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号嫌疑人：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_风闻

作者：嘴里跑高铁

一、先说结论

这个超长假期里，很多小伙伴们一定观看或者至少听说了《传染病》这部美剧。这部剧内对传染病的设定更像是非典和炭疽热的结合体，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几年内的炭疽邮件事件非典也确实是为后世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积累了经验。

很多小伙伴在和我交流时这部剧时总会提到吹哨人制度，大概内容为：组织内部有人滥用公权力时，自己无法通过正规渠道传递信息，为了公共安全以不太合理的手段将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当我把911后的炭疽邮件事件梳理了一遍，发现所谓的《吹哨人法案》也就那样。甚至可以说是吹哨人制度让炭疽事件具有了扩大化的风险，当不该吹哨的人不停地在指责公权力被滥用瞎捷豹吹哨，该吹哨的人始终保持沉默时，结果是问题的扩大化。我们的时代十分的复杂，复杂的社会更加易于崩溃，切勿神话任何一个单一制度。

回顾历史，应对瘟疫本身也是一种不断在完善和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不能应对人类防疫手段进步的传染病就会被筛选出去消灭掉，比如天花。那些能够被普遍性疾控手段控制的传染病也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其长潜伏期，高传染率、初期症状不明显的属性给我们的疾控系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这正是自然筛选的结果，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防疫和传染就是在这样的“军备竞赛”历史中走过来的。

回到这次新冠瘟疫，大家在事后观察时对初期因对的缓慢有怨气是正常的，我们的生物逻辑天然会让我们选择一个坏人去担责，我这并不是洗地，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应该也必然会受到惩罚，但是通过神话一种制度来贬低公共卫生和社会管理的复杂性，不是傻就是坏，甚至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下面我们来回归炭疽信件事件。

二、炭疽事件

小伙伴们对当年发生的炭疽邮件事件应该是有一定的记忆的，毕竟当年央视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百度词条中对炭疽攻击事件的解释是：在美国发生的一起从2001年9月18日开始为期数周的生物恐怖袭击。从2001年9月18日开始有人把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数个新闻媒体办公室以及两名民主党参议员。这个事件导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首先明确一个概念，炭疽无法进行人际传染，潜伏期短，致死率高，但是由于当时对事件应对的一系列骚操作，本次恐怖袭击却呈现出传染病的某些特性。

（一）美国人是否真的毫无准备？

如果要问这个世界上谁最懂炭疽，美国人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二战前美国就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成立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开始研究炭疽等生物武器，二战后这个研究所更是打包接收了日军德军的细菌研究部队。至今这个研究所内依然设有美国唯四的p4级实验室之一。炭疽对于这个研究所，那可真是千年的狐狸，聊什么聊斋啊。请各位观众老爷一定要记住这个研究所，因为这个研究所将会成为本作的影藏主角。

也有小伙伴会说，是不是美国程平日久，缺乏警惕性呢？事实正好相反，由于对二十实际末发生的东京地铁事件和苏联解体后生物武器流失的担心，美国自克林顿时期就做了很多准备，包括法律、制度、军备、舆论等等。比如，1997年克林顿总统向微生物学家乔舒雅·莱德博格咨询时，莱德博格就提出：”世界性瘟疫随时在威胁着人类，假设在世贸中心或者时俄克拉荷马市发生炭疽孢子炸弹袭击，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将会给救护工作、公共卫生带来的影响和所造成的恐慌将无法预测。”1997年11月美国防部长威廉·科恩在电视媒体上要求公众要提高对生物武器的警惕，他以一袋两公斤重的白糖为例，说如果有飞机在城市投下同样重量的炭疽病菌，将杀死一半市民。在说明了可能出现的可怕袭击后，他还提出了通过在军队中接种疫苗进行防疫的措施。2000年和2001年7月（也就是袭击前2个月）美国分别在丹佛市和安德鲁森空军基地进行了应对生物袭击和瘟疫的演习。演习展现出了传染病袭击的特殊性：在不知不觉中蔓延数周，病人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感染，对传染病的不了解会助长疾病传播和肆虐。再加上缺乏足够的疫苗来阻止瘟疫蔓延，不得不出动美军来制止暴力和社会混乱，接着又出现了世界性瘟疫。由上可见美国在面对生物袭击尤其是炭疽病菌不止是有备而来，甚至可以说是准备充分了。

