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汪曾祺：随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儿_风闻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扑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富于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

 ……

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是汪曾祺。今天是他百年诞辰。

说起来，他这一生虽然早早展露才华，却几经耽搁，晚年才迎来爆发。又是近十年，迎来出版盛况。

笔下花鸟虫鱼、吃吃喝喝，寻常即是至味；写人忆旧，描景绘声，散淡却是情浓。

他说自己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希望自己的写作是“人间送小温”。

我们在今天喜欢读他，多半是因为这些“小温”，因为其中透着慢生活的闲适，好像和这个“小时代”再妥帖不过。

但这背后，汪曾祺遇到的并不是什么岁月静好，而是充满了颠沛坎坷、辛劳困窘，是在这个背景上仍然爱着很多东西。

“不管走到哪一步，

总得找点乐子**”**

老师沈从文曾评价汪曾祺：“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他们都出生在水乡——沈从文是湘西，汪曾祺是江苏高邮。

抗战时期，家乡沦陷，汪曾祺跑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他不算个好学生，常常逃课去泡茶馆、翻闲书。有次作业画一个地图，老师的评价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后来又因为外语不好没能毕业，只好去乡下学校当老师，生活捉襟见肘。

有时没钱吃饭，就坚卧不起，实在熬不住了，就和同学朱德熙卖了字典去吃饭。然后在草地上躺着，“看天上的云，说一些‘没有两片树叶长在一个空间’之类的虚无飘缈的胡话。”

在西南联大，中间为汪曾祺

日军的轰炸机飞来飞去，动不动就“跑警报”，时不时就死人。

但这样的时刻在他看来，却是谈恋爱的好时机：

“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

他常往松林的方向跑，因为可以买炒松子，一边躲轰炸，一边大快朵颐。

宽裕些时，就去集市的摊边吃白斩鸡，美其名曰“坐失良机”（坐食凉鸡），或是在街头酒馆要一壶酒、一碟猪头肉。

也喜欢看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

于是，苦痛的日子在他的回忆里闪着亮光：“在昆明见了长得最好的茶花，吃了最好吃的牛肉，好吃的米线可救失恋的痛苦。”

1946或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

1948年，正打仗的时候，28岁的汪曾祺到了北京。在沈从文的帮助下，在历史博物馆做办事员，干着检查仓库这类无足轻重的事情。

才华无处伸展，不可能不愁闷。下班后就在故宫筒子河边看人算卦、叉鱼，来打发时间。

晚上，“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他后来回忆道。

汪曾祺和沈从文

新政权建立，沈从文很快“靠边站”，在创作的盛年告别文学，和故宫里的瓶瓶罐罐打起了交道。

汪曾祺也收敛起锋芒，但后来还是没躲过被划为“右派”，下放到河北张家口的沙岭子。

年近40的文弱书生，就这样干了三年插秧、锄地、打药、抗包的活儿。

但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喷洒农药的时候，他欣赏着 “波尔多液”好看的天蓝色。他成了打药能手，别人让他总结经验，他说，“我觉得这活有诗意”。

马铃薯开花，他掐一把放在玻璃杯里，对着画花和叶；马铃薯熟了，他就画薯块，画完就烤上吃掉。

于是，“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多年之后，他打趣下放的遭遇说：“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那里的日子并非悠闲，有时累得一句话都说不出。但没什么人管，对他来说，就是神仙日子了。

“爸爸的脑子，似乎特别不愿意记忆那些悲啊苦啊的东西，更不愿意将它们诉诸文字。”汪朗说。

汪曾祺很喜欢宋人的一句话，“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这或许也是他不写自己的苦，反而要“人间送小温”的初衷，也让他在当时人性撕裂的黑暗中，守住性情不至于太动摇。

很快，汪曾祺被调回北京，不久进入样板戏创作班子，这让他终于过了还算安顺的日子，但“四人帮”倒台后，他又因这段经历被“挂”起来审查了一段。

汪朗记得，那段时间，汪曾祺白天在单位受审查，回家后就喝酒，骂小人，嚷嚷着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

他多年以来已很少画画，这时又画起瞪眼睛的鱼，蜷腿翻白眼的大嘴鸟，自题：“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别人称赞汪曾祺能随遇而安，汪曾祺说随遇而安是“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但另一些时候，他又说“随遇而安”不算是好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

没有人能超脱时代的限制，随遇而安不过是让他不至于被时代变故摧毁，用文字营造了一个精神的花园，自娱之余，也慰藉他人。

但这个花园是脆弱的，“世间小儿女”的平淡故事后有很多隐痛。

这是在“汪曾祺热”里很容易遮蔽掉的一层。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汪曾祺后来被戴了很多帽子，“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纯粹文人”之类的。

实际上，他对士大夫时常是语带讽刺的。

他热爱平凡人的生活，就不觉得庙堂文化有多么尊贵。

倒不如汪朗的评价更准确，他说：“我们家老头儿，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体系，有杂而无学”“老头儿之杂，起码有三，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

老头儿也倡导“口味最好杂一点……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他不仅能写会画，也会唱戏，擅做菜，“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

此外，他还嗜烟，好酒，喜茶，兼及侍弄花草。

“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他写道。

他挑书，全看它是否有意思。

有一次，他告诉好友朱德熙，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炒了二三十个白果，喝了多半斤黄酒，正在读一本妙书——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京语调的研究》，他觉得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

他又说，“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濬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现在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

他还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但汪朗说自己从来没见父亲读过一部佛经，“这个老头儿，肚子里还有什么货色，实在弄不清。如今是无处查询了。”

