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历次采访与毛泽东对外话语的传递_风闻

196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龚澎陪同

张虹 · 2020-02-26 · 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1期

       一、从“个人历史”到“伟大事业”:1936年一次重大的外宣活动

　　恩格斯说:“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手那里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对外宣传活动不仅要向外界宣传中国革命，还要应对外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评说，更在一开始就有了把自身革命与世界局势相联系的自觉意识。1936年斯诺到保安的成功采访，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中共中央打的是“有准备之仗”。斯诺前往陕北前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问题清单。之后，斯诺于1936年4、5月间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十几个问题，涉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可以回应国际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还能把中国共产党对内政外交的看法告诉世界，广泛促进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人民的友好关系。1936年5月初，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的红军东征回师。在5月8日延安县交口镇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返回瓦窑堡的途中，毛泽东接到了斯诺的问题清单。为了商量对斯诺所提问题如何答复，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进行了讨论。会议的中心主题是“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当时负责报告和总结的是分管外交的毛泽东。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报告斯诺问题和准备的答复，第二阶段为与会者讨论。毛泽东在最后的发言中说，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只能说日本侵略各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关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将来根据双方利益得到解决，并尊重他的利益。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进行的一次广泛、具体的讨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的会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对斯诺采访如此重视，从斯诺本人的记者经历和他在学生运动中的表现来看，他既是一个秉持实事求是、专业素养极高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个对深处战乱的广大普通中国人民怀着强烈同理心的同情者，是一个报道陕北情况的理想人选。斯诺来华任职《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就广泛游历中国大江南北，目睹了战时中国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期间，他报道了“一二·九运动”，并保护被搜查的学生。早在这时，斯诺就对访问川陕苏区的友人表达过渴望去往苏区的心情。1936年3月斯诺尝试西行，但最终没有到达苏区。随后经宋庆龄引荐，张学良派人护送，马海德医生陪伴，于1936年7月到达中共中央在陕北的驻地保安。7月13日傍晚，毛泽东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本日到达保安的斯诺，对他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并出席了14日举行的欢迎会。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第一次正式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斯诺按照问题清单的顺序对毛泽东作了如下提问:苏维埃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总方针;苏维埃政府在国际上如何区分敌我;苏维埃政府是否会承认北京和南京政府所签订的条约;苏维埃政府是否会承认外国产权和外国投资，对它们的政策与国民政府有何区别;苏维埃政府是否允许外国人传道、办学和经商;中国对美国政府和群众目前的期望;中国对英国政府和群众目前的期望;中国苏维埃政府会不会被苏联控制;中国与各国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可能性。毛泽东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内容和结果，站在抗日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把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详细回答了斯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侵略者，愿意同一切不反对自由、独立、平等、领土完整者建立友谊关系”，“中国愿意与各国建立经济、文化的关系，也欢迎外资”，“美国政府与中国绝大多数利益并不冲突，苏维埃政府愿意与美国建立反法西斯太平洋战线”，而且“与欧美国家一样，独立之后的中国与苏联也会结成联盟，不会受莫斯科控制”。这次谈话的核心要义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是反对战争挑衅的民族之战，也是为了世界及国际和平的正义之战，中国期望欧美国家能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毛泽东尽可能利用时间与斯诺会面交谈。斯诺在延安期间，除了7月下旬至9月中旬去前线采访外，毛泽东几乎每天与他会面。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集中在五个问题上:7月16日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7月19日至7月22日谈内政问题;23日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谈联合战线问题;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生平和红军长征史。毛泽东向斯诺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历史，其中关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艰苦经过和长征的曲折历程，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外系统梳理，当时延安内部正在编写的红军长征史还没有完成。在对斯诺详细描绘了红军长征的全景后，毛泽东说:“长征的胜利首先是因为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我们拥有优秀的干部和骨干领导;第三是红军战士的勇猛战斗;第四要归功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周恩来对斯诺说:“无论红军走到哪里，首要任务都是在群众中宣传我们的革命理念。”红军对斯诺说，他们所到之处人民都称他们是“穷人的军队”。毛泽东笑言，这就够了!毛泽东说:“长征的宣传作用是巨大的。云、贵、川的工农群众以前不知道红军，不知道我们的革命理念，但是长征之后他们了解了。革命的火种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被播撒，并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也是为什么斯诺能在《西行漫记》中总结红军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的原因。

