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离开了武汉，从此没有人和我说话……”_风闻

作者| 阿一

来源| 最人物

刘智明的女儿正在临床医学专业读大一，师从父亲当年的恩师。在给父亲的信中，她写下：抱薪赴雪，义无反顾。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年儿子走后，俞关荣把补偿款捐给了藏南的贫困小学，十多年过去，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

今年春节前，武汉鄱阳街统一更换了招牌，林红军的店名里有他孩子的名字。新招牌已经挂了上去。

2020年的脚步分外着急，命运在带走一些人的时候，匆忙得让人来不及告别。然后，就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太阳离开地平线，有些人离开武汉，告别人间。

人说，医生是患者在“鬼门关”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这道防线也是肉身，也会失守。

大年三十，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同事们心疼彭银华，让他回家休息，他微微一笑：“我年轻，我先顶上！”

彭银华的确年轻，离开的时候，年仅29岁。

医生彭银华

除夕夜，妻子钟欣去医院给彭银华送日用品，放下东西，夫妻俩隔着二三百米通电话。

两人远远望着彼此，看不清表情，钟欣给丈夫比“V”，是胜利的手势。

但她没想过，这会是自己和丈夫的最后一面。

如果没有疫情，那几天两人应该正在准备一场迟到两年的婚礼。

按照计划，正月初八，在孝感老家的酒席上，高朋满座，他会挑起她的红盖头，迎接自己的新娘和即将出世的孩子。

但现在，来不及送出的婚礼请柬留在彭银华办公桌的抽屉里，成了遗物。

彭银华与钟欣的婚礼请柬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大量病人涌进医院。彭银华坚持了两天两夜，一个人收治了40个病人。

1月25日，他拿到一张最新的CT片子，和大多数病人的情况类似，病毒已经入侵肺部，不同的是，这一次，报告单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彭银华。

又过了五天，经过核酸检测确诊，他被转往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

负责护理他的护士名叫凌云，原本是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2月2日随医疗队驰援武汉。

18天的相处，从生到死，彭银华一直在说感谢，凌云一直在说荣幸。

彭银华与护士凌云的聊天记录

他想喝水时，会因为喝水要把面罩换成高流量的鼻罩，怕给护士添麻烦就说：“算了，你给我搞个冰牛奶喝就行了。”

“我们经常要给病人抽动脉血看肺氧合情况，抽的时候很疼，有时候动脉很难打上，但他就是能忍着动都不动让你穿刺。”凌云说。

最后几天，彭银华昏昏沉沉，清醒时，彭银华对护士们讲：老婆怀孕了，自己快做爸爸了。

也是在那两天，老同事听说他进行了插管治疗，同为医生，他知道这不是好预兆。

2月20日，下午3点50，妻子钟欣接到医院的第一个电话，电话里说，已经在紧急抢救了。

钟欣曾是护士，“心里已经有杆秤了”。

迎来送往很多人，她可以理解，但难以接受。

晚上10:18，第二个电话来了，他走了，她怀着六个月身孕，浑身颤抖，几乎难以自持。

彭银华与钟欣的婚纱照

深夜，彭银华的大学室友们惊悉噩耗，把微信头像都换成了烛火。

他们打开名为“莫逆之交”的室友群，发起语音聊天，从大家的初遇开始聊起。

从前的琐琐碎碎，他们慢慢地聊了整整一夜，但天总是会亮，回忆总是会走到当下，群通话里有一个头像再也不会亮起。

2月21日，彭银华的追思会在他生前工作的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报告厅举行。

厅内布置简易，投影中的照片是他曾经为婚礼准备的。

前来悼念的人没有聚集，但络绎不绝。

留言本上，有人写：“吃了你的喜糖，却没能参加你的婚礼。”

还有人写：“我们都告诉自己，坚持下去，才能让你、让我们都看见胜利的曙光。你一直都在！”

更多人则写下：“彭医生，一路走好！”

钟欣说，她会把孩子好好生下来养大，记忆里那个害羞的大男孩，期待当爸爸很久了。

“他会是一个好爸爸。”

彭银华（1990年12月-2020年2月20日），湖北云梦人，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协和江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为抗击疫情，推迟了自己和爱人筹备已久的婚礼，一场等不到的婚礼。

蔡利萍是武汉市第三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病区护士长，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清晰可见的疤痕，那是 2019 年 11 月她做颈椎手术留下的。

