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确诊病例为什么会反弹？如何让统计数据更准确？_风闻

    2020年2月26日，湖北以外30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确诊病例出现了反弹，即在前几日逐日下降（31人、18人、11人、9人、5人）的基础上，又反跳到了24人（27日、28日又分别回到11人、9日）：

     这已经不是疫情数据经历了高峰以后的第一次反弹了。究其原因，无非是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在客观原因中，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对新冠病毒的特点、规律需要逐步掌握，但这不容易解释反弹的现象。本文主要探索可能的主观原因及其应对策略，特别是如何利用信息科技的辅助手段。

一、对问题的分析

（一）关键：发现并跟踪、控制病毒传染者

    中央已经明确：这场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作为总体战，正确、有效的决策，来源于及时、全面、准确的信息。与任何战争一样，信息战是总体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信息战包括信息的收集、处理、决策、分发、控制与反馈等各环节。其中，信息的有效收集是后续一切工作的基础。所以，也可以说，信息战又首先是情报战。

    将疫情防控比作是阻击战，一个重要含义是指：此战矛盾的焦点之一，是发现并切断病毒源。在国内，病毒源在1月份已经很明确了：主要在湖北、武汉。1月下旬春节前武汉封城后，武汉及湖北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遗憾的是，封城前，仅武汉就流出了500多万人，潜在的风险非常大，即使这些人过了14天观察期，与其密切接触者，可能依然情况不是很明朗。加之春节以后第一批隔离期后，逐步恢复的复工潮，新的一大波人员流动正在进行中。潜在的威胁依然很大。

    现在，湖北每天新增的病人还是以数百计，2月27日湖北新增病例还有318例。问题是：这些新增的病人是从哪里来的？以武汉为例，据报道，这些病人的分布状况，不是集中，而是散点式的，“呈点簇状扩散”，新增病人散布于武汉的十三个行政区内。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武汉哪个区都不能先行放人出门。武汉市是散点式，那么各省、各地市、各县呢？所以中央判断：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就全国而言，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发现、跟踪、控制疫情爆发后，与离开湖北的人员，以及与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过的人员。对此，2003年抗SARS的经验，今天并不能直接适用。因为新冠病毒的隐蔽性极强。研究病毒扩散的客观因素（客观规律），主要是医学专家的事。其他人目前可以有所作为的，恐怕就是研究如何克服负面的主观因素对疫情的影响。

（二）有哪些负面主观因素？

    一个主观因素是：盲目乐观。很多人陶醉于湖北省以外新增病例所谓的趋近于“0”的增长，将控制性的全面复工误解为：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了，这非常危险！好在中央领导很清醒：“防控正处在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故“盲目乐观”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主观故意隐瞒。即：（疑似）患者和有关单位、地区的层层刻意隐瞒。最典型的是，号称社会最安全的角落——监狱也有罪犯感染了！本来有监狱感染也无须过分惊讶，但蹊跷的是：三个省（湖北、山东、浙江）5个监狱的疫情，是在2月21日几乎不约而同地同时报道出来的（即2月20日那波反弹），怎么这么巧？说这些是“七分人祸”也许过分，但不得不令人深思。

（三）为什么刻意隐瞒疫情？

    其实，分析刻意隐瞒疫情的动机并不难：除了侥幸心理外，个人患者（或疑似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主要是出于对集中隔离、收治的恐惧：怕再也回不来了！而有关单位、地区的刻意隐瞒，则很可能是层层传递的巨大责任压力导致。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经验表明，如果要求下级上报信息，同时上下级存在博弈关系的话，上报信息的主观故意失真是难以避免的。

    也就是说：要求个人、下级单位主动、层层上报的管理方式，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上级会非常被动，一旦时机延误，后果不可设想。上述监狱的数字就是教训。

（四）验证手段

    问题的关键是：对刻意瞒报，我们是否有验证、管控的手段？可以证明，依靠信息科技手段，可大大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二、 发挥信息科技潜力的分析

 疫情发生以后，很多信息科技企业，包括中国联通等通信运营商在内的中央企业，利用5G、大数据、云计算、无人机、区块链等手段，为疫情防控一线的疫情信息统筹、科学研判、巡防预警、物资运输、复工复产等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但遗憾的是，这些作用还没有得到进一步充分的发挥，还有些法规的限制，特别是没有引起各界、各级领导与社会的高度重视。

