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人如何“战疫”？烧房子，买老鼠，金庸把同学送上隔离船_风闻

时隔80年，白衣战士依然是战士

2020一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让巨大的中国停顿了下来，虽然要付出的代价不小，天天呆在家里也不舒服，但疫情还是得到了有效控制，避免了更大的，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各方媒体的报道中，常把抗击疫情比做战争——举国行动，全民参与，措施严厉，的确很像战时状态。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史无前例的，但实际上中国人经历过真正的战时抗疫！

80年前，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土狭小，资源不足的日本企图以低成本快速达成侵略目标，打起了细菌武器的歪主意。我们都知道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是干这个的，其大本营设在中国东北，但真正投入实战却是在浙江、湖南、江西等抗日主战场上。

▲731的“成果”，50式细菌弹

从1939年到1945年，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浙江、江西等省被感染者超过230多万人，死亡人数超过65万。

1939年6月，中日两军隔钱塘江对峙，钱塘江南岸的萧山与已沦陷的杭州隔江相望，因此萧山成为日军首先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目标。1939年6月4日,

日机在萧山境内投下有带菌的糖果、糕点等食物。几天后又在头蓬、南阳、义盛、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物，造成萧山东部流行霍乱，北部流行脑膜炎，南部流行炭疽病、疟疾、疥疮等，因传染病造成的死亡远远超过了枪炮。

1940年6月，日军再次策划实施细菌战，攻击目标为**“浙赣沿线城市”**，利用江苏句容机场，用飞机撒播鼠疫跳蚤（日军称之为“雨下法”）。首批攻击目标选择了宁波（港口）、衢州和金华（浙赣线交通枢纽）。

在9-11月间，日军先后进行了6次细菌武器攻击，10月4日，日机在衢县县城上空投下带有细菌的麦粒、黄豆、粟米、棉花和跳蚤等物，10月27日晨，宁波开明街一带被撒下带有细菌的大量麦粒和面粉，11月28日，日机窜入金华上空，撒播了大量“状如鱼子，具黏性，色微黄之小颗粒”。

日军在宁波的播撒尤为狡诈，先是在上午投下大量传单，写着**“重庆在闹饥荒 ,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 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然后下午“余粮”真的来了——大量面粉、麦粒从天而降，开明街上空顿时一片淡黄。

很快，当地居民就发觉跳蚤激增，两天后就开始有人死亡。死者家属反映，“患病期间均有高热 、畏寒、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症状”，尸体抽搐成一团，面部呈黑色，眼球突出，非常恐怖。当时宁波私立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对患者进了淋巴结穿刺液的涂片镜检，并进行了动物实验，确诊为鼠疫杆菌。

▲正在准备带菌食物的日军细菌部队

除了飞机播撒，日军还采取污染水源、投放带菌食物、给战俘注射病菌或强迫食用致病食物后释放等恶毒手段，致使大量中国人染上鼠疫、炭疽等烈性传染病，死于非命。一位名叫鲍威尔美国记者写道：“凑巧我这时去宁波，也在场……由于日军在当地进行了细菌战，中国农民就像毫无用处的小虫子，被杀死不少, 这事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

日军制造的鼠疫波及了邻近的奉化、慈溪、象山、江山、龙游、衢县等地，其中衢县成为重灾区，“疫情有如无羁之马，无一片净土，死亡累累，白天只见抬死人，晚间只闻啼哭声，疫势蔓延无止境”。

面对前所未见的细菌战，中国军民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同今天的医务人员、警察、社区人员、志愿者一样，在这个战线上进行了坚决而顽强的战斗！

▲框架虽有，但医护很缺，还需要国际支援

抗战时期的中国虽然仍旧贫弱，但也依照国外经验初步建立了一套卫生体系。最高卫生管理机关为内政部所属的卫生署，省有卫生处，市设卫生局，县设卫生院，军队有防疫大队（每战区一个），下设若干防疫中队和防疫小队，外加红十字会，基本框架算是有了。

最开始中国人对细菌战一无所知，但疫情蔓延的现实很快使抗日军民警醒，防疫体系开始运行。浙江数地出现突发传染病，浙江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大队长刘经邦迅速将相关情况写成报告，呈送省长黄绍竑，黄绍竑立即向重庆汇报。

很快，卫生署就制定了**《防制敌机散播鼠疫菌实施方案》，编印下发了《疫情报告方法》**等文件，各省也制定了相应的防疫措施，一省报警，全国戒备，日军再进行细菌战，多少会有所防备了。

虽然时代不同，但对付传染病的原则是一样的——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浙江省敌机空掷品紧急处置办法》规定，**“空掷物品如系棉质纸张五谷类物等，应由调查员立即用火焚毁，不得用手接触，掷下地点即用石灰一分、清水二分之石灰水喷洒，并通知县卫生机关；前项空掷物品中须注意跳蚤，如有发现应即尽量搜集、加封、保存、备检，勿使遗漏。”**这就是在控制传染源。

▲《新闻联播》中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馆

对于已经带菌的老鼠，则采取杀灭的措施，用毒药（DDT等）灭鼠最有效，但成本太高无法普及，所以当时的“笨”办法是“收购”老鼠，发动群众，老百姓只要上交死鼠就能按大约每只“大洋一角”的标准领到赏金，然后再集中焚毁。

保护易感人群的办法是打疫苗，但当时的中国生产能力差，疫苗数量有限，很难普及。以义乌为例，10月11日开始给居民注射鼠疫疫苗，但3天后就**“疫苗已近用倾”**，好多地方条件更差，别说疫苗，可能连卫生院也没有，无法普及。