疫情来势汹汹，她还有一个月假期没休完就赶赴一线了。

她的丈夫是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

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

1月21日，武昌医院被征用为定点医院，所有病房均改造为隔离病房，接收发热患者。

第二天凌晨4点，蔡利萍接到丈夫的电话，成为定点医院之后，刘智明不能回家，就让妻子帮忙收拾一些衣物。

电话里，刘智明的呼吸有些急促，加上之前几天的发热，蔡利萍感到不安。

但当时新冠肺炎的症状尚不明确，两人并没有十分警觉。

1月23日上午，刘智明曾到隔离病房查看病房改造进度，与医生魏华在途中偶遇。

魏华回忆：“感觉他蛮累的样子。”

刘智明（中）生前工作照

那天下午，武昌医院开放的 500 张床位马上住满了病人——这也是医院住院病区的全部床位。

刘智明，就是这1/500。

当天确诊后，他挨个打电话给每一个接触过的同事，逐一询问大家是否健康。

他说，万一别人有事，他会很愧疚。

刘智明

4天后，蔡利萍所属的医院也开始正式接收新冠肺炎患者，她负责的是重症病区。

在这个被视为“离死神最近的地方”，她的手机里也全部都是坏消息。

“不好”、“很不好”、“越老越不好”……丈夫的主诊医生一直没有传来佳音。

刘智明与妻子蔡利萍的聊天记录

很多次，蔡利萍在视频中、微信里询问：“我来照顾你吧？”

可刘智明的态度一直很坚定，拒绝，拒绝，还是拒绝。

开始是宽慰着推辞，后来因为不能说话，便对着镜头摇头。

刘智明病重时，他的女儿曾在信中写道：

我真的真的很想你，想见你一面，你一定要好好回来，让我能够在你面前亲口说一句：爸，我爱你。

但最终，父女一场的缘分，还是在这个冬天戛然而止。

宫崎骏说得真残酷：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

可是这样的告别，太难了。

刘智明女儿的亲笔信

2月18日，在上了 ECMO（人工肺） 17 小时后，他还是没有等来转机，时年51岁。

离开之前，他留下的最后一条医疗预嘱是：如果万一，不要插管抢救。

因为，在没有层流病房和充足的人力配置的情况下，危重病人插管时喷射出的气溶胶和附着物，会给医护人员带来高危风险。

这样的后果，他不愿意看到。

去世3小时后，刘智明的遗体被送上殡仪馆的车。

蔡利萍哭喊着拍打车子。

蔡利萍送别丈夫刘智明

同事关于刘智明院长的追忆

刘智明有一个师弟，是先他一步殉职的医生李文亮。

如果不是这次疫情，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

与灾祸对抗的行为是伟大的，但牺牲对于生命来说就是终结。

如果可以，他们或许并不想成为英雄。

比如刘智明，原本，他可以只做蔡利萍“小肚鸡肠”的老公，磕磕绊绊走完余生；

可以只是关心儿女心事的好父亲，长长久久地目送他们长大，在某个清晨耳边传来一句：

爸，我爱你。

刘智明青年时期（后排右2）

刘智明（1968年12月28日-2020年2月18日），湖北十堰人，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在抗疫一线，用生命守护生命，以身殉职，是第一个因为新冠肺炎殉职的在职医院院长。

2月14日，官方数据显示湖北新增肺炎死亡病例人数为139例。

这其中有一对亲姐弟。

更早些时候，大年初三，他们的父亲撒手人寰；大年初九，母亲也走了。

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这次疫病。

弟弟名叫常凯，是湖北电影制片厂“像音像”对外联络部原主任。

常凯

除夕当晚，他退掉了在酒店预订的年夜饭，自己掌勺，除了在英留学的孙子无法返乡，一家人上和下睦。

那时他们尚且不知，这是一家人最后的年夜饭。

大年初一，常凯的父亲开始发烧、呼吸困难，老人走得匆忙，短短两天便离开了人世。

12天后，身心俱疲的母亲亦仓促离世。

母亲离开后，一直在床前尽孝的常凯夫妻也住进了医院。

垂危之际，他知晓自己情况不容乐观，写下遗书广告亲友和儿子：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

2月14日凌晨4点51分，常凯离世。

同一天傍晚18点30分，刘智明院长的同事、武昌医院护士柳帆也因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

柳帆时年59岁，原本已是退休的年纪，但因为疫情主动申请延期退休。

他们走后第二天，武汉下了新年后的第一场大雪。

又过了几日，人们发现，原来子随父姓、女随母姓——柳帆，是常凯的同胞姐姐。

常凯（1964年-2020年2月14日），湖北电影制片厂“像音像”对外联络部原主任。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与父亲、母亲、姐姐，一家四口相继染病去世。

