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风烟》：土改历史的文学书写——土地改革运动文学札记之一_风闻

长篇小说《山谷风烟》，陈残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西元1979年10月出版。

这是一部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西元1952年广东西江南岸山区某县，从土改工作组进驻云峒乡开始：

面对山乡村民们因不了解、害怕而形成的冷淡、躲避，工作组人员分头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与贫苦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赢得他们的初步信任。工作组及时召开全乡大会，启发贫苦农民诉说“流离失所，朝不保夕，无数人卖儿卖女，家散人亡”、“吃稀粥，吃狗蓢（野生植物土茯苓），吃黄狗头（野生植物狗脊）”的苦难，激发他们对地主和国民党反动官府的愤怒。同时，解散暗中庇护地主的旧乡政府机构，收缴旧民兵组织的枪支，将乡政府的大印收回，由此解除村民们的疑惧。

接着，土改工作组帮助农民积极分子成立农民协会，支持农协组织农民斗争逃亡了的恶霸大地主刘耀庭、徐润山的家人，迫使他们赔退一部分剥削之财，解决了贫苦农民迫在眉睫的生活和生产困难。

与此同时，由农协出面，号召、组织村民“自家带工具，带伙食，从早到晚，热热闹闹地干着”，把各村的河堤、陂头（一种农田水利设施）、水圳（水沟）都修好了。“这些被看做散沙一样的单门独户的贫苦农民，刚刚觉醒起来，串联起来，就在斗争中和集体劳动中显示出了生气和力量。”

春耕时节，由农协组织成立“一个暂时代管地富耕牛的小组”，对鳏寡孤独和老弱派人代耕，“缺口粮、缺种子、缺牛工的都得到解决，缺劳力的困难户也得到了帮助”。村民们在“农协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土改队的协助下，生产情绪很高，生产进度很快，谷雨之前就插完了秧，连芋头、花生、木薯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作物都种下了，打好了一个生产胜仗”。

土改工作组和农协积极分子还在对村民做细致工作的前提下，召开“报上当”村民大会，鼓励一些村民“自报受骗上当的事实”，揭露一些地主、富农在土改开始前，用拉亲拉故、小恩小惠、软化收买的手段让人代藏财物，以及造谣、污蔑共产党以恐吓村民，等等阴谋诡计。通过这些，教育、团结了广大村民，打击、孤立了反动地主、富农。

在将广大群众团结、发动起来的基础上，进行了全乡的“划阶级”，确定了贫雇农、中农等受苦群体和地主、富农等剥削阶层各自不同的阶级成份，明确了土改的帮助对象和斗争对象。随即，对地主、富农的财产进行没收：“各个村子早已组成了没收队伍，在农协委员的率领下，在农民的簇拥下，兴高采烈地拥向地主家去，将耕牛、农具、家私、衣物通通没收，富农的多余房屋也征收，加以清点和登记。”

随后，进行土地改革的主要任务：分配土地。首先举行了乡农民代表大会，确立了分配土地的原则、思想、政策和办法。然后农协骨干和农民代表分头回村里串连，组成分田小组，召开老人会、妇女会、青年会等等，向村民讲解政策，打通思想。根据“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满足贫雇，发展生产”的原则，通过田亩定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自报公议等一系列工作，完成了土地的平均合理分配。分田后，“镰刀声和人们的欢笑声在田野中洋溢。欢笑声不仅是因为有一个好收成，而且主要是土地还了家，庄稼汉真的成了土地的主人。”

之后，没收的耕牛、农具、房屋、衣物等，也在土改队的指导下、农协的具体工作下顺利地分配给了贫苦农民。

在这些过程中，工作队还带领翻身农民抓获了逃亡的反动乡长徐田和恶霸地主刘耀庭、徐润山，分别交由农民大会诉苦、斗争，彻底打破了反动阶级的反扑幻想，坚定了广大农民翻身作主的信念。

土地分配完成后，在区委的指导下，土改工作队的协助下，云峒乡进行了民主建政：全乡选出七八十名人民代表，包括贫雇中农代表和乡村教师、小商人、店员等各界人士代表，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了乡政委员候选名单。通过广泛发动群众，用投豆子的方法进行民主选举，选出了乡政委员，成立了翻身农民自己的乡政府。