　　除了武装宣传之外，毛泽东对长征是“溃逃西窜”还是战略转移的问题也做了详细的解释。“共产党从几百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然而坚决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几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最后到1930年已经成了政权的争夺者”，南京政府不得不进行一再的围剿。从决定“举国大迁移”开始，到“大渡河英雄”，再到“过大草地”，再加上具体而触目的统计数字，红军在毛泽东的叙述中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幅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也徐徐展开。至此，长征的两个目标，整顿军心和战略转移，全部实现了。毛泽东是长征的亲历者，对斯诺的这种口述，回顾了长征的艰苦历程，对长征历史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成为长征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形象的塑造和对外话语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还通过斯诺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像。当时，外界流传着关于毛泽东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认为他能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有一条消息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则强调他是一个发疯的狂热分子。在与斯诺深入接触后，毛泽东认同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坚定人们对中国革命事业之信心，有必要向大众系统介绍他们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的个人传记，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系统地、完整地对别人讲述自己的历史。在对斯诺的讲述中，一个社会革命家的形象跃然而现:一个有坚强的意志力、有力的、进取的、有决断的人，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从“个人历史”到“伟大事业”，从“我”到“我们”，从“年少时让所有中国人都吃上饭”的朴素愿望，到“立志为大多数中国穷苦人民谋得幸福”，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改造中国和世界，毛泽东对个人的讲述是从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到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盛衰的客观史料记载。

　　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传递:1939年延安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抗战显像

　　1939年9月下旬，斯诺再赴陕北。毛泽东于9月24日再次回答斯诺提出的问题。如果说1936年斯诺采访毛泽东是在长征后的保安，那1939年斯诺与毛泽东的再次相见则是在抗战中的延安。战时的延安，中华民族全民奋起抗战，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也刚刚全面打响，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正在加快形成。毛泽东见到斯诺的第一句话就是:“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自从你一九三六年访问我们以来，我们曾竭力在各方面求进步。给我们以时间，如果我们能保持现在进步的速率，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就可有一些东西给你看了。”斯诺自认为，1939年的采访并没有把他以前所记录的印象增添多少，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毛泽东有什么改变。“他的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除了观察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状态，此次采访斯诺用巨大的篇幅记录了延安的抗战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抗战显像。毛泽东希望斯诺知道的是，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国内的完全动员和“重要的外国援助”为基础。

　　毛泽东强调:“在革命的现阶段，第一重要的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斗争的长期历史中，红军的发展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也没有利用叛变势力的巨大的实际政治经验，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一切其他支部都鲜有关系。中国的政论家、传教士以及其他亲华的人们，都在尽力说服世界，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共产党”。但是，在建党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守一大信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发展了自信和独立的判断。对于外界质疑毛泽东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这可以使那些想以亲华而反斯大林出名的自由主义者解决感情上的矛盾，那么就让他们爱怎样便怎样叫好了——只要他们能努一些力去阻止美国的武装日本，并援助中国和八路军争取胜利。”毛泽东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我们决非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课题有两个主要的目标。第一个包括要实现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另一个是社会革命。后者必须做到而且完全做到，在目前那革命是民族和民主的性质，但到了某一阶段之后，它将转变到社会革命……一半国家已经殖民地化了，而其余的一半也受着同样命运的威胁。中国经济仍是半封建的性质。那些作着相反的幻想而企图在中国创立法西斯主义的人，是一定连他们的脖子也要折断的。”毛泽东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具有世界大战性质的战争，将会使亚洲人民群众得到了武装，锻炼，政治经验，组织自由，和使国内警察力量严重的削弱，并为革命势力取得力量作好了必要的准备。”毛泽东相信中国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这是从客观经验中发展出来的，是苏联人没有的。“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赢得农民”。

　　对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诚意，毛泽东说:“我们打了十年战争，就是为了建立这种诚意。”他们的斗争是对付“反革命”的国民党，因为它反对民主而要求独裁。无论如何，“和他们‘联合阵线’的要求是赤诚的，民主运动也是诚意的，因为适合目前形势的客观现实”。对于民主运动，“不仅日益普及于工农之间，而且普及于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科学家、政治家、军人、作家和教师等。这种运动当前的阻碍是陈旧的政治制度。问题在于怎样改造这种政治制度，因为除非政治制度改造了，除非民主实现了，胜利是不会有的”。在这里，毛泽东认为:“抗战和民主是一柄刀的两面。”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无误地描画了内战停止、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存在，而且在民族联合阵线中增强的未来轮廓。毛泽东预言，如果某些条件做不到，战争将是长期性的和艰苦的，而且一定是历史上稀有的例子之一，仅仅依赖军事斗争，决不能获得迅速而容易的胜利。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正确估计中国自己的资源、人力、物力，如“加以革命方法的动员，必能保障巨大的持久力”，而这帮助建立了更坚定的民族自信心。