所以，最有用，成本低，见效快的办法，跟今天一样，还是隔离，很多具体做法，大家看了也会觉得熟悉。

▲“衢县防护团救护队第六七号”红十字袖章

仍以义乌为例，1941年9月5日，一位名叫郦冠明的浙赣铁路员工在衢县疫区染上鼠疫，发病后乘火车回到义乌家中，第二天病重死亡，然后北门街一带开始出现鼠疫患者。

义乌县防疫委员会在调查了相差情况后，做出决定，下令将外逃的感染者追回。在相关档案中，不难发现诸如**“追捕疫病患者楼肇松”、“里塘金李恭宝妻及子死亡，其症状与城区疫病者同。****李恭宝逃至柳和乡，已通知柳和乡乡长迅将李恭宝追回送县”、“调查疫区户口及其附近户口……由警察局会同稠城镇公所于三日内负责追回逃出疫人”**等记载，可见力度不小。

隐匿疫情和感染者不报，将受到处分：

“隐匿不报者, 其家属及左右邻居各处以二十元以下之罚款。如不肯或无力缴纳者, 以一元易拘留一天，上项罚款改充防疫经费，并给以本会收据。”

▲水上隔离

控制了感染者，然后就是隔离和治疗。《浙江省防制鼠疫紧急处置办法》规定：**“疫区内应设隔离病院，舍甲部，凡系本病患者一律均需迁入治疗，另就适当地点设置隔离病舍乙部及丙部，凡在疫区内所发现之嫌疑病人一律迁入隔离病舍乙部，同区内之人民应一律迁入隔离病舍丙部。****”**凡发现昏睡髙热病人，必须送到隔离病院，确诊为鼠疫者都转入甲部，疑似病人和无症状者转入另两部，经治疗好转，出院时发给证书。

具体的隔离方案由各地自行决定，鼠疫重灾区衢州搞了一个创新——水上隔离。县政府把疫区的百姓集中起来，送到停在衢江中间的船上，一日三餐由专人划船送去，好似今天宅家点外卖一般，有效切断了传播途径。

▲罪恶的细菌战险些令一代巨匠陨落

文学巨匠金庸当时正在浙江上学，1940年他正好在衢州第一中学念书。日军空投了鼠疫杆菌后，金庸的同学毛良楷染上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等逃了个干净，只有金庸与班主任不顾危险，把同学送上了衢江的隔离船。事后多年，金庸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的说：“战争期间，唯一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但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如此“修仙”般的隔离，如果疫区情况太恶劣，老鼠、跳蚤太多，只好壮士断腕，把人迁出，挖沟筑墙，把疫区圈起来，然后一把火烧掉！

▲开明街现在是繁华闹市

但这里的鼠疫场遗址纪念碑在时刻警醒国人

宁波开明街一带由于是日机投毒之处，鼠疫高发，被列为隔离区。为了防止老鼠逃出，筑有3米多高的隔离墙，墙外还有1米宽，1.3米深的隔离沟。但即使如此也不解决问题，因为这里房屋简陋，地势低洼，非常利于老鼠和跳蚤繁殖，时间一长，高墙深沟也未必挡得住。

于是，宁波县第十九次防疫会议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焚毁疫区，以绝后患！

11月30日晚上7点，焚毁行动开始，周边断绝交通，消防队出动保护附近房屋，除了贵重、可消毒的物品可携带出来以外，其他一律烧掉。当晚，焚毁开明街疫区115户的137间民居，总面积5000多平方米，直到60年代，这里依然被叫做**“鼠疫场”**——为了打赢细菌战，中国人付出了自毁家园的代价！

同样付出了重大代价的，还有当时的医护人员。抗战的艰苦尽人皆知，经费、物资都要优先保证前线，能用于防疫的资源确实拿不出多少，不仅老百姓因为缺医少药大量死亡，医护人员也因为缺少防护而时刻遭受生命威胁。

在**《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一书中，记载了一位白衣战士刘宗歆**的故事。

刘宗歆，浙江上虞人，他的父亲曾希望他能成为一个金融人才，但刘宗歆却坚持学医，并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刘宗歆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曾工作于新四军后方医院，抢救了不少伤员。1941年6月，刘宗歆由皖南回到金华，担任第312医疗队队长和衢县临时防疫隔离医院医务主任，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扑灭鼠疫的战斗中。

刘宗歆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在义乌诊治鼠疫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一天半内服药者多治愈，二天后服药者多死亡），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就在这封信发出后几天，一位老太太前来为女儿求医，刘宗歆二话没说，叫上几名医务人员提起医药箱就走。

到了老太太家中，经检查后发现病人得的是凶险的肺鼠疫！由于缺乏防护（很可能连口罩也没有），又与病人有过近距离接触，刘宗歆不幸染疾，于1941年12月30日晚以身殉职，年仅29岁。1986年，刘宗歆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授为革命烈士，他的女儿女婿将书信捐赠给了南京市档案馆，其它遗物被收藏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像他一样的白衣战士有多少？难以统计！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他们在特殊战线上的英勇战斗，也许中华民族真的就被日寇的生化武器毁掉了，但我们总是有英雄！

在全国“战疫”的当下，翻开尘封的历史，回顾抗日军民在真正的战争中与真正的细菌武器进行的不屈斗争，别有一番感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每当面临“生化危机”时，中国人依然顽强，白衣战士，依然是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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