（二）提前吹响的哨声

科恩的讲话后，美国出现了大量炭疽菌恐吓事件，数百封装有白砂糖或者其他粉末的信封被寄送给各种各样的组织和人，引起了恐慌和混乱。包括媒体、金融和医药在内有人刻意利用公众对炭疽的恐惧进行牟利。慢慢的事情发生了反转，舆论开始指责政府制刻意造混乱，提出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学术界也纷纷指责军方演习夸大了疾病额传染率和致死率，用瘟疫的可怕属性去吓唬国会老爷，以达到自己不用销毁天花病毒的目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良心的美国公共医疗卫生领导人维克多·席德尔提出医疗系统在国家的根本性安全与救助病人的职业责任之间存在矛盾，他说：“军事、情报和法律实施部门长期进行着保密和欺骗，这与透明和真实性的医务原则相悖，所以这些部门不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合作伙伴。”

相应的，美国防部的因对措施实在是“斯库一”，在长期的当缩头乌龟低调处理后，舆论爆出美国防部在克林顿政府和安全委员会不知情的情况下，计划绕过《生物武器公约》，建立一个公开的市场出售生物武器材料；同时他们还计划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为名义，研发一种抗疫苗炭疽。在实际执行中，美军使用私营公司所生产的没有被食药管理局批准的疫苗，不愿意接种的士兵会被强制退役，加之炭疽疫苗本身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国防部这一通骚操作自然是引发了强烈的质疑，在军人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国会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军方和政府的保密行为滥用了公权力，为公众带来了危害。

上个千年结束时，政府所预言的生物袭击和瘟疫并没有出现，似乎那些捕风捉影的阴谋论是对的，政府总是会出台各种新的愚民政策来从人民头上刮取利益。

（三）寄出的邮件

2001年9月18日（突然昭和），第一批炭疽邮件匿名由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邮箱寄出，其中五封是寄给政府媒体办公室的，一封寄给美国传媒公司，其余几封是寄给纽约市的播音员和编辑的。开始这些信件几乎都被当做是恶作剧，没有被打开。

寄给全国广播公司的信件的内容是：

09-11-01

THIS IS NEXT

TAKE PENACILIN NOW

DEATH TO AMERICA

DEATH TO ISRAEL

ALLAH IS GREAT

10月3日，第一位确诊的患者，也是第五位受害者罗伯特·史蒂文斯在佛罗里达州被确定感染，位于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派出了第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当时卫生疾控机构并没有注意到其他渠道的生物媒介感染的可能性。当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受害者的办公地点发现炭疽孢子时，联邦调查局接管了领导权，把问题当成了一起刑事案件。

此后，政府各个部门开始发出各种矛盾重重的信息，疾控中心着眼于疾病的蔓延；联邦调查局已在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军方和情报部门认为是敌对国家或者基地组织进行的生物袭击；其他如美国邮电局、环保总署则认为事件是医疗生物企业的生化泄露所造成。官僚内部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经常被阻隔，在危机高峰期，每天要召开三次部门不同、信息矛盾的新闻发布会，一切内容都让公众感到费解，政府的公信力不断被透支。

一开始，在疾控中心看来，炭疽热是一种稀有疾病，对公众健康不构成威胁，而联邦调查局对炭疽孢子作为袭击的媒介只有有限的了解。自从前国防部长科恩关于炭疽菌的讲话被质疑后，大部分应对知识都在媒体和舆论的口诛笔伐中被淹没了，公众彻底忘记了应对原理。在炭疽事件发生的初期，疾控卫生系统和司法安全系统以及军队情报系统无法分享信息，仅仅是联邦调查局简单的咨询了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询问该事件是否存在生物恐怖活动的潜在威胁。各个政府部门几乎没有注意到邮寄炭疽孢子正在以危险的方式被传播开来。

10月8日，没有在媒体上看到袭击信息的罪犯开始寄出了第二批邮件，两封是寄给华盛顿的参议员的（“敌在国会山”这一通操作也很昭和），和其中一封被在参议员多说领袖汤姆·达施勒的办公室内被打开，在头一小时内，进入国会山的调查人员并不认为这是炭疽粉末，但是由于保险起见，医疗办公室还是发放了药品。后来剩余的不到1克孢子被送到了特里克堡研究所进行分析。

10月12日，史蒂文斯去世一个星期后，调查人员才搞清楚炭疽热是由炭疽信件引起的，那时已经有数百人受到了炭疽孢子的侵袭，12日，nbc主持人汤姆·布洛康收到炭疽孢子信件，疾控中心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媒体办公室进行搜查，其后在《纽约邮报》办公室发现了一封没有封口的炭疽邮件。接着又发现了两起一开始被误诊的炭疽感染病例。

10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中，达施勒议员称炭疽信件中的物质是“武器级”，公众在事件发生近一个月后，才真正有可能对威胁的严重性有了了解，而这条信息却迅速被大量涌入舆论的各种信息所淹没。

