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为什么抄作业都抄不好？_风闻

 昨天早上醒来，全球股市一片惨绿。

全球资本市场开始认真的对待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的可能性。

（世卫组织最新全球疫情地图）

这几天疫情发展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中国境外的确诊病例数呈指数上升，而且最近几天的新增病例绝大多数都是来源于本地接触（而不是中国或者国际性的接触）。

（中国境外确诊病例按确诊日期的人数及来源，红色是与中国接触，蓝色是国际性接触，绿色是本地接触）

这意味着在这些地区和国家，大概率还有更多（甚至多得多）的已经被感染的人群存在（要么无症状，要么尚未来得及被确诊）。

早在一个多礼拜之前，在很多朋友对于疫情控制越来越乐观的时候，在很多朋友对于发达国家的体制和能力还有着蜜汁自信的时候，我已经非常担心今天的局面了。

群里的各种讨论涉及大家隐私，我就不发了，随便放两张自己的朋友圈。

我当时的核心观点：

这次的病毒非常的危险，主要在于隐蔽性（无症状传染）和高重症率（挤兑医疗资源），所以在强力管控下以及相对充沛医疗资源下的湖北省外的暂时的良好情况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

外国的情况，会比中国危险，即使是发达国家，原因恰恰是因为病毒的上述特点，正好击中了发达国家体制的弱点。

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欢较真，我先替你们把可能反驳想好了：

假阳性：俗称的“狼来了”或者“坏掉的钟一天也能对两次”。

两面下注：曾经的经典骗局，给大量公众寄信预测第二周股市涨跌，一半预测涨一半预测跌，然后第二周给预测正确的那一半重复上面的故事，几周之后最后剩下的公众会认为你是股市之神，之后怎么收割大家都懂。

模糊预测：常见于所谓神奇的预言家，比如笔者小时候很火的查诺丹马思，比如推背图，做出模糊的、可几面理解的语言，怎么着都能蒙中。

到底是不是，大家自己判断。

**不过这不影响下面我要讲的道理。**这些道理，来源于我多年在伦敦为欧美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咨询的亲身经历，来源于我在顶尖500强外企长期管理亚太区尤其是日本业务的亲身经历。

这些道理，并不是简单的强调我们体制的优势（虽然这点没有错，我们应该有制度自信），而是更深一层的剖析发达国家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想强调，策略也好，体制也好，好不好，都取决于具体的环境。没有永远最好的生存策略，只有当下是否合适的生存策略。

如果用五个字来总结我的观点，那就是：祸兮福所倚。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恒纪元的最佳策略，用在乱纪元会是灾难。

如果用大家更加熟悉的一个概念来总结，那就是：创新者的窘境，或者说，为什么勤勉的市场领导者会没落？

我来具体解释一下。

发达国家社会的第一个相关特点，是承平已久。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30年里，除了少数几次恐怖袭击，发达国家的社会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环境下。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谁都希望生活的安全可靠的环境里。这也是发达国家的生活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但是世界上就是福祸相依。

承平已久的社会，从民众到社会机构到政府，对于突发的危险这种小概率事件完全没有心理上的准备和认知。

大家知道，人类的大脑，并不是完全理性的（更精确的说，是非常不理性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对于小概率事件的认知和处理。

具体来说，人类，包括绝大多数职业投资人在内，对于小概率事件的主观认知，基本上只有两种模式：

应激模式，将事件纳入思维雷达，主观概率远大于客观概率；

忽略模式，将事件排除在思维雷达之外，主观概率为零。

而且即使对同一种小概率事件，人类也经常会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非常容易受到舆论和信息（而不是事实）的影响。

举个例子。平常大家开车的时候，基本不会考虑自己出车祸的可能性（忽略模式），所以该怎么开就怎么开。但是如果亲眼目睹了一场车祸，或者在网上看到了一场惨烈车祸的报道，可能会进入应激模式，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开车会小心翼翼，虽然实际上自己出车祸的客观概率并没有改变（在不考虑行为变化的情况下）。然后一段时间之后，车祸的记忆淡去，再一次回到忽略模式，该怎么开还是怎么瞎JB开。

回到疫情。因为被传染的概率其实很小（在湖北之外基本都是万分之一以下的可能性），所以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理性的去正确感受被传染的概率的，所以在任何一个具体的行为决策上，只能采取“极度怕死”（应激模式）和“完全不在乎”（忽略模式）两种心理模式。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决策领域（比如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消毒、要不要点外卖、要不要出门溜达等等）的决策，也经常互相矛盾、来回反复、完全没有逻辑和理性可言。