2月6日的武汉，气温骤降，阴有小雨，格外地冷。

长江救援队队长张建民哭了一上午，老队长俞关荣走了，他心如刀绞。

长江救援志愿队发起人 俞关荣

十年前，俞关荣自发创建了武汉市长江救援志愿队，老朋友张建民是他的队员之一。

在这支队伍出现之前，江城平均每年都会发生100多起溺亡事故。

2010年到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每年60起左右，2014年，溺亡事故减少到了20多起。

近十年间，这支队伍的36个支队，1500多个志愿者已经搭救了超过700个溺水者，其中有200人是队伍发起人俞关荣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

由于卓著的贡献，这支救援队开始远近闻名，这些数据开始一次次被提起，而俞关荣总是会补充一句，他们是挽救了700多个家庭。

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他的家庭说起。

2005年，俞关荣的儿子在上班时搬电扇，意外触电身亡，年仅23岁。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坐公交车时哭、下雨时哭、半夜时哭，任由眼泪和鼻涕流下来，像一具行尸走肉。

他总想，如果有人给心脏骤停的儿子做心肺复苏，儿子可能就不会死了。

从此，“心脏复苏”成为他心里的一个疙瘩。

俞关荣

2009年，他开始筹建长江救援队，让队里人都喊自己“大磉哥”。

“磉”（ sǎng）是柱子底下石礅和垫脚石，寓意为中流砥柱，坚固、四平八稳。

但在2020年1月16日，湍流之中，这座石墩也撑不住了。

俞关荣高烧38.4℃，CT影像显示，病毒开始攻击他的肺部。但由于核酸检测试剂不足，俞关荣没有被确诊。

那一天，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为0。

7天后，他的病情开始加重，妻子王天蓉陪他再次入院检查。丈夫坐在板凳上，头倚着墙，呼吸困难。

发热门诊的医生让俞关荣打两天针，由于公共交通停运，他只能和老伴骑着共享单车去医院。

1月23日，俞关荣骑着车一口接一口地喘着粗气，一路摇摇晃晃，“像扭麻花一样”。

24日，平日里横渡长江、没有一根白发的他，已经没办法抬腿上楼。

25日，他告诉媒体：“一个多余的字，一个多余动作都能让人喘个不停。” 每一个字，都透着生不如死的痛苦。

28日，他开始走不动路。再后来，他连穿袜子、穿裤子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着老伴一天不如一天，妻子王天蓉无能为力，她说：“比自己死都难受。”

1月29日，在多方求助下，俞关荣住进了医院。王天蓉松了口气，“心里的铁坨掉地上了”。

她跑了3条街给老伴买面吃，但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再无相见。

俞关荣

俞关荣入院后，王天蓉只能凭借电话里的声音估摸他的状况，喘气声越来越粗重，说话声越来越微弱。

2月4日，俞关荣央求王天蓉给自己买成人纸尿裤。医护人员忙得没时间处理便盆，他不想再添麻烦。

70岁的王天蓉哭着去超市打听，如果不是丈夫的需要，她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最终，他没能等到纸尿裤送进病房。

2月6日9点30分，俞关荣不幸去世，时年71岁。

俞关荣生前游泳照

按照俞关荣的遗愿，领回骨灰后王天蓉会把他洒在龙王庙外的江水里。那里位于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生前他常常在这里游泳，也在这里挽救了很多生命。

俞关荣大半辈子都在救人，汶川地震、映秀地震、“东方之星”轮船失事……只要有救援活动，都会有他的身影。

他说：“我不可能看到一条生命在我面前消失。”

但是，在他71岁这年，自己的生命消失在了武汉的滔滔江水中，随着历史的推移，渐渐散去……

他走后，网友赋诗悼念：举杯聚首无来日，来世重逢酒已凉。

字里行间都透着钻心的落寞，像这世间的很多人：没了，才知道什么叫没了。

俞关荣（1949年6月17日-2020年2月6日），长江救援志愿队发起人、前队长。热心公益，半生救人无数，但救人难救己，不幸感染新冠肺炎，不治去世。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门口，有一家简陋的副食店，从1月23日开始，已经停业一个多月了。

紧闭的蓝色卷帘门前，只留着一把木椅，等待着模糊的未来。

这把木椅，是副食店老板平时放在门前供走累的过路者休息的。

副食店门前的木椅

小店开了十几年，医院的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老板对谁都是一脸和气，憨憨的笑永远挂在脸上。

