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 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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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期齐泽克对“新冠”疫情的另一篇时评。齐泽克在文中说，冠状病毒潜在地打击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带来的痛苦将使人们反思现存的社会形式，从而寻求一种新的全球性组织，以调控经济，甚至在必要时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齐泽克将这称为共产主义。小编对齐泽克的这一观点持保留态度。实际上，将共产主义的到来寄希望于某种偶然的契机，这种观念在西方左翼理论界中已经屡见不鲜。从历史上看，反核扩散、环保主义、平权运动，这些契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缝隙中曾经并且仍然间或地出现，但从不曾使我们更加接近共产主义。一个人白天感受到霸权主义、金融危机、或者疫情，于是他走上街头去反对资本主义，而当他晚上回家，他又会从电视上的球赛中重新加深对资本主义法则的认同，或者在家庭劳务的分配中理所当然地遵循资本的逻辑。这正是许多西方左翼理论家们的失误之处，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赖以存续的种种意识形态，最终都从属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试图绕过生产关系、绕过服务于这一生产关系的国家机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取缔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正是因为这种跳跃的倾向，齐泽克又在这里重复了他的一个错误，即相信主权在超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起着消极作用，而无视主权在当今世界时常防御着这一体系的深化。这一点请读者台鉴。

感谢本文译者宋尚诗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文末附有原文链接，欢迎读者点击查阅。

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

并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重现

齐泽克

宋尚诗 译

冠状病毒的持续蔓延也激活了蛰伏于我们社会中的大量意识形态病毒，如假新闻，偏执的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的爆发。

对“隔离”的医疗方面的刚需在另一领域发现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也有着同样的“隔离”：隔离那些威胁我们身份认同的敌人，并与之划出一道清晰边界。

但也许另一种——更加有益的——意识形态病毒会席卷并可能感染我们：它让我们去思索别一种社会：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齐心协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实现（actualizes itself ）的社会。

现今经常听到这样的推论：冠状病毒可能导致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communist rule）分崩瓦解，就如同（戈尔巴乔夫本人承认的那样）切尔诺贝利灾难导致苏共的落幕。但这儿出现一个悖论：冠状病毒也将迫使我们重新发现共产主义——它建基于信任人民与相信科学之上。

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2》的最后一幕，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用“五雷摧心掌”(Five Point Palm Heart Technique)制服邪恶比尔——它是所有武术招数中最致命的。用指尖对对手身体的五个部位分别击打，当对手走了五步后，其心脏爆炸，尔后摔倒在地。

这当然属于某种武术神话，真正的徒手格斗不可能做到这样。但在电影中，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施此招后，比尔平静地与她和解，走了五步后，果真死去……

赋予此攻击极大魅力的是“时间”：从被击中的那一刻到终于暴毙所间隔的时间。比如，只要我安静地坐着，我仍可与你愉快交谈，但一旦我起身行动，心脏就会爆破，我就倒毙。

这与冠状病毒的流行会导致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分崩离析的想法是否相似？就像某种社会性的“五雷摧心掌”被施加在该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之上，当局仍可以坐着、监视并继续执行隔离政策，但社会秩序的任何真正变化（如信任人民）都会导致其垮台。

鄙人观点要激进得多:冠状病毒的流行实则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击“五雷摧心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意孤行，是时候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了。

​可悲的事实，我们需要一场灾难

几年前，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用一些以宇宙大灾难（如威胁地球生灵的小行星，或致死的病毒）为主题的电影，引起了人们对乌托邦之可能性的关注。此类全球大灾难催生了全球团结，我们之间的微小分歧开始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均致力于寻找解决办法——这正是我们当下的光景。重点不是施虐般地享受广泛蔓延的痛苦——相反，重点在于我们要反思一个可悲的事实，即我们需要一场灾难，才能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性。

这类全球协作的首个粗略模式（vague model）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我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不再是往常官样文章式的呓语（gibberish），而是不带慌张的准确警告。这些组织理应获得更多的行政权力。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因在美国倡导全民医疗而受到怀疑论者的嘲笑——难道来自冠状病毒的教训还不够让我们去着手整合起某种全球医疗网络吗?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Iraj

