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裁决，孙杨能有多大胜算？_风闻

“阳光总在风雨后。每一次胜利，我都做好准备，全力以赴！”

这是孙杨抵达瑞士后，第一次公开表态，就在今天，他将迎来一场硬仗，一场没有退路的硬仗。

一切风波起于去年9月4日的晚上，在一次赛外兴奋剂检测中，孙杨与检测人员发生冲突，由此开始超过一年的拉锯战。

为什么孙杨被控抗检，为什么又被国际泳联（Fina）判定无责，Wada又为何将孙杨和国际泳联一起告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在听证会开始前，网易体育详细解读被曝光的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59页调查报告，让关注此事的网友更好的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耐心的同学可以直接跳到文章后半部分，看此次事件中针对孙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9月4日晚上孙杨真砸了血样？

时间拨回到2018年9月4日晚上，在国际泳联授权下，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的检测团队乘车来到孙杨的住处，进行血样和尿样的采集，根据孙杨在网上系统填写的运动员行踪申报，检查应该在晚上10时至11时之间的60分钟区间内进行。

但当他们被保安带到孙杨的别墅后，发现孙杨并不在家。在等待的过程中，兴奋剂检测助理拍了几张照片，以证明检测团队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

晚上11时左右，孙杨和家人终于回到住处，经过协商，双方来到别墅附近一个会所进行血样和尿样的采集。

但是在检查团队出示证件和授权文件时，问题出现了。兴奋剂检察官（DCO）向孙杨展示了她的IDTM DCO卡、个人身份证和国际泳联在2018年发给IDTM的授权信函，血样采集助理（BCA）提供了护士证，兴奋剂检查助理（DCA）出示了他的身份证。

孙杨对兴奋剂检查助理只提供身份证的做法感到不满，他认为这并不属于对兴奋剂检查助理的正当授权，但是对兴奋剂检察官和血样采集助理的身份并无异议。

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2017年，在一次赛外检测时，孙杨和当时的检测团队就发生过不愉快。据当时的兴奋剂检察官Simoes说，孙杨表现得及其无理并且不愿意配合，尤其是对当时的兴奋剂检查助理尤其粗鲁，而孙杨则在反兴奋剂表格中评价兴奋剂检查助理不具备相关证书，并且未经授权。

巧合的是，2017年与孙杨发生冲突的兴奋剂检查助理恰恰是本次检测的兴奋剂检察官。

这次孙杨选择杠到底。

因为认同血样采集助理的身份，大约在晚上11点35分，孙杨提供了自己的血样，血样被分成两份，妥善保存好后被放在兴奋剂检查站里的标准冷藏箱里。

但孙杨坚持认为兴奋剂检查助理身份不明，尽管兴奋剂检察官一再解释兴奋剂检查助理是由她任命且培训的，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仅负责监督尿样的排出和采集，同时，兴奋剂检察官告知孙杨兴奋剂检查助理已经签署过一份称为“保密声明”的IDTM文件，这份文件确认了对兴奋剂检查助理的任命，但被视为IDTM内部文件，兴奋剂检察官并没有随身携带，另外兴奋剂检察官告诉孙杨从2018年开始，兴奋剂检查助理不再需要向运动员出示别的证件或者授权。

在解释过程中，兴奋剂检察官甚至在携带的电脑上打开了官方网站，网站上兴奋剂检查助理的联系信息与兴奋剂检查助理身份证上的信息是吻合的，但网站上没有兴奋剂检查助理的照片。

孙杨拒绝接受这样的解释，并认为兴奋剂检查助理在他提供血样时，拍摄了关于他的照片和视频，这样的行为加上对其身份的质疑，孙杨要求兴奋剂检查助理离开现场，并将此人的身份证拍照发给了未知人士。

此时，孙杨母亲告诉兴奋剂检察官，自己和当地警察非常熟，可以确定兴奋剂检查助理是否真的有权对她儿子进行检查，接着，她又联系国家队领队程浩，在电话里，程浩告诉孙杨和兴奋剂检察官，兴奋剂检查助理必须拿出由IDTM提供的官方文件（documentation，请注意这个英语单词。）和授权，否则孙杨将不会再提供任何样本。