最后，全乡农民们和土改工作队集会欢庆，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和农民翻身作主的实现。

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到，它是用文学的笔法，记载了基层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全过程，堪称文学性的土改历史的书写。

小说中云峒乡的土地改革运动，不是土改工作队包办代替，而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每做一步都先经农协骨干讨论，再向农民征求意见，统一思想和方法后才具体施行，真正是一场群众性的翻身运动。土改运动的进程，是广大贫苦农民获得解放、建政作主的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借用毛主席的那句诗来说，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

小说作者陈残云，西元1950年担任华南文艺学院秘书长时，率部分学生参加了保安县的广东土改试点；西元1951年11月，又率领部分学生前往广东云浮县参加土改运动，他参加县委工作，兼任第四区区委书记并领导了该区的土改。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这两次实际的土改工作，显然为他创作这部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

作者在小说中真实展现了解放前贫苦农民的生存状态：大多数贫苦农民不但没有田地，就连“上山开荒，庄稼有收成了，立刻又有人来要租钱”；农民辛苦劳作得到的口粮无法维生，“大葛（野生植物木茨），狗蓢（野生植物土茯苓），黄狗头（野生植物狗脊），都是我们山里穷人活命的宝贝”；国民党乡政权与大地主勾结，向农民勒索“壮丁费”，交不起“壮丁费”的农家子弟被绳捆索绑地抓去当“猪仔兵”（国民党兵），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还不起地主高利贷的农民被迫交出自家仅有的小块口粮田，或者被迫让女儿到地主家作婢女抵债，有的人家的女儿被迫嫁给地主的残废儿子，还有的甚至被转卖到其它地方……这些，正是土地改革运动产生并在较短时间内席卷全国农村的重要原因。

小说中的土改工作队，面对着土改对象设置的重重障碍：“地主阶级解放前就很注意我们的土改政策，他们利用农民没有文化，不会看报纸，不知全国的天下大势，趁机进行拉拢欺骗。有的把自己的土地廉价出卖，甚至无代价地赠送农民；有的把自己的婢女送给老实的贫农做妻子；有的借钱给别人不要利息；有的拉亲拉故，小恩小惠，送东西，赠礼物，把自己的财物让人代藏；总之是想尽一切办法软化收买。还有的造谣恐吓，暗访毒箭，把共产党诬蔑为杀人放火，公妻共产，奸淫劫掠，无恶不作，比强盗土匪、贪官恶霸还要坏。解放后，他们指使自己的打手爪牙、狗腿、土匪，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出来拥护人民政府，伪装积极，我们的人眼睛不亮，情况不了解，受了蒙蔽，就让他们控制了乡村的基层组织。”这些是地主阶级运用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对社会革命进行的本能的阻挡。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次村、乡斗争恶霸地主的大会，由遭受过地主迫害、压迫、凌辱的“苦主”当面控诉、揭露，提高广大贫苦农民的思想觉悟。被启发、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自然就能击破反动阶级对土改革命的阻挡。

小说细致详实地描写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具体步骤。比如“划阶级”，首先由土改工作队向农民协会的骨干讲解人民政府的基本政策：“强调斗争划阶级，不是静止的和平划阶级。但容许申辩和上诉。确定阶级的准则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而不是看政治表现和生活的好坏。因此，要摆事实，算细帐，容许本人申明情况，不服的可以向法院申诉。”具体的实施由农协为代表的广大贫苦农民主导，先“划自己”，贫农、雇农、中农自报，大家议论、评判，通过后出红榜，两榜确定；再“划敌人”，富农、小地主、中地主、反动地主，也是自报，由农协评议，确定后出白榜，出两次白榜后，由区委批准，第三次白榜公布确定。地主家有劳动的小老婆、姊妹、妻子定为劳动人民身份。

又比如“分财物”（将没收的地主、富农剥削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土改工作队宣布的政策是“填坑补缺，满足贫雇，反对平均主义”，具体做法是“小组自报，民主评定，中农也一样自报，评定时要有所照顾，让他们也能分到东西，翻身大家翻”，并启发农协积极分子“关键是骨干带头，大公无私，阶级友爱，团结互让”，从而使工作顺利进行。