　　斯诺根据再访的素材，记录下了全民抗战元素给延安带来的新气象和新变化。他写下了延安的工商业面貌、新闻出版面貌、音乐艺术面貌，包括延安的女子大学、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和乡村选举等等。斯诺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军民的“鱼水关系”，和游击战略战术的作战效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显像产生了广泛的传播效应。此外，配合这一时期的多种宣传手段，一是报纸杂志和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外文著作。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和《列宁选集》16卷本等马列丛书以及经济、军事、哲学和文艺等方面的著作，和外国记者的作品，诸如《西行漫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等，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力，还为中国共产党切实有效地推动对外工作，进一步深化与促进党的宣传提供了保障。二是对外宣传的保障部门，比如承担了大量外事接待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延安交际处。三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研究部门。例如处于外事工作前沿的南方局，通过与英美记者的联络，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使皖南事变公诸于众。还有延安的日本问题研究会，通过对一手资料和对方政治军事的深入剖析，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重要参考，还逐步发展成为智库型机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是出于自身的革命战略转变的需要。虽然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仍然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的根本方针和把“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相区别”的区别对待理论为更加灵活和实用的对外政策奠定了余地和空间。另外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宣传工作。无论是把西方记者和美军当做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传声筒，还是出于宣传根据地建设和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的目的，从记者们的报道著述和美军观察组发回国务院的报告来看，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这场宣传战中完胜。抗日战争时期，斯诺对延安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了大量报道，国民党政府对此非常不满，曾经取消斯诺的记者特权。皖南事变后，斯诺从新四军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处了解到实情，由于无法通过重庆的新闻检查，斯诺就从香港发出多篇电讯，报道了事变真相。由于这些客观报道，斯诺在重庆的同行全部受到查问，国民党政府再次取消了斯诺的记者特权。1945年，蒋介石拒绝斯诺入境。再加上“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时期，受到《美亚》事件蔓延的影响，斯诺被指控为“《美亚》集团”的核心成员受到出境限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再次来到中国。

　　三、斯诺访问新中国与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思考

　　毛泽东对斯诺的信任从革命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三次访问新中国，毛泽东不只一次对斯诺讲:“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斯诺1936年秘密进入苏区时，毛泽东就告诉斯诺张学良已经和红军达成协议，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迫使蒋介石结束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消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斯诺从党内局势到新中国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到“个人崇拜”、从台湾问题到中美关系无所不谈。除了信任，还有尊重。斯诺能够准确记录并传播毛泽东的对外话语，他曾经感谢毛泽东“捍卫了他的独立见解”。毛泽东希望斯诺“保留自己的看法，最好是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他并不期望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同意他所讲的。这与斯诺专业记者的身份和价值不谋而合。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与斯诺谈国际局势与中国现实。针对西方舆论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解读为“好战”，并认为中国会发动侵略战争甚至核战争的评论，毛泽东表示:“这些人要打开地图看看，中国并没有侵占任何西方领土，也没有用军事基地去包围西方国家。”他还对斯诺说:“希望在我不太老之前，到美国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中畅游一番。”又补充:“华盛顿(美国政府)不能同意我去波达麦河，我只在密西西比河旁游游。”出于职业记者的敏感，斯诺意识到毛泽东在暗示中美关系的前景。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曾经在1957年美国《外交》季刊上发文认为中国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在竞选总统时也露出要改变对华关系的端倪。所以斯诺在采访结束后怀着一丝希望去约见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多年时间，美国政府对新中国一直抱有公开敌视态度，斯诺关于毛泽东谈话的转述和促进中美关系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视。