虽然做了多年编剧，汪曾祺只把它当谋生，写小说才是他眼中的正经事。

他在80年代初又开始写小说，恰好与莫言、余华这些年轻人同步。

年轻人为西方的文学技巧新奇，但于他，却是“早玩过了”。

在他身上，还有着古文的传统，民国的风尘，又因藏笔多年，跳过了1949年后的政治书写。

像是深埋多年的莲藕，突然开出了花。

既清新又成熟，既现代又传统。几乎是孤品一般的生长路径。

汪曾祺（左）、张洁、范用在宴席。（拍摄：许以祺）

当时，汪曾祺正想写一篇《城隍、土地和灶爷》，“这三个既不是佛教，也不是道教，但与老百姓生活关系最密切，老百姓最敬畏的就是这些。”

他还想写一个长篇，“从变态心理角度写汉武帝。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抄在一个本子上，塑料封皮，抽烟不慎，烧掉了，再也没兴趣收集那些材料了。”

汪曾祺说，“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风格，要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应该不客气地说，欣赏自己。‘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你看到了，他的性格里，有温和，也有骄傲。就像他对生活，既是随意，又十分用心。

这个态度在美食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被称为美食家，首要的自然是爱吃。

他在昆明跑警报时顾着吃，“文革”后接受调查、连日写交代材料的苦闷里，也不忘从美食里寻得一点安慰——“买油条两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剁碎的榨菜及葱丝肉末，入油锅炸焦，极有味。”

他无食不可吃，“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最后写入文章的、自己喜欢做的，又都是再寻常不过的马铃薯、韭菜花、苦瓜、鸭蛋、咸菜、萝卜、扁豆等等。

这是美食的选择，也是生活的态度。

作家苏北记录过汪曾祺有一次招待女儿汪朝的同事，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边上配了一碟蜂蜜。结果同事一个没吃。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还有一次，他招待从美国来访的作家聂华苓，做了一道煮干丝，聂华苓吃得连汤都喝掉了，因为煮干丝是童年记忆，很多年没吃到了。

这是手艺之外，汪曾祺对“家乡胃”、对人情世故的敏感。

在一篇小说里，他自况为“生活现象的美食家”。

两道菜，效果虽迥异，但都能看到老头儿给寻常食材加上的心思。

做完菜，他一般只是尝几筷，然后就坐着抽烟、喝茶、喝酒，“从这点说起来，愿意做菜给别人吃的人是比较不自私的。”

“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

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汪曾祺的字画，也是简单随意，心情不错又恰好有纸时，就弄上几笔。他还形容写字就像看风景，“顺眼的都是佳作。”

而他的一生，也就是个四处溜达看看风景的人，把触动他的画面记下来。

“我有一个特点，喜欢东张张西望望。有人问我：‘你怎么成为作家呀？’我说就是东张张西望望成为一个作家。”

另一次，他写打油诗说：“我事写作，原因无它；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

与其说是谦虚，不如说是一点赤子之心。

就像老师沈从文一样。汪曾祺曾经称沈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后来也把这顶帽子送给了自己。

沈从文给过汪曾祺一个很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冷嘲”。

既是生活态度，也是写作准则。

汪曾祺笔下常写“小人物”，“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

都透着一种为柴米油盐奔波的辛劳，亦是他们的尊严。

汪曾祺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里

汪曾祺写的很多故事、食物，都关乎故乡高邮。

在那里，他的父亲平和开明，继母温暖慈爱。还有家里的花园——“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

他回忆自己在大年初一，早早爬起来，去摘下腊梅，把骨朵剥下来，用穿珠花的铜丝穿成插鬓的花，然后送给家里的女眷——“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在北京，他惦念着故乡的野菜。有一次发现钓鱼台国宾馆的墙壁外长了很多灰菜，“极肥嫩，就弯下腰来摘了好些，装在书包里。门卫发现，走过来问：‘你干什么？’他大概以为我在埋定时炸弹。”

故乡的这些烟火记忆，给他的颠沛旅程许多慰藉，也让很多背井离乡的读者感同身受，那种花开花落的安定感、时光疏忽而过的怅惘，都可能打到你内心柔软的地方，然后放慢一些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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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最没地位的老头儿

儿女们说起汪曾祺，都叫“老头儿”。连孙辈们也这么叫。打打闹闹，没有规矩。

有客人去他们家，见到汪曾祺很拘谨，女儿就安慰说：“别怕，他在家里最没地位了，我们都欺负他！****”

但喝上几口后，老头儿也会声张两句：“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作为“右派”下放时，汪曾祺被收走了房子，后半生都是蹭妻子单位分的房子住。妻儿因此戏称他为“寄居蟹”。

早先，他没有书房，要借女儿的房间写作。有时灵感来了，但女儿在睡觉，他只好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憋得满脸通红。

孩子们逗他，“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

他笑着说：“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汪曾祺一家

老头儿有颗童心，作为父亲时也不例外。

“**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他说。

当年，他的父亲汪菊生就是这样对待子女，和他们一起在田间嬉闹，放风筝，做西瓜灯。

汪曾祺初恋时，父亲还给他出主意怎么写情书。看他学会了烟酒，每次就分他一份儿。

平和的家风就这样续了下来，汪曾祺对儿女们的事，大多也是“闻而不问”，相信他们的选择，一起分享“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平凡幸福。

汪曾祺76岁时的全家福

1997年5月16日，77岁的汪曾祺因为消化道出血病逝。他本来觉得自己还可以多写上几年。

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唉！都错过了 

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 

故事一串串 

像挂在树梢尖上的 

冬天凋零的干果 

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