体情绪的不理性、疯狂和智力低下。

勒庞到底说了什么？ 他的理论基于什么背景，有什么缺陷，又适不适合今天的公共讨论，尤其是对当下的冠状病毒疫情的公共讨论？ 在《乌合之众》频频亮相的中国舆论空间，这些问题急需回答。 我们将首先回顾勒庞《乌合之众》一书的历史背景、主要论点和主要缺陷，然后进一步探究勒庞的理论是否适合用来讨论冠状病毒疫情中的中国公共行动，它是否会限制人们对群体行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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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的“巴黎公社注脚”

伟大的历史事件总会留下一批注脚，以及为它写注脚的人。1871年的巴黎公社虽然只持续了两个多月，但留下的注脚大概不胜枚举。这其中既包括欧仁·鲍狄埃和世界传唱的《国际歌》，也包括古斯塔夫·勒庞和他的《乌合之众》。1871年的春夏之交，勒庞刚刚从普法战争的惨败中脱身，生活在巴黎。5月23日，在政府军破城之际，巴黎公社当局下令焚毁了法国王宫杜伊勒里宫、巴黎市政厅和巴黎司法宫等主要建筑。勒庞亲眼见证了这场大火，而这场大火也灼烧了勒庞的世界观。31岁的勒庞决心研究一种新的、关于人的心灵的科学，来解释这种在他眼里无法理解的群体的激情。

大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乌合之众》问世。更准确地说，这本书的原文标题Psychologie des Foules直译应该是《群体心理学》。巴黎公社给当时的法国上流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创伤，巴黎的精英急需一个解释。因此在当时，巴黎公社成员被广泛地看作疯子、地痞或者罪犯。这些观点，都是在个体层面上攻击公社成员的。勒庞独树一帜地提出，是“群体”改变了个人的行为。人只要进入群体，就会形成一种“群体心理”：“当他们成为群体中一员的时候，他们的感情、思维和行为与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迥然不同”。这种群体心理，勒庞称之为“无意识”。在他看来，我们的日常行为不仅由我们自己意识得到的理由所主导。在我们的意识之下，掩盖着一层不由理性主导的无意识。当个人进入到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会逐渐被抹去，共享的无意识则会浮现出来。既然无意识不由理性主导，也不追求智慧，那群体就只能越来越愚蠢，而不会越来越聪明。同时，在群体里，行为会互相传染，这会使得整个群体越来越容易被诱导。因此，无论一个群体表面上打着多么进步的旗帜，它本质上都是退步的。既然群体不追求理性和智慧，群体性运动就只能带着人类文明向下坡路走。

Psychologie des Foules

在当时，催眠刚刚开始成为个人心理治疗的手段。套用催眠作为比喻，勒庞提出，群体一旦形成，很快就会把自己置于权威的领导之下。权威往往被某种极端的政治理念催眠。被催眠之后，他们忘了世间的一切，一心只为这个理念狂热。他们反过头来，又催眠整个群体，利用群体为他们的理念服务。

换句话说，在勒庞眼里，群体智力低下、不讲理性、充满危险。再加上一个催眠者一般的领袖，群体政治的出现，就是人类文明走下坡路的迹象。

勒庞的理论发表之后，在知识圈内和公共讨论里广为传播。1908年，它进入了英国和美国的心理学教材。二三十年代，它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开始扩大影响。但这份影响力并没有像一些19世纪的经典理论，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小密尔的《论自由》那样持续到今天的课堂里。百余年后的今天，勒庞的理论由于在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哲学方面的种种缺陷，在学术圈已经基本只被当作思想史中的一页。史学家们会抨击勒庞的史实错误，心理学家们会用更前沿的文献来指出勒庞理论的过时。但客观来讲，有不少一两百年前的大理论，尽管囿于时代和视野犯下过种种错误，对人们理解今天的社会、政治和人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勒庞的贡献，大概在于他响应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群体政治可能存在的破坏性。但在解释的层面上，这套理论的贫瘠，严重限制了人们理解群体的能力。

勒庞的理论，首先不能帮人们理解“个人为什么加入群体”的问题。他认为，那些加入群体的人，“当环境正常的时候，他们是一些合法的公民或是善良的官员。而当环境突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罪恶与残暴，就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相信”。可这并不能解释这些平素是善良公民的个人，为什么会选择一个让他们的情绪爆发的群体环境。而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这无非是身处社会边缘的人，在压迫和贫困之下产生的愤怒、焦虑、恐惧和无力感而已。很多群体的形成，恰恰是因为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人，因为种种原因发现他们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压迫者，才联合起来形成了群体。