这反应在公共认知上，就是疫情初期的麻痹大意。各国在有着极大信息优势（都知道新冠的可怕之处和特点）之后抄作业都抄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承平已久的民众和政府，需要身边真实的可怕案例（而不是远方的统计数字，无论该数字在专家看来多么的可怕），需要身边媒体的密集鼓噪（而媒体报道什么又取决于民众希望看到什么，这点不用跟我争论新闻自由，不接受反驳），来从忽略模式切换到应激模式。

所以大家会看到，作为专家的WHO一再的发出警告，却被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政府和民众所忽略。一直到几天以前，大家基本都认为，新冠肺炎只是中国的事情。

那些预言者呢？会被当做傻子和疯子，会被当做危言耸听，会被正在狂欢的群众不屑一顾甚至恶语相向。即使在发达国家。

这就是人性。真实的人性。

发达国家社会的第二个相关特点，是流程导向，而不是结果导向。

与承平已久相关联的，是发达国家社会非常缓慢的变化速度（以中国的标准来衡量）。

不管是英国还是日本，一般人的生活，是年复一年的重复。

前两年我带女儿回伦敦，发现将近20年过去了，伦敦市中心的街道面貌基本没什么变化。不光是没有什么新的高楼，而是那些餐馆、咖啡馆、超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基本都没有什么变化。都是熟悉的品牌，熟悉的店面，有的店内部装修和布置都没有变。

在工作上，中国的小伙伴们，如果两三年没有晋升或者调岗，就会觉得老板是傻逼；如果三五年不跳槽，感觉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而发达国家的同事，在一家公司里工作十几二十年，甚至在同一个岗位上工作十几年的，比比皆是。中国的小伙伴们的薪水5-10年差不多都会翻番；发达国家每年的调薪幅度，基本都在0-2%。

所以《传奇动物城》里的那只树懒，是完全源于生活的现实。所以伦敦的地铁里一部扶梯坏了可以修半年，所以在伦敦给水电煤气和电信公司打电话，经常要在线上等候半个小时才有人理你。

在这种生活节奏下，这这种高度成熟的、缺乏变化的环境下，很多事情按部就班去做就好。所以流程会高度成熟且基本被优化，所以一般人，不管是公司职员还是政府官员，按部就班去做就好，只要遵守流程，最后的结果基本就不差。而瞎JB折腾，反而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同样对于决策流程来说，做的慢一些，多些时间来收集信息，多考虑一下，多给利益相关者反馈的机会，通常不会耽误什么事情（反正节奏都很慢），但是会避免错误。所以大家看到发达国家的政策流程，都会觉得很透明、很谨慎、程序很科学（请注意这些都是对决策流程而不是决策结果的描述）。

年复一年下来，整个社会的文化，就是流程导向，就是程序正义。大家的共识，就是每个人只要遵守流程就好，尤其是对自己的要求。

大家注意一点，在稳定的、变化缓慢的社会里（类似于恒纪元），上面的文化和共识，包括相对缓慢和谨慎的决策过程，是有效率的，是优化的。这能减少合作和监督的成本，带来社会效益的更大化。

而且这样的生活，对于一般人来说，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节奏慢变化少，所以基本大家都不用加班，不用996，下班了也不用担心老板的追魂夺命call。

因为节奏慢变化少，所以没有什么好焦虑的。因为做不做，做多做少，结果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不用太纠结孩子升学（反正一般人也上不起好的私立学校），不用太纠结买房（反正一辈差不多也就一套房，房价变化也不大）。

所以大家的心态都很平和，所以整个社会彬彬有礼。在中国开车横冲直撞见缝就插的人，在欧洲日本开车也会谦谦君子礼让他人。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会很轻松。

但是当环境变化的时候，当那颗小行星撞到了尤卡坦的时候，恐龙们的痛苦也就来了。原先的优势、原先的正确策略，成了新环境下的致命阻碍和包袱。

新的环境，不能再遵守过时的流程，而是要根据结果，不断的去试错去迭代。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尤其是互联网从业者。

但是流程导向的社会文化不会那么快变化。每个人依然只对自己的流程负责，每个人依然不愿意996。

结果？那是什么鬼？反正流程对了结果肯定对。结果不对？那是你搞错了，我们再走一遍流程就行。

所以当年BP漏油事件出来之后，BP的CEO想的不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是“把我的生活还给我”（give my life back）。对他来说，这份工作只是工作，他只对投入负责（我工作了多少小时，开了多少会，做了多少事情），不对结果负责。很快他就求仁得仁了（被解雇了）。

这种心态，我在大外企的欧美日的同事里，见得太多了。

如果是疫情，会怎么样？会是日本政府的各种骚操作。下了病毒公主号的人，即使是阴性，按照现在中国的做法以及专家的共识，都应该隔离14天（因为刚刚与确诊者密切接触，即使不考虑错误的被诊断为阴性的可能性）。

而日本政府的决策是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于是大家（一定包括一部分，甚至很多，已经被感染但是还没确诊的人）开心的去吃寿司，去逛街，去回归生活。病毒从此龙归大海。