10月16日，又一批炭疽邮件被寄到加拿大议会后，加拿大的萨菲尔德防务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利用炭疽激化bg孢子进行了炭疽孢子如何通过一个办公环境内的信封打开传播的实验，实验发现即使是0.1克的炭疽激化物孢子也能够散播到整个办公环境中，吸入这种空气的人所吸入的炭疽孢子数比预期的感染人群死亡半数常数高出数千倍，研究还表明，病菌会通过未封严的信封边缘泄露。然而这样重要的信息仅仅被提供给了联邦调查局和美军，疾控中心并不知晓。萨菲尔德通过公共传媒得知了炭疽袭击后，通过电子邮件向美疾控中心发送了报告，然而等这份邮件被发现时，事件已经即将结束了。

随着事件愈发严重起来，众多问题也开始浮现，美公共卫生和疾控系统也仅仅对炭疽做过病理学方面的研究，对武器级的剂量反应一无所知，军方实验室的产品仅吸入直接为1到7微米的9粒孢子即可感染，而公关卫生和疾控部门反复强调的是8000到10000颗孢子为值域，似乎低于这一水平的炭疽菌污染并不会造成影响，事实上不论卫生疾控何时联邦调查局对估计炭疽危险环境样本的检测技术都不掌握。数千份炭疽菌恐吓材料的分析是由包括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内的100个公共卫生实验室承担的，然而他们的工作也仅限于提供检测。

10月17日，人们在众议院的办公室内发现了炭疽孢子，参众议员的办公楼全部被封闭，等待事后进行洗消。

10月19日，佛罗里达州罗伯卡顿市的一名邮件工人被确诊为炭疽热，至此，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邮件分拣的影响，直径一微米的炭疽孢子是否能透过信封纸泄露，信封纸往往具有三微米大小的空隙，同样也没有人考虑邮政设施长期处于通风环境下。后来又有一例邮政工人被发现感染炭疽热，但是在国会的压力下，美国邮政公司没能关闭邮局，在联邦政府所在地附件的布伦特伍德邮局的2000名雇员，在4.5万平方米的开放环境中，正在全力以赴的处理政府邮件，疾控中心的官员在听证中一再明确，在这种环境下，人被感染的概率不高，没必要对疾病症开展状检测或者准备抗生素。

到了19日晚上，又有一名邮局工人，勒罗伊·里奇蒙德被确诊为炭疽热，再此之前他曾被误诊一次，医生认为那只手普通的感冒症状。在诊断时，里奇蒙德强调自己和另外一个工人打扫了分拣达施勒炭疽邮件的第17号分拣机时，医生才开始正视问题，上报华盛顿疾控中心。

10月20日，有三名邮政工人被送入医院，其中一名被确证为炭疽热，一名收治较晚达到医院不久便死亡，还有一名被诊所误诊为脱水被送回家中，二次急救时死亡。

10月21日，也就是袭击发生1个月后，邮件传播被确定10天后，公共卫生部门总算搞清楚了现状，那些被掩盖的消息总算是被重新捡起来，受到应有的重视。华盛顿邮局被关闭了，但是为了维持稳定，疾控中心和华盛顿的卫生官员们也选择了不做声张，一场摇滚音乐会堵塞了附件医院的路，被隔离的工人被送到了一个临时由空置大楼改造的医护站领取抗生素。

10月22日至10月末，又有两人因为各种原因接触炭疽死亡，此后就不再出现可以明确确认的炭疽感染的死亡案例，而真的炭疽邮件也没有出现，到是很多恶作剧让美国人提心吊胆了很长一段时间。至此，从生物袭击的角度说，事件至此结束。

2002年，布伦特伍德邮局雇员组织了一个叫“受感染的布伦特伍德”的志愿组织，处理炭疽事件后续的死亡、疾病、精神压力和抗菌素过敏等问题，联邦政府无一机构愿意出面承担责任。一个受委托的司法辩护团体“司法观察”接手了工人们的案子，12月他们发现了一本邮局经理的日记，其中写到，在邮局关闭四天之前，他就知道邮局受到了炭疽孢子的感染。工人们发起集体起诉，要求对政府的危机处理进行刑事调查，然而结果是“堂下何人，因何事状告本官？”没有追查出肇事者这一点使得公众对法律的实施和对政府失去信任，一直到美军用战争转移了公众舆论的注意力，炭疽邮件事件被公众遗忘。