　　斯诺再次访问新中国是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这时中国经济刚从困难中复苏过来。斯诺作为法国《新直言》记者来到中国，在各地访问了三个月，当他从外地回来后，与毛泽东再次恳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们谈话的范围涉及“山南海北”，其中特别谈及改善中美关系的问题。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指出:“历史的各种力量终究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拉到一起来……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发生战争。”毛泽东还对斯诺讲，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的改善“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当斯诺请毛泽东对美国人民说几句话时，毛泽东要斯诺转达他对美国人民的敬意，并希望他们进步。毛泽东与斯诺的这次谈话被刊登在巴黎《新直言报》、东京《朝日新闻》以及德国、英国、意大利的报纸杂志上。但是美国各大报纸，包括《纽约时报》都拒绝发表这篇谈话。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曾在1957年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员代表团谈话、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谈话以及同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屡次重申，“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不同于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尤其“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在1960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斯诺向毛泽东介绍了美国当时在大选中对肯尼迪和尼克松关于马祖金门问题的辩论，毛泽东表示，这是为了“争选票”。而且，毛泽东希望美国人明白:“整个台湾地区，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金门和马祖，都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的现状核心问题不在于蒋介石，而“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具体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和时间点，毛泽东说，“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而且“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合很长时间”。而中国共产党对台湾问题的严肃立场，斯诺作为“作家”在前期周恩来总理的列车上已经明白，直到美国认识到“台湾之于中国，就像夏威夷之于美国一样”，否则美国记者将不被欢迎到新中国来。

　　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是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在中国停留了六个月。1970年10月1日，在检阅国庆群众游行的天安门城楼上，斯诺夫妇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同毛泽东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合影留念。一周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合照，报纸右上角的《毛泽东语录》栏内刊登了一句话“全世界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为何要对斯诺给与如此高的礼遇时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这实际上是向世界发出一个确实的信号: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实现中美关系的缓和。基辛格后来回忆:“那个信号太隐晦，以至于我们这些粗糙的西方大脑完全没有理解其涵义。”

　　毛泽东与斯诺于1970年12月18日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当斯诺问到会不会允许像尼克松这样一个代表垄断资本家的人来中国时，毛泽东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说:“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说:“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1971年4月30日才由斯诺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公开，但其谈话内容很早就传到了白宫。毛泽东一直信任斯诺，并通过斯诺传递自己的对外话语。而尼克松在几天之内就得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外话语的传递是积极有效的。

　　四、结语

　　斯诺作为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老朋友”，其历次采访与毛泽东对外话语的传递本质上就是对“延安故事”、“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故事”的成功讲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通过灵活的外交方针和主动的宣传策略，成功搭建了“延安故事”的脉络和框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让外界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时，特别重视讲“中国与世界的故事”、“中国与世界一起发展的故事”、“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结合的故事”等，使得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坚决立场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决心为世界瞩目。而斯诺本人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的专业素质，先进政治思想和独到见解，以及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作出的努力，使得他本人成为了毛泽东对外话语传递的有力媒介。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有准备”的对外策略、“有选择”的对外话语传播媒介、“有层次”的运用方式方法对我们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毛泽东通过斯诺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在封锁中联通了中国共产党与外界。毛泽东与斯诺对话的几个时期，都是苏区和新中国面临着严重新闻封锁的时期。无论是国民党和西方国家报纸上关于苏区“赤匪”的“恐怖故事”，还是新中国带着“枷锁”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外界对中国共产党都充满迷惑和恐惧。而随着冷战的进一步深入，西方当权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更希望听到的是新中国的坏消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斯诺等人积极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竭力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发出信号，打破信息壁垒，为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理解和支持。第二，向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意义。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成功开创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十分重大。毛泽东在对外话语传递的过程中，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风景独好的革命乐观主义，一方面并没有拘泥于中国革命经验，而是用更广阔的视野建构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话语，倡导和平，倡导尊重和平等相待。

　　毛泽东曾就斯诺关心的新中国未来这一主题说:“现在中国20岁以下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打过一次杖，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帝国主义者，也从来不知道当权的资本主义者。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一点直接知识，父母可以讲给他们听，可是听讲历史和读本书，跟生活在其中总不是同一回事。”以毛泽东对外话语传递为代表的现身于国际交往空间的“历史”，除了引发人们对过去的不断关注外，其本身就可以在学术参与和理性疏导下作为一种公共历史文化，来推动个体的自觉性。在新时代，虽然信息畅通无阻，但是西方的舆论控制和媒体倾向比革命年代的新闻封锁更甚，再加上对外宣传和话语建构的过程中与西方政治价值和话语体系的碰撞，对党和国家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在与斯诺谈革命事业接班人时提到，要懂马列，更要教育人民大多数，团结多数人。当话语传播的载体和渠道在信息激烈博弈的时代被放大，在开放的国际社交网络语境下建构基于价值认同的官方、民间舆论场域，也可以成为在跨文化交流中消解冲突、实现话语体系相通共融的有效途径。