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电影中的人性冲突、人性关怀与人性光辉_风闻

文章来源丨中国艺术报

中国电影《流浪地球》海报

灾难电影中的人性冲突、人性关怀与人性光辉

自电影诞生伊始便有迹可循的灾难类型片有着相对清晰可循的美学风格、创作手法与主题模式，百余年来可谓生命长青且历久弥新，从电影诞生之初的《扑灭火灾》（1897）到20世纪30年代的《金刚》《飓风》，到20世纪70年代的《大白鲨》《星球大战》等佳作，到新世纪前后的《龙卷风》《泰坦尼克号》《后天》《日本沉没》《汉江怪物》《2012》等灾难大片。其中，病毒传染类灾难电影也是灾难片的重要一支，出现了《黑死病》《盲流感》《传染病》《流感》《釜山行》等佳作。

美国电影《2012》海报

韩国电影《汉江怪物》海报

日本电影《日本沉没》海报

作为一种类型电影，灾难电影，描写人类遭受巨大暴力和伤亡为重要类型元素，更通过表现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生死抉择而表现人性冲突，进而凸显人性关怀主题，焕发出人性的光辉。灾难电影通常设置想象/现实、救己/救他、情义/理法等“二元对立”式的冲突，其深层魅力正在于通过主人公对这些“二元对立”的生死抉择的戏剧化表现，以及焕发出来的人性光辉的表现，而生发灾难反思、人性批判与人性超越的力量。

关于“人性之美”或“人性之善”，孟子曾说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由此，主人公处于灾难危机时是否依然具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是否勇于救助他人，是否能够坚持作为人的道德伦理底线，可以作为我们评判“人性光芒”的标准。

报告文学作家钱刚曾在其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说到“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毫无疑问，灾难时是最能见出人之本性的。灾难也可以使人迸发出与命运抗争的悲剧性的崇高之美与人性光辉。就像古希腊著名雕塑《拉奥孔》所展示的那样，在经过与命运殊死的抗争之后，拉奥孔奄奄一息，即将死去，但面部表情从容、平和，有一种静穆的美，表达了情感净化和升华的悲剧美学力量。

灾难电影常于现实与想象的冲突，灾难景观与灾难中人的戏剧化抗争中，反思现实，思考人性，讴歌人性。无疑，灾难电影长于表现奇观性灾难场景，其场景营造颇具想象力，堪为“想象力消费”的重要组成，但同时，灾难片的想象力是接地气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即或是科幻类的灾难片，它是在想象中呈现已经发生的灾难或预警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灾难现实。而这一切，都是通过灾难中的人来完成的，因为，文学是人学，艺术、电影也同样是人学。

因此，灾难电影中的“现实”是视觉奇观感性呈现与理性反思的汇集交融。一方面，猝不及防、震撼刺激、充满想象力的“灾难景观”，促使着主人公与受众珍惜美好或平淡的家庭生活、日常现实。另一方面，它歌颂主人公（有时甚至是自私自利的人物）面对灾难压顶的极端情境下人的行为选择和人性的回归。《卡桑德拉大桥》中，为销毁感染者封锁车厢的一幕极具视觉冲击力与讽刺意味；《流感》中焚烧感染者的场景震撼人心、反讽意味十足；《釜山行》中断后路的自私乘客；《烈火英雄》中城市火灾景观下瞒报方的工程负责人；《传染病》中末日景观下造谣生事、危害人民的博客写手……诸多或现实、或想象的灾难景观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满目疮痍、触目惊心的场景与自私自利的个体，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更感受到了珍惜生活的重要性。于此，灾难电影在想象景观与残酷事件中理性反思现实，询唤人性的回归，促使主人公/受众回归现实、把握当下、拥抱生活。

