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与警惕，中国知识分子的悖论_风闻

1896 年春，梁启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与《时务报》的创办工作。彼时的上海华洋交错，新旧文化与知识互相碰撞，充满了新鲜、刺激。梁启超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结识住在上海的士人，并观察着这座现代都市。

 —— 许知远

1896

**时间：**1896 年

地点：上海

人物：梁启超

晚清上海气象

时务报馆与青楼、茶馆开在同一条街上，这是当时上海才可能出现的景象。通商口岸的特殊政治气候，令许多人来到这里释放创造力和过多的欲望。

人们对广东人的道德评价普遍不佳，就连一份英文杂志都说：“大多数人认为……广东人最坏。”广东人也折射出上海之变迁， 它是一座移民之城，说闽南话的福建人聚集在永安路、金陵东路，广东人则聚集在虹口，敏锐的观察者可以很快在茶馆中区分出苏州人、广东人、山东人。移民不仅来自国内各地，也来自不同国家。“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参加世界各族大聚会……有高高的大胡子俄国人、胖胖的德国佬……老于世故的中国人坐在西式马车里，精瘦的美国人则乘坐人力黄包车……”有位英国人这样描述过晚清上海的景象，“轿中坐的是中国的官太太。一个法国人在上海狭窄的人行道上向人脱帽致敬，帽子正好打在一名穿着精美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耳中听到的卷舌头的德语夹杂着伦敦俚语。穿巴黎新款时髦衣衫的人旁边站着近乎半裸的穷困小工。”

黄浦江沿岸那些高大的西式建筑、赛马场的尖叫，还有电话、水龙头、抽水马桶、电灯，这些洋玩意让人兴奋不已。但走入城内，更有熟悉的中国生活，“房子由外观柔和的蓝灰色砖砌成……街道铺着石板，林立的货摊使得街道非常狭窄”，街道上还有搭在两侧屋檐的晾衣竹竿——“从女人的内裤、婴儿的尿布到裹脚布……在街道上飘荡”，你还可以在豫园喝茶，到城隍庙上香。

与广州、北京相比，上海更年轻，这里是各色人种、观念、生活习惯的交汇之地，形形色色的紧张对比激发出崭新的动力。《马关条约》准许外来者开办工厂，催生出一股工业化的浪潮，上海不仅是贸易与金融之城，更很快成为一座工业之城，一座消费、娱乐之都，中西文化的混杂、新技术与旧传统的交融，造就了一种新生活。它的命运也与大清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越陷入黑暗，前者的光芒就越耀眼。太平天国的战火几乎摧毁了整个江南，上海却因西方人的到来获得意外的繁荣，富商、文人、青楼女子涌入租界，寻求安全。外来者的管治方式也给予中国人从未体验过的自由，使他们逃离掉权力、社会习俗的压迫，开始在这里寻求崭新的经验、释放创造力。

海上名士世界

在上海，梁启超认识了那些多年来一直呼吁中国改革的人：王韬、严复、徐建寅、陈三立，还有日本的宗方小太郎。这些“海上名士”已在此地宣传新思想多年，对当局十分不满。当梁启超融入到这个世界时，他感到了亢奋与刺激，收获着新的知识与观念，他的视野与思想进一步开阔。

▲宗方小太郎（1864—1923），日本肥后人。1898年前后，宗方小太郎和维新派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汉报》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

上海的社交场，是美食、风月、时事与哲学思辨的混合体。在酒精的刺激下，志士们充分体会着触碰禁忌之快感。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与梁启超、麦孟华在一品香饮酒，“畅谈东方之时事”。他形容二十四岁的梁启超“弱冠中举，学术文章冠一时”，但梁启超强烈的“反满”意识多少让他吃惊。梁说：“中国天下已为满人破坏，欲挽回国运，不可不脱离满人之羁绊。”