精英视角的勒庞看不到这些，因此如果逼问他这个问题，他只能归结于有一些人先天缺乏足够的理性和智识，放弃了独立的人格去加入群体，变成狂热的追随者。换句话说，是一部分次等人，自愿去当了疯子。这种思路，恰恰是把人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里摘出来，把他们在社会里面对的问题简化成他们的个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水平的问题。从这个视角出发，勒庞只能把社会的变坏仅仅看作是因为这部分人选择加入群体。他却看不到群体斗争的出现，恰恰是社会关系恶化的结果。是因为社会已经危如累卵，而平民比精英更容易被变坏的社会危及，所以才聚集起来，采取行动。对于理解政治而言，这是种致命的错误，因为理解不了暴力心理的社会根源，遏制过度暴力的举措就会一再脱靶。

在勒庞眼里，加入了群体的个人，既放弃了理性，也放弃了对个人利益，甚至放弃了对个人安危的顾虑。他们有的，只是浓墨重彩的情感，不管是狂热、恐惧还是愤怒。因此对勒庞来说，激情对政治起到的完全是负面作用。带着这种想法，我们就无法理解，激烈的情绪在很多时候是被压迫者仅有的武器之一。看到“华人与狗禁止入内”之类的标牌，当年人民的反应如果不是愤怒而是冷漠，那一切反抗都无从谈起。激烈的情感对于政治而言，本身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矛盾和冲突还在，它就不会被完全净化掉。它不是政治最大的敌人，漠不关心才是政治最大的敌人。

当然，宗教狂热、排外狂热、意识形态狂热等种种狂热，给人类的政治史带来过数不尽的灾难。但既然政治的基础是冲突，那激烈的情感就会一直存在；既然激烈的情感会一直存在，我们就需要有更好的方式来面对它。想尽办法去把它压制住，只会让激情爆发时的破坏性变得更强。同时，勒庞理想中的那种不带有激烈的情绪的高层政治，同样在历史上犯下过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20世纪之后，资本的全球化和交通技术的全球化使得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跨国流动性远大于草根民众。拥有充足流动性的精英，可以通过迁徙来逃避他们犯下的错误，承担后果的人则一定会是资源有限、无法迁徙的平民。激情和数量恰恰是平民仅有的武器。如果没有平民政治的激情来控制高层政治的计算，如果草根的民众不能聚集起来，对政客形成压力，所有平民都只能做待宰的羔羊。

最后，勒庞也严重误解了领袖在群体运动中的作用。在勒庞看来，群体的领袖是催眠大师。他可以轻易地引导群体成员的行为，利用群体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理想。可实际上，在群体政治中，不管是领袖还是个人几乎总是在彼此塑造。即便是在60年代中国，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嵌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看似最不可能被挑战的时代里，他的话语在追随者内部仍然一直在被创造性的解读，激发出比毛泽东思想更平等主义的理念。这些挑战反过头来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动用自己的权威来压制自己的追随者，使毛泽东思想中的平等主义元素不至于挑战到他本人的权威地位。（ 注：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领袖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勒庞用诊疗室做例子想象出来的催眠师与被催眠的病人之间的关系。参与群体运动的人，往往也各有动机，无论是真诚地想为一个理想出力，还是崇拜领袖的个人魅力，还是有更自利的打算，或者兼而有之。领袖能用个人魅力和话语将这些人凝合起来，但他无法完全掌控群体的行为以及运动的发展轨迹。运动一旦展开，便会在历史中获得自己的生命。

勒庞的这些失误，导致他提供的理解群体心理的方法在复杂的群体心理动态面前显得太过简单。以群众为基础的运动推翻过大量压迫，也带来过很多苦难，这都是难以辩驳的事实，“如何解释和面对群众运动中的危险因素”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到上世纪60年代左右，勒庞的理论开始逐渐被更新的集体行动理论取代。这个为巴黎公社书写的注脚，看起来好像已经快要走到句点。

巴黎公社时期的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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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的中国传播之路

然而在中国，如果有一份榜单排名在公共讨论里最常被丢出来的学术书名的话，《乌合之众》恐怕会毫无悬念地雄踞榜首，遥遥领先于可能的第二名《菊与刀》。

勒庞的思想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进入中国，被梁启超、梁漱溟、周作人等民国文人关注，鲁迅的文章里也曾提到过勒庞的名字。 这其中对勒庞对感兴趣的当属周作人，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勒庞的观点多次在周作人的写作中出现。 1949年以后，勒庞的思想作为“资产阶级学术”而被弃置，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重新进入学者视野。 2000年，翻译家冯克利重新翻译了Psychologie des Foules，并将中译名定为《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从此再次进入中国的公共空间，开始了截至目前长达二十年的“第二人生”。