Harirchi）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曾淡化冠状病毒的蔓延程度，声称并不需要大规模的隔离，结果第二天，他发表了简短声明，承认自己感染了冠状病毒，并进行自我隔离（在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时，他就已经有了发烧和虚弱症状）。哈里奇补充道：“这种病毒是民主的，它不区分穷人和富人，政客和平民。”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我们确同舟共济。很难忽视这样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将我们凝聚起来并推动我们走向全球团结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竟表现为严格的管控——以避免人际的亲密接触，以至于到了自我孤立的程度。

我们不仅仅是在应对病毒威胁——其他灾难也在虎视眈眈或已然爆发:干旱、酷热期、大风暴等等。面对所有这些情况，答案不是恐慌，而是胼手胝足地致力于某种有效的全球协作机制。

只有在虚拟现实中才会感到安全吗？

第一个需要驱散的幻想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访问印度时的相关言论——疫情会很快消退，我们只需静待疫病的激增（spike），然后生活就会回归正常。

面对这些过于简单的希望，首先要接受的是，威胁将持续存在。即使这股浪潮退去，它也会以新的、甚或更险恶的形式重新出现。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病毒的传播将影响我们与周围人事（包括自我身体）最基本的互动——避免碰触到那些（隐形的）脏的东西，不要触摸钩子，不要坐在马桶或公共长凳上，避免拥抱他人或握手。我们甚至可能对自己自发的手势都更加谨慎：不要扣鼻子，不能揉眼睛。

因此，不止国家和其他机构会控制我们，我们也学会了自我控制和规训。也许只有虚拟现实才是安全的，就连超级富豪自由活动的开放空间也被限制在他所拥有的岛屿之内。

但即使是在虚拟现实和互联网的层面上，我们也该提醒自己，在过去数十年里，“virus” 和 “viral”（病毒）这两个词语，主要指那些感染网络空间的数字病毒，而且，至少在它们的毁灭性打击（如损毁数据或硬盘）爆发以前，我们甚至都没意识到其存在。现今之所见，是其原始语义的大规模回潮：病毒感染在现实和虚拟的双重维度齐头并进。

资本主义泛灵论（animism）的回归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资本主义泛灵论的凯旋而归，把市场或金融资本之类的社会现象视为活的实体。如果阅读大型媒体的报道，读者会得到如下印象：我们真正该担心的不是成千上万的亡灵（和成千上万的将死之人），而是“市场正变得紧张”这一事实。这种冠状病毒正日益扰乱世界市场的平稳运行，据说，增长率可能会下降2%或3%。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清楚地表明，全球经济亟需被改组，以便不再受制于市场机制吗?当然，我们此处谈论的不是旧式的共产主义，只是指某种能够控制和调节经济的全球性组织，以及在必要时，该组织能够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各国在过去的战争背景下能够实现这一点，而现在，所有人都在事实上接近一种医疗战争的状态。

另外，我们也不惮于留意到该流行病的某些潜在有益的副作用。该流行病的一个症状/象征（symbol）是被大型游轮困住（隔离）的乘客——我很想说，（游客）远离这种污秽之船真是越早越好。（我们只需注意到，前往孤岛或其他高级度假胜地旅游将不再是少数富人的特权了，这一情况正如数十年前乘飞机那样。）汽车生产也受到冠状病毒的重创——这还不算太坏，因为这可能会迫使我们考虑个人交通工具的替代方案。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本（Viktor Orban）在最近的讲话中说：“并没有所谓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一说。一个自由主义者只不过是有文凭的共产主义者罢了。”

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呢？假设我们是把所有关心自由的人统称为“自由主义者”，而把那些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深陷危机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彻底变革（radical

changes）方可拯救自由的人称为“共产主义者”？那我们更应该说，今天，那些仍然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是有文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真研究为何自由价值观会受到威胁，并意识到只有通过彻底变革才能拯救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