宗方小太郎是一名出色的日本间谍，早在 1885 年就以经营药铺的名义进入中国。在 1893 年一份报告中，他说中国表面上虽然不断进步，但“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状其观瞻，外形虽美，但一旦遇大风地震之类，则柱折栋挫，指顾之间即将倾覆”，这些都因为“人心之腐败”。他甚至在 1894 年预言，“以今日之势占卜中国之前途，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在甲午战争中，他还曾潜入芝罘、威海卫的要塞，探测北洋舰队的港口设施与舰队活动。像那一代很多日本人一样，他是日本正在兴起的亚洲同盟的中坚分子，对中国文化满怀感情，抵达上海时还写下这样的汉诗：“帆影铃声志客途，壮心曾未废驰躯。樵渔岂是男儿事，一褐秋风又向吴。”

宗方发现，梁启超这种愤懑是上海文人席间的普遍论调。当日下午，他与李盛铎、罗诚伯等会面时，李、罗也称清国“在上者尽皆腐铄，居下者无知愚蠢不足道”，可以依靠的只有中间士子，只有这个群体能改变中国。他相信，日清联合是“在野志士皆热望之”，不管两国政府如何，两国“志士互相提携，乃当今之急务”。

梁启超面对一个亢奋的世界，很快陷入疲倦。为《时务报》撰写文章一年后，他的身体出现状况，开始频繁生病。这时，他的朋友兼革命伙伴吴樵去世了。吴樵的父亲在儿子去世后，花了很多精力为梁启超考虑。他跟梁启超说，我在西湖边上帮你建个房子，帮你买好各种书，你来读读书吧，读几年再回去。周围朋友也担心梁启超可能撑不住。大家能意识到，他在《时务报》过分高产，不停地写各种文章，这会耗干他的储备。还有谭嗣同也劝他停一停，休息一下。

与此同时，《时务报》内部的纠纷令梁启超心生厌倦，他跟汪康年的关系也出现问题。这时候，一个更好的解救到来了，是长沙陈三立发出邀请，想请他去长沙领导一个将要创办的学堂。

2019

**时间：**2019 年

地点：北京

**人物：**许知远

这一章我们谈论在一个特别的时空与情绪中的梁启超，是在晚清的上海。上海作为当时最繁盛、活跃、价值观最混杂的都市，梁启超作为其中一个声名鹊起的年轻人，一位新的社会名流，他能体验到各种生活。在《时务报》上，他不断地谈论时事风云，谈论变化的时局，同时，他也置身于上海的风月场所之中。四马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缩影，它一半是报馆、书局，另一半是茶馆、青楼、西餐厅。

梁启超也会看到那样的上海，不同人种、不同文化、生活方式交错的上海，也是很有趣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广东年轻人，他到底对此怎么感觉，看到那些赛马场，看到那些外国人的这种颐指气使，他还专门写了文章来批评当时中国社会弥漫的失败主义，觉得好像中国就交给西方人管理好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梁启超这些维新者，他们觉得应该去学习外界、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又非常讨厌那种失败主义和投降论，要维持一个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自尊。

梁启超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地方，崇拜金钱、崇拜外国势力，他知道这些东西是重要的，是某种自由、某种可能性，但同时他做出抵抗。我想梁启超这种焦虑其实是之后一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面对一个看起来仍然蒙昧的中国社会，需要改变的中国社会，但是我们又对外来力量感到既需要他们，又要保持警惕，这样的一个悖论。可能这种悖论、这种紧张感也是一代一代知识分子创造力的源泉吧，我觉得梁启超一定会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

我们想到梁启超这样的人物，经常会把他变得抽象化，认为他是一个思想者或者是写作者、启蒙者，却很少意识到他生活中同样会有的那些活色生香，他在时代情绪中的这种起伏，他的交友。

我想梁启超一定是个很温暖的人，所以他有很多非常真诚要帮助他的朋友。这些温情自始自终对梁启超是很重要的力量。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最终能帮助你的或真正给你力量的，是那些亲密的朋友带来的温情和支持。那些杰出的维新者，他们其实从来都不是孤立一人。康有为有非常庞大的万木草堂的学生群体追随者，给他源源不断的力量。梁启超也一样，他一直有很好的同伴们给他鼓舞。

— 预告 —

长期的撰稿工作令他感到很大的负担、他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才学很难应对变化如此之快的世界，报馆里的纠纷更令他心生厌倦，他决定去往当时中国的改革中心湖南，找寻一个令自己身心舒缓的地方。下一节我们将跟随他的脚步前往内陆省份湖南，看看那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