那么日本政府做这种操作的逻辑是什么？据厚生大臣解释，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计算新的隔离期，所以就不隔离了。

那位视频爆料的日本传染病专家，那位参与过SARS、埃博拉、以及很多其他传染病战役的日本专家，在钻石公主号上呆了一天就被赶了下来，因为他对于官员们提了不少专业意见。

解决不了问题，就假装问题不存在。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在发达国家也一样。

这就是人性。真实的人性。

发达国家第三个相关特点，是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强调。

说实话这个词我翻译的可能不是太好。英文更加贴切，sense of entitlement。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大伙儿都觉得，我得到什么，不管是工作、薪水、带薪休假、安全的环境、个人自由等等等等我现在有的东西（或者媒体告诉我我应该有的东西），是应该的，是天经地义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是谁提供的，谁花了多少成本，我不care。我只知道我应该有。

这样的心态，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享受的相对富足、安全、稳定的生活。Again，这是一种大家都想要的奢侈品。

在相对富裕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中国的90后和00后，也比70后和80后更加的重视个人感受，也更加觉得美好生活的天经地义。

比如下面这个段子：

60后：什么是离职？

70后：为什么要离职？

80后：收入不高我就离职

90后：领导骂我我就离职

00后：领导不听话我就离职

当然西方的天经地义的心态，远比中国严重。而且这和历史和文化有关系。

在灾难到来的时候，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补天，是治水，是移山，是填海，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去战天斗地，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而西方的集体记忆，是独自逃亡的诺亚方舟，是依靠向神邸来祈祷、献祭、贿赂从而变成天选之人的苟活。

这在平时还能得过且过，毕竟还能不断的分蛋糕（关于更多分蛋糕的讨论，请看这里）。

但是到了危机关头，这大概率会延缓、阻碍必要的措施的实行。而在指数式爆发的疫情面前，每一天都是那么宝贵。

**前面说了这么多，那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发达国家会尽快吸取教训么？**疫情最后会不可收拾么？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取决于病毒变异的速度（据说伊朗病毒的致死率超高），更加取决于各国多快能够反应过来，取决于国际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是精诚合作还是以邻为壑。

对于短期的未来，我不乐观。

人类对于突发的悲剧，心理转化是要经历一系列的过程的。

（人类心理转变五部曲：震惊、否认、愤怒、妥协、接受或者抑郁）

武汉封城那两天，对大家来说是震惊期和否认期（大家还记得当时有多少老人拒绝戴口罩么？）。

之后被关在家里的14亿人民进入了愤怒期，大家经历了歇斯底里的情绪发泄，4S、红会成为了集火的目标，最后以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达到了高潮。

再之后是妥协期，大家逐步开始考虑经济上的损失，要求复工的声音多了起来。

现在已然到了接受期，或者说是嘚瑟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作死了。

而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现在还处于震惊期和否认期。有些suppose应该领导世界的国家还在不停的对别的国家落井下石。叠加发达国家上面提到的相关特点，疫情在短期内被控制住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对于长期的未来，我还是乐观的。**当然这个长期会非常长。能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其实也有幸生活在一个承平已久的环境里，只不过我们的生活在快速变化（基本是往好的方向改变），所以我们也缺乏对于危机的正确认知。

几乎在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造成了当时全球17亿人中约5亿人感染（三分之一的中奖率）以及大约5千万到1亿人的死亡（死亡率10-20%）。

对比一下，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现在的死亡率是5%（34691确诊，2043死亡）。在湖北之外，死亡率是0.5%。

这可能大致可以对应国外成功应对和不成功应对的两种情形下，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所以说，新冠肺炎，最后大概率不会比西班牙流感后果更严重。PS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其实并不是在西班牙开始或者爆发的特别厉害，只是因为西班牙不是一战参战国，所以国内媒体审查的比较宽松。流感的最初爆发地之一其实是美国堪萨斯的军营。所以说舆论权是多么的重要，不然脏水在一百年后还会在你身上。

而在西班牙流感爆发之前，持续四年的一战已经造成了3000万人的伤亡。

在西班牙流感之后，人类还经历了大萧条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美国股市跌去九成，GDP总量腰斩而不仅仅是增速降低），还经历了伤亡更大的二战（总共9000万人的伤亡）。

但是二战结束75年后的今天，人类的人口增长了4-5倍，人类的整体生活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足。

以史为鉴。瘟疫、饥荒、战争、死亡的末日四骑士（想知道末日四骑士有多可怕？请看这里）在未来二三十年也许会来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频繁，我们的世界，大概率会进入一个更加危险的时期（具体的分析，请看这里）。

但是五十年后的世界，大概率还是会比今天更加的富足。人类的未来，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