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主义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传统_风闻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经济利益的驱动进一步激起舆论的鼓噪。在1898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哥伦比亚大学奥斯古德教授和布林莫尔学院安德鲁斯教授提出了“帝国”理论，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帝国，将会把文明、和平、自由和繁荣撒向世界各地。显然，这是为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寻找历史根据，并且这种声音成了这次会议的主导。

扩张主义是美国立国200 多年来自始至终、根深蒂固的传统。1776年美国建国时，仅有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13块原英国殖民地。现在美国国旗上13道红白相间的条纹即其象征。1781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与英国人谈判，要英国承认这13个殖民地（州）独立，还要英国让出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到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片土地。美国寻求建立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帝国，为此运用战争、谈判、购买等种种手段，先后经历了7次大扩张，从英国、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罗斯等国手中获得大片土地，直到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这就是星条旗上的第50颗星。

美国从建国之初的13个州发展到现在的50个州，历经多次领土大扩张。图为美国领土扩张示意图。

“天定命运”论是美国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第一任国务卿和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把美国的扩张标榜为“自由帝国”的发展。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在既有扩张事实的基础上，于1845年正式提出“天定命运”论，宣称“上帝将整个北美洲赐给了美国”。事实上，在此之前，扩张主义已经深深浸入美利坚民族的骨髓。很多美国人认为，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天选之民”，肩负着向西部扩张、传播民主制度的“神圣使命”。这种扩张主义的主张与共和的理念尴尬并存并随时间而消长。一方面，美国作为一个共和政体的主流叙述一直存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家战略越来越具有帝国主义特征。美国内战爆发前的几位总统如杰克逊（Andrew Jackson）、波尔克（James Polk）、皮尔斯（Franklin Pierce）都是狂热的扩张主义者。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适者生存”论也是为美国扩张张目的思想根源。在1815年至1860年的西进过程中，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人没有其他人种的“道德缺失”，美利坚文明具有先进性、优越性，他们更了解如何拓荒种地，必然遍布天下，而任何阻挡美利坚民族扩张的力量都必须予以铲除。1830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美国政府使用武力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赶出他们的土地和家园，迁移到千里之外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荒山野岭之中，以便为向西部扩张的白人移民让路。

为美国商品寻求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是美国扩张主义的重要动力。1848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获得加利福尼亚，终于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大国。此后，国内曾出现一次争论，核心是美国是否需要继续扩张到北美大陆之外。随着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为了寻找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美国开始大力推进海外扩张。1890年，曾任美国海军战略学院院长的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Mahan）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认为美国必须建立一支能进行两洋作战的现代海军，并在海外拥有海军基地，使之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对外贸易的保障。之后，美国开始重视海军建设，海军力量不断壮大，成为对外扩张的强大实力基础。

在1893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历史学家特纳（Fredrick Jackson Turner）宣读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他认为，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年来，北美开放的边疆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个性，保障了美利坚民族的繁荣，铸就了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男子汉气概；而边疆正是美国社会的安全阀，取之不尽的土地使得美国避免了其他民族所无法回避的阶级和种族冲突。特纳进一步认为，到了1890年，随着美国国家人口统计局宣布西部边疆已经关闭，美国向美洲大陆西部的殖民扩张已经终结，美国需要新的扩张途径，这样才能避免未来的经济冲击，保持美国作为“机会之地”的民族特殊性。也就是说，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进行海外扩张。

189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经济萧条，商界领袖意识到美国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超出国内市场的购买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扩大国际贸易。伴随经济萧条而来的是美国国内的劳工运动和全国性罢工风潮，对此，美国统治阶级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视线，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1898年，为了保护本国的商业和贸易利益，美国最终宣布对西班牙开战。美西战争结束之后，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关岛、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成为名符其实的殖民帝国。

经济利益的驱动进一步激起舆论的鼓噪。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大辩论，核心问题是美国是否应该占领菲律宾群岛。在这场争论中，美国重量级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大多选择支持政府的扩张政策，他们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社会支持扩张主义的舆情。此时，美国三大学术团体（美国历史学会、美国经济学会、美国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学会）主动出击，组织研究团队，为国家献计献策。这些学术团体认为，他们对知识的掌握，可以为国家政策的讨论提供知识的铺垫，并最终影响讨论的走向。他们走出象牙塔，与普通大众一起对政治议题展开激烈的、感情冲动的讨论。

例如，在1898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哥伦比亚大学奥斯古德（Herbert Levi Osgood）教授和布林莫尔学院安德鲁斯（Charles M.Andrews）教授，分别发表了有关美洲殖民史的“帝国”理论，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帝国，将会把文明、和平、自由和繁荣撒向世界各地。这些知名学者，显然是为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寻找历史根据。

在这次年会上，力主帝国扩张的历史学家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包括哈佛大学的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耶鲁大学的鲍德温（Simeon E.Baldwin）、芝加哥大学的加德森（H.P.Judson）、西储大学的伯恩（Henry E.Bourne）、芝加哥大学的麦克马斯特（John Bach McMaster）。鲍德温和麦克马斯特都认为扩张与美国的历史发展是一致的，美国宪法并不排斥扩张。鲍德温认为，经济利益是美国扩张政策的首要推动力，理想主义与传播基督教文明是第二位的。麦克马斯特是一位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历史学者，他发表的有关美国历史的大量著作中，一直支持具有征服和扩张性质的战争。他建议美国应给予在美西战争中所取得的领土以殖民地待遇，认为殖民地和美国本土都会从这种关系中得益。加德森在评论中对麦克马斯特大加赞赏，认为美国应该建立帝国，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以便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哈特完全赞同鲍德温和麦克马斯特的观点，认为美国早就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殖民国家”。他认为美国已经仿效了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模式，例如，美国政府在新墨西哥派驻管理印第安人事务的官员，在利比里亚和萨摩亚派驻了管理殖民地事务的官员。

还是在这次年会上，反对殖民扩张的声音受到压制。当美国著名宪法史学者、反帝国主义同盟成员、1896—1897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斯库勒（James Schouler）反对对殖民地实施赤裸裸的暴力政策时，哈特立刻跳出来与他对阵，将反对的声音压制下去。哈特早已公开表示支持对殖民地的“铁腕统治”。同样，当哈佛大学历史学家麦克文（Silas M.MacVane）表示反对对殖民地的战争政策时，立刻遭到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时任助理国务卿摩尔（J.B.Moore）的批评。摩尔批评麦克文的观点既缺乏“历史性”又缺乏“现实性”。在这次年会上，支持帝国主义扩张的学者的观点明显占了上风，与此相关的话题就是讨论其他殖民国家的历史，借以帮助设计和执行美国的殖民政策。很显然，美国的学术精英主动承担起为政府扩张主义政策提供历史经验的“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于1917年派远征军入欧作战。一战导致欧洲的衰落，美国摇身成为世界强国。到1920年，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建有海军基地，在波多黎各有驻军，在巴拿马运河入口处安置海岸炮，珍珠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母港，美国亚洲舰队的司令部就设在马尼拉。美国在海外的长期驻军已经遍布半个地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头号超级大国，其扩张政策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再到社会文化，已经无孔不入。在21 世纪的今天，美国不仅在全球五大洲四大洋有驻军和基地，美国的扩张已经超出全球，延伸到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