针对当时的状况，兴奋剂检察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比如孙杨的母亲在场监督兴奋剂检查助理采集尿样，或者兴奋剂检查助理采集尿样后，孙杨自己来暂时保存容器，但两个提议都被孙杨拒绝了，孙杨认为应该重新派一个获得授权的男性兴奋剂检查助理，兴奋剂检察官也拒绝了这样的建议。

事情陷入僵局，兴奋剂检察官只能联系自己的上级、身处瑞典的Tudor Popa先生，但就在她打电话时，孙杨离开检测站独自前往卫生间排尿，兴奋剂检察官发现后警告他这是性质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得到通知后，在没有陪同人员的情况下进行排尿，可能被视作拒检。”孙杨回应是自己仍有尿液可以采集，而且现场没有获得正当授权的男性兴奋剂检查助理，这就意味着没有有效的通知，所以这不是拒检。

当晚，孙杨几次在没人陪同的情况下，前往卫生间排尿。

因为无法采集尿样，兴奋剂检察官决定完成血样采集的流程，孙杨在反兴奋剂表格上签了字，并表示“意见”部分由正在前往会所的巴震医生填写。

谁也没想到，巴医生带来了一场更大的冲突。巴震不仅认为兴奋剂检查助理没有获得IDTM的授权，血样采集助理也没有合理的授权，在中国，血样采集助理所展示的护士证并不代表其具备采血资质，巴医生还和自己的同事韩医生通了电话，后者也同意这样的判断。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兴奋剂检察官不仅采集不到尿样，连血样也无法带走了。

Popa和兴奋剂检察官提出，先将血样送往获得WADA认证的、位于中国的实验室，之后再和国际泳联理清证书和授权问题。

孙杨否决了这一提案。孙杨一方提出，血样可以由巴医生带到他的医院处理掉，兴奋剂检察官也没有接受。

在兴奋剂检察官与Popa通话的过程中，她听到了玻璃破碎声。她走出会所，看到孙杨和一名保安用锤子破坏了其中一个血液保险容器。孙杨则站在保安身后，用手机照明。

在血样已经明显遭到破坏后，兴奋剂检察官想要填份纸质的反兴奋剂表格以记录事件经过，但在孙杨看来，检测工作已经被放弃执行了，而他的个人信息却还在这张表格上，于是他拿起表格，撕碎了它。

巴震让兴奋剂检察官撰写一份“未能成功采样”的报告，兴奋剂检察官拒绝了。接着，巴震自己写了一份报告来描述事件经过，检测团队的三个人在这份报告上依次签字。

9月5日凌晨约3时15分，孙杨的母亲收拾了检查期间已用和未用的材料——包括破碎了的、已被使用的采血试管、针头和被撕碎的反兴奋剂表格，离开了会所。IDTM的检测团队也带着剩余的兴奋剂检查设备离开了会所。

事情发生后，Fina认为孙杨违反了国际泳联反兴奋剂条例2.3（拒绝提交或提交失败）和2.5（蓄意破坏或蓄意破坏未遂）中的相关条款，委托自己的调查仲裁部门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对此展开调查，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将案件整理成一份59页的调查报告，详细的记载了双方立场和判决依据。

调查报告中对孙杨不利的重要证据

在这份59页报告中，检测团队和孙杨团队各执一词，站在自己的立场，对当晚的事情进行描述，尽管双方的叙述有所不同，但目前对孙杨不利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按照孙杨自己所填写的行踪，晚上10时至11时之间他应该在家中，以便反兴奋剂组织的抽查，采集血样和尿样也应该在这个区间内完成，然而当检测团队来到他住处时，他并未在家，直到60分钟区间快要过去，他才现身，差点造成漏检。（补充说明：一般来讲，在运动员填报的时间地点，检测人员到了，运动员却不在，检测人员就有权判定其漏检，能够等待一个小时已是极限。）