    截止到2019年末，我国移动通信用户数多达16.32亿，移动通信渗透率（普及率）为114.4%。在中国的流动人群中，即除了幼童，几乎人手一部手机（甚至不止一部），故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基站定位、APP（位置共享）、通信塔杆/视频监控/人脸识别、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主动地获取相关信息。举几个场景：

    场景一，针对有疫区经历、疑似患者接触史的个人，不必被动地等其个人主动上报（当然能主动上报更好），而可以根据其行动轨迹，形成针对每个人的、精准的主动追踪流程（针对个人也许比较敏感，我们下面再探讨）；

    场景二，春节后，假定某办公楼已开始复工上班，但突然从某一天开始，该办公楼的手机信号突然消失了，则各级指挥部可以判断：该楼很可能发生了疫情，单位领导已经把人员都疏散了（如改成远程办公等）。而不用等待层层上报。没有收到报告，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缓报、瞒报了。可以立即派人去定向核实。

    场景三，某小区住宅楼，突然从某一天开始，白天也出现了很多手机信号（与晚上基本相同），则可能该楼是被封了，可与场景二同理处理，而不需要被动地等待下面的上报。

    当然，上述三个场景只是抛砖引玉，只要大家重视了，肯定还会大量涌现其它场景的需求。

    在目前的抗疫战争中，通信疫情大数据平台可用于总体或局部流动人员疫情扩散情况分析，以及个人“自证”无疫区行程（以短信方式查询本人前14天内到过的停留4小时以上的到访地），还不允许防控人员主动、准精地“出击”，去捕捉可疑的“目标”。

    这在技术上不是主要问题，在以往针对极少数人的案件侦破中，均有用过这些技术手段。只不过在破案时，工作方案是经过审批的，不需要考虑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关于个人隐私保护问题，下面还会讨论。

    用基站定位，精度大约是几十米，在有5G基站的情况下，精度会更高。装载GPS或者北斗系统的智能手机，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十米以下。加上大数据（含社会关系等）分析手段，定人、定位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可以更高。

    通信运营商的大数据，因其全面性、精确性、实时性和动态性等，是比较理想的，但如果可以联合其它行业，例如：整合公安、交通、电力、水务、燃气等系统，以及互联网企业的大数据资源，则效果会更好。

    当然，电信运营商等信息部门的支持，只是相当于空军，这种“空军”只是提供信息支援，而让这些信息落地，形成闭环流程，则需要依靠地面部队，尤其是各网格的力量。

    本世纪初，如何了解我国18亿亩耕地控制红线的执行情况，曾经也是摆在当时各级领导面前的一道难题，最后是靠遥感等信息科技手段解决了问题。

    验证手段的作用，既是验证本身（不能造假），同时也可以起威慑作用（不敢造假），即使不全面使用，也有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充分利用信息科技的手段，助力疫情阻击战的胜利，特别是在精准搜集疫情动态信息、助力地面防控人员主动“出击”方面。

    事实上，报道中已经有了一些精准跟踪成功的案例，如：1）上海市与海关、交通等部门合作，追踪到了宁夏境外输入型病例在沪的63名密切接触者；2）李兰娟院士称：近日正在用大数据技术梳理感染者的移动轨迹，追踪人群接触史，已成功锁定了部分感染源及密切接触人群。但这些案例都没有披露详细的技术细节。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大家不能放开手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限于“个人隐私保护”的政策法规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在保护个人隐私的条件下，达到信息收集的目的，可以有很多技术手段。尽管如此，法律导向、法律环境仍然是需要探讨的。

    法律问题需要慎重研究，容笔者下次撰文与大家一起探讨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隐私保护政策。这里可以先提示的是：疫情就是战争！战时体制与平时是可以不一样的。大敌当前，在国民、乃至全人类生命的挑战面前，法规是手段，**不是目的！**当然，法定程序是要有的。

    今天早晨，在本文快要完稿时，看到了一份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严格疫情防控有关要求的通告》。该通告要求有关各方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管好自己的人、守好自己的门。……。尽快查明原因，加强源头管控，争做“零感染”单位。等等。

    这些要求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细，但遗憾的是，这些要求，基本上都是用网格化方式层层分解到了各单位（到人）、各区域（到门），都是在地面上做文章。在目前未被发现确诊或疑似的人员还处于自由状态（即未施行全面的封闭式管理）的情况下，光靠出入登记、体温检测等地面拉网式排查的方法，能否真正杜绝“漏网之鱼”？这是个问题。时间一长，基层工作人员必将不堪重负，容易松懈。

    现在急需的，是“空军”的信息支援，广大在地面的“陆军”同志们打得太艰苦了！

  （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信息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