经过up主对整个事件的梳理，不知道观众老爷们有没有发现，隐藏主角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这个对炭疽熟的不能再熟悉的机构，美国的防疫部门不去问他们，他们就保持沉默，埋头检测，其他啥玩意儿都不讲，连双黄连可能有效这种话都不说，哪怕是袭击使用的炭疽菌属于艾美斯菌株，是特里克堡研究所自己曾经进行过的研究这件事，也是要等很久后才被提交到联邦调查局的桌面上，特里克堡研究所就这样一直保持沉默到了整个事件被遗忘。

（三）尾声

炭疽事件结束后的2001年12月，布什政府以军事秘密和医疗产业的商业利益超出强制执行《生物武器公约》的可执行性为由，解散了生物武器公约谈判委员会。

2003年2月，美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做了90分钟的演说，其中展示了一小管据称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制造的炭疽激化物，3月美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萨达姆政权，至今未找到萨达姆绕过联合会监控，私下制造生物武器尤其是炭疽武器的证据。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炭疽袭击是拉登大叔控制的基地组织实施得，美国的情报和国土安全部门认为，这个这种级别的袭击背后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和生物研究组织，情报和国土安全组织的判断没有错，那个国家就是美国自己，那个组织就是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2008年中联邦调查局把对炭疽袭击的怀疑集中到布鲁斯·爱德华兹·艾文斯身上。艾文斯曾经在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中工作。他得知将被逮捕后于7月27日服用大量对乙酰氨基酚自杀。畏罪自杀，真昭和，这背后有没有阴谋论我就不去谈了。

三、总结

Up主也不得不佩服天选之国的运气好，炭疽病菌不具备人传人属性，不然美剧《传染病》就要变成记录片了。回顾这件事的目的并不是证明美国做的更烂，那毕竟是20年以前的事件，up主想说明的是，以往的历史表明，公共卫生防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无法通过单一的一项制度或者措施而得到解决，当公共卫生防疫的复杂性迅速牵扯出更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复杂性，对威胁和措施的理性评估的困难度会几何倍上升，而这类理性评估则正是通往解决传染扩散的关键一步。对于布伦特伍德邮局的风险低估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说明组织上的想法如何可能导致对严重危险的忽视，从而增加其发生的可能性。那个应该响起的哨声从头到尾都没有在正确的地方响起，该吹哨的那些人，现在还在那个实验室里心安理得的工作着。

相比起只是制度补充的吹哨人制度（讽刺的是吹哨人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限制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独走。），up主认为受到法律规范和保护的更加透明化的信息公开才是这次瘟疫中社会管理应该汲取的经验。正如整个视频展现的，美政府的保密导致了生物学的退化，这给心理上无戒备的作为攻击目标的民众增加了死亡的风险。找坏人这种非理性的应对措施直接导致美军深陷伊拉克泥潭，给伊拉克人民造成了近20年的苦难，美国自己也耗费美元无数，进入衰落周期（以上是对德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佛系辩护）。而这次新冠瘟疫中，我们早期信息披露和舆论应对的过分谨慎更是为瘟疫的防控增加了不小的麻烦。

传染病就是在钻防疫制度和体系的空子，日常所搭建基本医疗体系和常态化的信息公开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当瘟疫发生时，人们事先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医疗保护，如何尽可能快的到达或者进行基础护理，特别是在严重传染病发生时，高效透明能够告知人民病毒如何被抑制限制传播的必要信息，各部门之间的透明交流可以让应对效率更加高效化。在任何不寻常的疾病爆发前，就应当对人民进行教育，使他们知道日常防范和制止流行传播的重要性，并了解疾病的危险性和症状。这一层次的保护并不需要全面动员，仅仅依赖社会医疗和大众传媒就足够了，在早期开展的效果也原因好于瘟疫爆发后的实验室生物学研究、生物检测和疫苗研制。如果由于信息不透明，政府丧失了公信力，以上那些措施都将近乎无效。题主在写下上面那段话时，正是日本和新加坡开始爆发新冠疫情的时候，现在对比新加坡和日本，题主打内心感受到，不管任何制度，最终的变量还是人。新加坡作为一个集体主义国家，实施了最严格的的隔离处罚作用，因此疫情至今可控。反观其他几个外国政府，或以人权，或以自由，“佛系防控”，难道不知为了放纵精神层面的需求而导致大多数人基本的生存权受到威胁乃是对人权最大的践踏么？希望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卫生事件后，我能够们积累丰富的应对经验，将会不断改进我们的应对手段。

好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普遍卫生水平不低，且社会偏向集体主义的国家，大规模疾病爆发的杀伤力会随着卫生差距的消除越来越小。

中国加油！湖北加油！武汉加油！当苦难过去，一切都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