这些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具体过程都采取了“个人自报，大家评定”的方式，既实现革命的民主，又提倡先进分子的大公无私，生动地反映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的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真谛。

小说中写到在斗争地主大会上，曾遭受过地主压榨、凌辱的农民诉苦诉到伤心激愤时，忍不住对地主斥骂、打耳光。农民激愤之下的这类自发行为，客观上也打下了某些顽固地主的嚣张气焰，对此，土改工作队不予鼓励，一般情况下也不过度制止，如有过激失控则予以阻止。

这部小说还将笔触延伸到了山乡农村土改运动之外。书中写到，农协骨干刘二柱、朱石刚等人受土改工作队指派，到肇庆去收缴恶霸地主徐润山之弟、资本家徐润富窝藏的地主金饰、田契，并清算他“在村里却是尖酸刻薄，对农民有许多剥削”的账，他们在招待所里看见“各地乡村来追查疏散财物、追要余粮的农民兄弟和土改干部都很多，招待所人来人往，挤拥热闹”。他们根据“我们不能破坏工商业，但资本家的地租剥削，封建剥削，必须清算”的原则，责令徐润富退赔地租剥削所得，徐润富软磨硬拖，刘二柱等当即将他捆绑起来，要带回村里斗争，周围的店员、市民了解情况后也纷纷谴责、告诫他，徐润富只得照数赔了一万斤谷子的钱。另一次，刘二柱和土改干部一起到广州去领押外逃地主并调查相关情况，在向路遇的一群孩子打听地址时，“孩子们都知道，近来有不少农民进城来抓走逃亡的地主，他们似乎想到这两个农民伯伯是来抓地主的，等着看看热闹”。这些描写，折射出翻身农民新的精神面貌，反映着新中国之初“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气象，也为小说中云峒乡的土地改革运动添加了必要的广阔历史背景。

这部小说中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细腻清新的白描手法中展现的。小说结构严谨，情节生动，人物语言和景物点染富有浓郁的南粤气息。小说文字朴实，从生活的平凡中展现刀光剑影、社会波澜。

小说在平实的叙述中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云峒乡土改工作组，干练的组长冯均，活泼的大学生周燕，书生气的大学生胡镜泉，文质彬彬的中年教授杨士伦，等等；农民积极分子，勇敏的刘二柱，沉稳的徐胜，老成的刘三公，果敢的刘东仔，刚强的林少芬，等等。其中，着力塑造了冯均和刘二柱这两个土改队员和翻身农民的代表人物。

冯均是区委委员、云峒乡土改工作组组长，“在东江纵队当过手枪队队长，枪法好，人有点粗鲁，却爽直大方”。书中写到，他初到云峒乡，为震慑旧乡政权民兵队长，“拔出一支长杆左轮，仰高着脑袋寻找猎物，忽然看见一只白色松鼠，隐蔽地伏在树梢上，他悄悄放了一枪，枪声响处，松鼠落地”，显示出不事张扬的英武之气。他吃苦耐劳，善于工作，住在贫困的刘二柱家的牛棚里，同二柱一起上山采掘，用朴实的道理启发二柱的阶级觉悟。他思维敏捷，处事果决，粗中有细，放手培养和支持刘二柱等积极分子，通过他们发动群众，因势利导团结教育群众。在他的帮助下，刘二柱等农协骨干逐步成长起来，成为土改运动的主力军和乡村新政权的领导者。

“在苦海里长大”的刘二柱，父亲给地主扛木头时压伤咯血而死，哥哥被国民党乡公所拉去当了“猪仔兵”，妹妹被地主拉去作婢女抵债并转卖到邻县荒僻山区。刘二柱“满腔仇恨，迫切地要求翻身，分土地，报仇消恨，但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穷人家人心不齐，没有扯旗人，合不成力量，斗不过地主恶霸，平常不敢讲话”。在冯均的启发、鼓励和帮助下，在带头斗地主、组织修水利中，二柱“逐渐懂得概括一些杂乱的意见，和处理较为复杂的事务”，成为贫苦农民的“领头人”，被选为云峒乡新的农民协会的主席。经过土改运动的磨炼，他在云峒乡农民积极分子中第一个入党，最后当选为乡党支部书记、乡政府委员、乡长，成为“翻身农民的一面旗帜”。