《乌合之众》在中国的第二人生，同样赶上了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需要为创伤寻找一个解释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国漫长地回响着，敦促知识分子去寻找一个答案。 知识分子转向过中国的文化传统，转向过中国的国民性，转向过“西方思想”的破坏力，也转向过群体的心理。 他们开始把群体的危险当做一个需要研究的议题。 1989年之后，群体在中国已很少被视为一种政治表达的途径。 它被叫做“事件”，当做一个应该被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当做现有的社会问题爆发出来的一种表现。

《乌合之众》提供的解释，正好与这波转向合流。 2000年新译本出版之后，在公共讨论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乌合之众》，逐渐成为很多人面对所有涉及“人群”的事件时，所能想到的唯一思想资源。 每一次大规模的情绪爆发和表达，无论是哪种形式、什么内容、关系到哪个群体，几乎都会有人提醒中国网民，这时候该读《乌合之众》了。 而人们的信息渠道毕竟不畅，公共记忆受到种种限制，能提供帮助的历史视角和理论知识都比较有限。 之所以勒庞的一些观点能如此符合大家的直觉，可能正好说明，在导向明确的政治潮流、受限的信息渠道和商品市场的协力下，人们的胃口正好和勒庞的论调不谋而合。 也恰恰说明，人们缺乏理解群体行动的其他视角。 久而久之，《乌合之众》仿佛成了解释社会行为的圣经，以至于所有的恐慌、从众和集体愤怒，仿佛都是个体放弃了自己的独立理性，变成集体狂欢中的一员。 尤其是在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之后，愤怒、恐惧和焦虑在中国的公共空间里集中释放，《乌合之众》也就一再被点名。

可是，恰恰是勒庞这种带着强烈精英主义视角的群体心理学，会导致我们看不到群体行为中所反映的、根植在社会纹理之中的问题。 比如，如果人们恐慌抢购双黄连只不过是因为“蠢人”主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去跟风，那人们就没有同理心来理解不充裕的医疗资源在危机来临时对普通人心灵的冲击，也看不到基本科学知识教育的缺口。 “蠢人”主动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去跟风，那人们就理解不了长期缺乏判断信息的必要训练的网民面对海量信息时的无所适从。 愤怒、恐惧和焦虑，是面对危机必然会产生的情绪。 它们所激发的行为，更应该被看作问题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纯粹的病态。

Gustave Le Bon 古斯塔夫·勒庞

在公共讨论里泛滥的勒庞心理学，最终会把舆论场割裂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独立思考”冷静理性的人，另一部分是盲动的“乌合之众”。 前者往往居高临下的嘲讽后者容易被舆论操纵、盲目跟风、轻信阴谋论。 但社会现实里的中国大众，恰恰不能被这么极端地分成两类。 因为正是这场危机，让公共行动缺席已久的中国社会，看到了集体行动的力量。 自发组织的捐献渠道和运输通道，自发上街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司机，自发监督慈善组织物资分配情况的网民，如此种种，体现的无不是群体行动的力量。 在当下的中国谈群体行动，抱着《乌合之众》的论调批评集体焦虑和愤怒，却不去看正是焦虑和愤怒推动了这些自组织的形成，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从历史上来看，有一大批政治精英赖以生存的政治机制，恰恰是由群众的恐惧、焦虑和愤怒推动形成并建设出来的。 独立于群体和群体情绪的政治从不存在，只存在于勒庞的脑海里。

群体的力量值得被看重，这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忽视历史上群体运动留下的斑斑血迹。 历史的确曾经教会人们，群体政治是有风险的。 可历史同时也曾教会人们，所有政治都是有风险的。 想为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人，都不得不承担一些这样的风险。 但历史教会过人们的还有更深刻的一课，那就是大火烧不到身上的时候，摆出勒庞的知识精英姿态都是容易的。 一旦大火蔓延到自己身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发现，我们早就是群体中的一员了，只有恐惧、焦虑和愤怒才能给我们解决问题的力量。

要正确地理解群体的力量和群体的风险，不仅需要群体之外的人拥有足够的同理心来理解群体的诉求，更需要目前暂时处在群体之外的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群体的一员。 哪怕目前正在形成的群体暂时与自己无关，一旦个人生活的平衡被打破，一旦公民需要挺身而出把握自己的命运，发挥自己的力量，群体是普通人仅有的出路。 这些，都是勒庞的视角无法提供的。 因此在当前群情汹涌的关口上，人们需要的不是勒庞。 人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公民的责任和力量，直视中国公共行动的归来。

盘旋在中国舆论圈的勒庞的幽灵，是时候被驱散了。

撰文：骆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