第二， 孙杨团队不断提出，这次前来采样的三人中的其中最有争议的一人，也就是兴奋剂检查助理应该给运动员出具授权证件（注：****授权与下文提到的的个人身份的证明是两回事），但这不是必须的。

虽然有证据说，在中国，所有参加样本收集的个人都被培训为兴奋剂检察官是标准做法，但是从ISTI以及中国其他样本收集机构进行检查的情况来看，兴奋剂检查助理以及随从人员在不具备兴奋剂检察官的证书下履行他们有限的职责，是完全合适的，运动员所提出的更高要求不应该成为拒绝检测的理由。

第三， 如果对检查团队的资质产生质疑，孙杨当时采取的策略也是不对的（拒绝采样以及和保安砸掉血样），正确的做法是应该遵守兴奋剂检察官的指示并提供样本，然后再提出投诉和意见（然后根据其投诉决定是否采用你的样本）。

在FINA的判决中，虽然他被判定免责，但并不代表反兴奋剂委员会认同他所采取的策略，相反，委员会认为这样的做法相当危险且愚蠢，有可能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

调查报告中对孙杨有利的重要证据

既然孙杨的行为很危险，反兴奋剂委员会为什么最终判定孙杨无责？根据这份59页的研究报告，重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 在整个检测过程中，孙杨一再强调每个检测人员都应该有确定的授权文件证明身份，而按照惯例，国际泳联授权的兴奋剂检测中，一位得到正当授权、持有国际泳联发给IDTM通用信函的兴奋剂检察官，可以充分证明兴奋剂检查助理、血样采集助理和陪同人员也有权力从运动员身上采集样本。

然而惯例就没有问题吗？

IDTM的行为规范，参照的是ISTI，ISTI关于官方文件的授权描述相对复杂（具体解释可参加59页研究报告翻译版），但是在条例5.3.3中明确使用了“官方文件（documentation）”一词，这是一个复数表达。如果一份单独的文件就可以证明样本收集人员（作为一个整体）拥有IDTM的正当授权，那么条款所用的说法就应该是每一个样本收集人员必须持有“一份文件（a document）”。

所以孙杨强调的授权文件（也就是采样人员的确切身份证明，即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你”有授权，但请证明“你”的确是你）问题是不应被回避的。

第二， “他们是和我一起来的，我会对此负责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兴奋剂检察官提到（没有IDTM文件的）兴奋剂检查助理和血样采集助理的这句话，是不具备充分效力的。**通过打开IDTM DCO的门户网站，兴奋剂检察官给孙杨展示了兴奋剂检查助理名列2018年IDTM“具备资质的工作人员库”中，但这并不能证明兴奋剂检查助理从IDTM获得了参加2018年9月4日这次采样任务的授权。

第三， 身为护士的血样采集助理给孙杨出示的是2009年的专业技术证书。在巴医生撰写的声明中，巴医生写道：“她的护士资格证书上，编号是09092081”。然而，韩医生在证词中提到，要有护士执业证书才能从运动员身上采血。根据中国卫生部的相关规定，护士必须同时持有“护士执业证书”和“执业注册执照”才可以执行对运动员的采血。

但血样采集助理没有出席听证会，也没有回答任何问题。血样采集助理可能实际上持有完备的证书，但从已有的证据来看，反兴奋剂委员会只能明确她没有根据ITSI的要求向运动员出示毫无争议的、可证明她有采血资质的证据。

第四， 在检测过程中，孙杨称兴奋剂检查助理拍摄了有关他的照片和视频，反兴奋剂委员经调查证明兴奋剂检查助理的手机里确实曾存有孙杨的照片，**这个行为是绝不该发生的，非常不妥且不职业。**兴奋剂检查助理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可以成为拒绝让他参与尿样采集过程的理由。鉴于没有在场的其他的男性兴奋剂检查助理可以担任陪同人员，尿样采集必须终止。

在种种依据下，最终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裁定孙杨无责，也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Wada对这样的结果表示强烈不满，将孙杨和国际泳联一起告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并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进行听证会。这场长达11个小时的听证会，谁也无法预测结局，但无论判决结果如何，也许都会再次引发一场新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