小说还描写了许多贫苦农民的命运变迁。

竹坑村的朱细芳是贫家的女儿，因家里欠债还不起，被迫嫁给富农刘耀南的驼背儿子以“顶债”，她“既干着粗重的农活和繁杂的家务，又常常挨公婆斥骂，简直是个奴才，几次想出走，又无路可走，只有忍气吞声地活下去”。在土改工作队支持下，她终于离了婚。离婚后，“细芳不是若干年前那种畏缩的、愁眉苦脸的、见了人就害怕的可怜样子，而是变了另外一个人，聪明懂事，开朗愉快，而且好像比从前更年青，更可爱”。她与朴实勤劳的退伍军人结了婚，开始了真正人的生活。

乌石村的树嫂，丈夫给地主当长工而累死，她“一双手要养活自己和孩子两个人”，“身子磨得瘦弱了，孩子还是半饥半饱”，“如今对人对事灰心冷意，只愿养得活孩子就算了，不想干别的事，说起斗地主、分田地，也是很冷淡，不相信分得了地主的田”。她原来连名字都没有，土改工作队来后给她取名林少芬。她逐渐参加到土改运动中，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妇女工作积极分子。她第一次主持“报上当”村民大会，“面对着站满坡地上的热烈的群众，感到很兴奋，被阳光晒红了的端庄的面孔，露出欢荣，并不显得局促和紧张。她大声地宣布开会，说明了大会的意义，号召众人大胆的自报受骗上当的事实，对地主阶级揭露。说得很有条理，头头是道”。最后，这位解放前“受损害受欺侮的卑贱的妇女”，被选为云峒乡副乡长兼乡妇女主任。

朱细芳和林少芬，她们人生的“枯木逢春”，昭示着土地改革运动不仅给广大贫苦农民带来政治和经济上的翻身，也促进了人的解放。

这部小说中许多细节描写，充满生活气息，于平实淡然中刻画人物性格、心理，烘托时代气氛，意蕴深厚。例如，讲述刘二柱兄弟俩与朱石刚、朱细芳兄妹一同在县城逛街：

朱石刚用“转建费”给妹妹买了一双咖啡色胶鞋。细芳没有穿过像样的鞋子，脚板又大又厚，第一次买了新鞋，兴致勃勃地穿了起来。 “大柱哥，”细芳欢声地问大柱：“你怎不替二柱哥买一双新鞋子？” ……二柱说：“我的脚板很粗，穿上鞋子恐怕不会走路了。” 细芳道：“你这一说，倒说得我的脚趾发痛。” ……走着走着，细芳忽地将鞋子脱掉，挽在手上，笑说：“二柱哥说得好，还是光脚走路痛快。” 石刚说：“你留着，有喜庆的事儿再穿吧。” 细芳说：“还有什么喜庆的事儿？” 二柱说：“分了田，不是大伙都喜庆？” 细芳欣然道：“是啦，那时定有许多喜事。” 众人走着谈着，高高兴兴地回到招待所。

这一段对话中，刘二柱的憨直朴实、朱细芳的天真欢快情态跃然纸上，农家子女因贫困而养成的不穿鞋的习惯所体现出的辛酸，与他们对翻身解放后将来生活的喜悦憧憬，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部小说中写到，云峒乡在建立新的由翻身农民组成的乡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共青团支部，加强了农民协会、民兵组织和妇女会。这一系列组织机构，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政权。党、政，青年、妇女、全体农民，加上农民自己的武装，政权管理全面覆盖。这是中华文明制度发展中的一次伟大创新。中国从商、周时期的封建体系，到秦以后的郡县体系，国家治理触角逐步下伸，体现着文明发展进步的过程，但一直未能伸展到乡村基层，这既会产生基层“乡绅治理”无法避免的侵害农民的弊端，又使国家的社会基础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导致无法有力回击西方群狼式“文化”的攻掠。新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种解决，就肇始于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