医生和护士们都是他的老主顾，有人开玩笑说他是“院外同事”。

老板离世的那天，疼痛科的蔡毅医生问了一圈，几乎每个人都跟他打过交道，有的甚至熟识，但没人知道他到底叫“林军”，还是“林君”，还是“林均”。

其实都不是，老板名叫林红军，“林君”是他的微信昵称。

他走后，几位文艺工作者，以他为原型制作了一部广播短剧，取名《凡人小林》。

广播短剧《凡人小林》

的确，无论在谁的回忆里，他都是公认的凡人。

医生们忙碌的时候，打一通电话，他就会推着东西，熟门熟路送给各个科室，遇到相熟的医护就打个招呼，率直的武汉口音，就像他憨厚的笑容。

过年的时候也不放假，吃过年饭就会回到店里，病人哪怕只要一根香蕉，他也会送上楼。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店里有几个N95口罩，自己不戴，有人要买也不卖。

医生们订吃食，他就把N95口罩一起塞进袋子里，他说：“我就是个开小卖部的，本事不大，只弄来20个。”

说完，仍旧是憨憨地笑。

几天后，他开始发热，因为没有确诊，他就把自己关在店里隔离。

1月31日早上，前去送饭的妻子发现他陷入昏迷，呼吸困难，借来轮椅，把他推进对面的急诊室。

有记者采访为林红军写悼文的蔡毅医生，“林君跟医院和医生们应该熟悉，是不是能得到相对好一点的治疗？”

得到的回答是：“这不存在，都一样。”

医生蔡毅撰文送别林红军

蔡毅医生在文章中写道：

“老麻醉科主任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床，这次疫情，老主任知道我难做，这是第一次为要床位向我开口，我当时实在没床位了，婉拒了。

顺口问了一下，是谁？老主任带了一句，小卖部的林军感染了，想问问你能不能安排一张。我想他那么年轻，也没怎么在意。”

在留观室住了9天，2月9日，林红军终于等来床位，但转院的120救护车直接把他送进了抢救室。

双肺全白，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医生们在忙碌中闻讯，惊愕又悲凉，但记忆里的那个“林君”，黑黑圆圆的脸上一直挂着笑意。

林红军（？年？月？日-2020年2月9日），武汉市鄱阳街18号副食店老板。开店十余年，常被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的医护人员称为“院外同事”，像罹难者名单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

截至2月26日，官方数据显示，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病例已经达到2747人。

国际卫生组织（WHO）说：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re are people, not number.（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生命。）

每一天变化的不是数字，而是生命。

每天清晨，武汉各家定点医院的墙脚都会多几支菊花，这座城市已经很久没有追悼会了，人们只能选择这种形式告别——沉默，又撕心裂肺。

武汉，湖北，中国，这一页的历史有无数家庭苦涩的眼泪。

这场灾难里，无论身处何地、何境，我们都不该是局外人。

如果没有对逝去的悲悯、对生命的尊重，或许很多年后，被记忆冲淡后的疫情会成为一场简单的胜利，我们的骄傲会多过于应有的反思，在更久之后，被重蹈覆辙的耻辱感狠咬一口。

​就像同样在疫情中去世的诗人游子雪松在遗作中写到的：

我们祈祷上苍，不如鞭挞自己的内心

给善良和弱势一些温暖，关注和庇护

也是给我们自己生存留下退路

请让我们醒醒吧，人类——

我们对于自然万物已负债累累

别让我们的子孙再重蹈覆辙，负荆前行。

诗人游子雪松

2020年之前，许多人或许不理解为什么总要说珍惜岁月静好；

2020年之后，许多人会明白“活着”对太多人来说已是一种奢望。

我们都是侥幸被厄运放过的人，身为幸存者应该重新检讨：到底应该怎样活着，才能让那些数字不仅仅是数字。

失去丈夫的钟欣说，她会把彭银华的故事讲给孩子听，爸爸是他最好的榜样；

刘智明的女儿正在临床医学专业读大一，师从父亲当年的恩师。在给父亲的信中，她写下：抱薪赴雪，义无反顾。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当年儿子走后，俞关荣把补偿款捐给了藏南的贫困小学，十多年过去，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

今年春节前，武汉鄱阳街统一更换了招牌，林红军的店名里有他孩子的名字。新招牌已经挂了上去。

2020年的脚步分外着急，命运在带走一些人的时候，匆忙得让人来不及告别。然后，就在某个平常的日子，太阳离开地平线，某个生命，告别武汉，离开人间。

说好要在长江边救更多人的大磉哥，走了。

说好回家再听女儿叫声爸爸的父亲，走了。

说好陪爱人到老的丈夫，走了。

说好疫情结束后就跟她结婚的那个29岁医生，也走了。

对不起啊，不能跟你结婚了。

保重啊，我先离开武汉了，不能陪你度余生了。

武汉的樱花，又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