韩国电影《流感》海报

中国电影《烈火英雄》剧照

反思现实、揭示人性之恶的同时，灾难电影更在灾难景观中询唤人性，辉耀人性之光，人性之美。《釜山行》中灾难前克服自私自利本性最后舍己救人的父亲；《卡桑德拉大桥》中在灾难时奋不顾身救人的罪犯罗比；《流感》中一直被架空却在最后关头拼命抵抗的总统，一直担任焚烧感染者工作人员却在生死之间保护母亲的小战士；《极度恐慌》中前期一直反对主人公救援，但后期保护男主、怜悯群众的上司……他们都是灾难前与灾难中的普通人甚至是自私自利者，但却在一次次心灵洗礼下找回了初心、彰显了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善与仁义，诠释了回归现实的内在含义。

灾难电影的主人公常在“救己与救他”的选择中凸显亲情、爱情、友情与人之大爱。

对于灾难电影的主人公而言，“己”不是指自己，而是与主人公相关的情感群体。“救己”多表现为主人公拯救自己的亲人、爱人与朋友，这是主人公内心深处爱与责任的彰显，更是灾难电影中主人公反抗灾难与命运的出发点，是大部分灾难电影屡试不爽的剧作元素。如《釜山行》中的主人公为救女儿而舍生取义，《流感》中主人公为朋友而大义向前，《汉江怪物》中的家庭是为家人而反抗怪兽，《后天》中的霍尔博士是为儿子而大胆无畏前往灾区，《泰坦尼克号》中杰克是为爱情而坚守到底……诸多人物是在亲情与爱情的推动下，在“救己”的过程中彰显出大爱与大义的。所以，灾难电影中主人公的“救己”或曰救自己的亲人，也是一种责任担当、勇于牺牲的人性彰显。

韩国电影《釜山行》海报

如果说“救己”是主人公基于情感的“小爱”，那么主人公在灾难来袭、生死矛盾的处境下选择“救他”，甚至救全人类的义举，则彰显的是其内心深处的“大爱”“大义”与“大仁”。《流浪地球》中为拯救地球而牺牲的刘培强；《烈火英雄》中为拯救城市、防止有害气体外泄而牺牲的战士们；《极度恐慌》中为拯救小镇人员、拯救国家而多番冒险的上校；《卡桑德拉大桥》中为护乘客而义勇向前的张伯伦医生；《釜山行》中为救其他乘客而牺牲的大叔；《流感》中为救女孩而自发形成人墙的感染者们……他们都在深处最危急时于“救己”中“救他”，在迎难而上中无私奉献，在舍生取义中彰显着“大爱”，书写着最为至真至纯、耀眼夺目的人性光辉。

灾难过程中的主人公尤其是具有军人、战士等职业的角色，常常需要处理情与法、感性与理性矛盾关系。“法”不仅是指法律法规，更是上级命令和要求等。影片中他们常常会发生情与法的冲突对立，需要他作出艰难的选择。他们常常会因内心良善、因为处于良知和常识性的判断，出于对无辜生命的尊重和拯救而违抗上级命令，冲破法理约束。实际上，主人公在为感性之情而违抗法理、命令的行为背后是一种理性选择，是一种基于主人公思考、感性、大爱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换言之，主人公的违抗命令、法理，恰恰是理性的表现与人性的呈现。正是这种理性选择，彰显着主人公的崇高与人性的伟大。《流感》中接到射击命令而故意打偏的士兵；《釜山行》中看到女孩与孕妇不忍射杀、违抗命令的士兵；《极度恐慌》中为拯救小镇人员而把炸弹丢向海中的飞行员；《流浪地球》中为拯救地球人民而反抗命令、驾驶飞船舍生取义的刘上校……都是灾难过程中的“逆行者”，也是灾难中具有思辨能力、理性判断、更具仁爱之心的拥有者，他们在情与法、情与理等二元矛盾中坚守“人民生命大于命令”的良知和常识式理性判断，在矛盾中选择人性、讴歌崇高、彰显伟大。

综上，灾难电影在现实与想象中营造视觉奇观，同时反思现实，询唤人性回归，彰显人性关怀，而且通过主人公面临“救己与救他”“崇情与尊法”等剧情矛盾时的抉择，让主人公在“为他”、“为情”、“为集体”的行为中凸现人性的光芒，阐释爱与责任的价值，表达着人类内心深处最单纯、最耀眼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